要想更好地理解东亚地区民主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该地区权威政府的本质，这是一个发展模式问题。东亚地区的民主不能以非洲或中东的权威政权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与中国作一番比较。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东亚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对该地区民主发展来说既有好处，也是挑战。

在各自的早期历史上，东亚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日本和韩国都发展成为质量较高、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发展出与之对抗的法律与问责等制度之前的几百年间，他们早已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认同。正如我在《政治秩序诸起源》一书中所言，按照韦伯的标准（客观的增补机制、精英型管理体制、统一的行政管理等），中国是第一个发展成现代国家的社会，时间始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

现代自由民主制包括三套制度，即国家、法治和责任机制。国家集中并使用权力强制执行其意志，法治和责任机制则限制国家权力。自由民主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通过法律和选举机制保持国家权力与权力制衡部门之间的平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都是十分危险的。同时，羸弱或运转不灵的自由民主国家也无法为民造福。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秦、汉、隋、唐、明等王朝的法典都属于制定法的范畴，是根据皇帝的行政命令制定的。中国也没有创建正式的责任制度。在欧洲，国家权力最初受到早期法律的限制，后来又受到组织有序的社会行为体的制约。对现代国家较早的巩固，使中国政府几百年来可以阻止各种新兴社会行为体的出现，防止其挑战国家权力。

中国的治理方式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借鉴模式。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国家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继承了儒家关于中央集权和精英官僚制度的传统。在面对西方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这些传统都遭到破坏、更改和取代。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一种高度机制化的行政模式重新在这些国家出现。其他地方的新兴民主国家通常比较虚弱，缺乏行政能力。东亚民主国家与此不同，可以维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府。

一些权威国家是“发展性”思维

在工业化的影响下，新兴的社会行为体，如资产阶级、工会组织和学生等，在日本、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政府权力进一步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这也使得民主政权得以发展，本土的社会行为体能够独自制约国家的权力。这一特殊的机制秩序对当代政治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首先，权威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几乎全部出自东亚。20世纪后半期，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和大陆，都在权威政府的治理下获得快速发展，许多东亚权威政府的统治者专注于发展问题，为以后的民主化创建了一个稳固的平台。其次，这种发展模式使许多东亚国家能够制定有效的工业化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些政策掌握在一个不善治的国家手中，它必将陷入政府寻租（rent-seeking）和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的泥潭。最后，东亚的自由民主制的质量不同于欧洲、北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日本是东亚最早进行民主化实验的国家，但其民主制至今仍与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有所不同。第一，日本政府控制政治体系。第二，一党独霸（自民党）的统治状况在1955—2009年几乎从未中断。第三，日本并未发展出一种西方式的反对派政治文化。

然而，东亚的新兴民主政体比日本更显“西方化”，如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反对派一方，反对派政治文化更为浓厚。即便如此，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仍有一股支持日本式一党独大的政治暗流，中央集权式官僚制度的影响依然很大。在很多方面，东亚民主制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不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而在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与此前的新加坡一样，中国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它的经济如此成功，东亚及地区以外的国家竞相复制中国模式的部分经验。

要真正理解中国模式，我们需要正视一些概念上的误区。首先，我们没有分清不同类型的非民主政权之间的重要区别。从常识的角度讲，多数人可以接受仁慈的独裁统治。例如，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和金正日领导的朝鲜具有明显的道德差异。然而，当代比较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王权和暴政的区分，因而无法将那些为更广泛公众利益服务的非民主政权准确归类。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些权威国家是“发展性”思维。换句话说，他们力求促进经济发展。

东亚政治体制面临发展考验

“责任”一词日渐趋于特指程序性责任。但是，仅从程序的角度而非从实质性结果的角度界定责任，会在两个方面产生问题。第一，从实际治理情况来看，一些程序上负责任的民主政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第二个问题特别适用于东亚。尽管王朝时期的中国没有法治或正式的责任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但道德责任是该国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核心。儒家思想的本质是用来调试统治者行为，并引导他们关注被统治者利益的道德规范。当然，完善程序性责任的理由也有很多，最基本的是信息问题。即使一个专制统治者十分仁慈，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和选举等正式程序，他或她怎么知道民众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以国家现代性的三条标准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权威政府，即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增补制（recruitment）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与其他权威政府相比，中国的机制化程度相当高。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复杂、适应性强、独立自主和上下一致的组织，由精英型干部体系掌管，能够在偌大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成员。在增补制度方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家长制”政治相比，中国体制更少受到个人因素影响，更为现代。尽管高层党员干部享有高额补贴，但这并不是中饱私囊。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必须具有在多个省或经济部门的丰富行政经验。关于反应性，中国政治体系中没有正式的对下政治问责制，但中国公民有权起诉地方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了中国式的集权模式，这是他们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高效能的发展型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政策，只是在后来才增加了法治和民主制度来限制行政权力。

所有东亚国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权威制，在未来20年都会面临一些考验其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关键要看这些政府是否能够更好地应对。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建立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机制。日本曾经作出巨大努力但终归还是失败了，其他国家能否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各国有必要重新协商自己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