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2008年建立“战略互惠伙伴关系”，这估计是中国建立与主要大国“战略关系”外交中的最后一个国家。但是七年时间过去了，中日关系似乎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甚至被讽刺为“战略互损”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来分析为什么中日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双方都没有真正视对方为战略伙伴

要建立战略关系首先需要有战略意愿（strategic intention），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有同对方建立着眼于长远的，坚定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的长期关系。但从目前来看，中日双方都还没有在心理上准备好将对方看成是战略伙伴。

首先，日本作为对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国，对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有抵触心理。据日本外务省常务原副部长谷内正太郎的回忆录，中国方面曾经多次向日本 提出建立战略对话的建议，但是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主要理由是战略关系应当是用在价值观相同，或者具有盟友关系的国家。日本战后的对外关系 上始终限定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会不会损害日美同盟，会不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是上述反对意见的真正原因。

第二，上述日本 对中国的抵触心理的背后主要载体，是长年来的日美同盟关系早就根深蒂固地覆盖了从媒体、学术、官僚、政治家等等各个阶层的精英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的出于 意识形态原因，有的出于传统思维，有的则完全出于个人物质利益，有一共同点是他们倾向于把中日关系和日美同盟看成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即中日关系紧密必将腐蚀日美同盟，要让日美同盟巩固就必须同中国保持距离。日本国内的这股势力担心日本的外交转向会侵害其既得利益，往往试图 利用可能的机会阻止日本的外交的转向，维护原有的利益格局。

第三，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始终将中日关系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考量，并没 有真正将日本看成是战略对象。中国的决策者们清楚地认识到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外交自主的极大限制，日本不可能脱离日美框架同中国建立更高层级的关系，把中日 关系看成是中美关系的附属物将让中国领导人们的战略计算更加简单和容易，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判断没有错。

但是另一方面，崛起的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和谐周边”，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试金石就是能否包容日本，于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概念就形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对日外交存在着“战略计算”和“外交理念”之间的落差。

建立战略关系的条件是否成熟？

中日双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还没有足够重要到能够让决策精英们建立超越感情的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 beyond emotion），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已经有了稳健发展，双方目前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与此同时双方的政治经济精英本身 都已经是中美关系中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可能同中国的政商精英及其家人同美国之间的利益人脉的广泛性也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能够建立高层级的战 略对话，尽管双方在很多的领域具有明显竞争关系，但是双方都承诺向前看，不让一些反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力量占上风。

对于中美两国决策圈的精英们来说“亲美”或者“亲华”的标签已经淡化，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属于是为了共同利益的工作关系。中美之间已经有比较务实地认识对 方的姿态，双方日益平等相待。承认问题分歧矛盾，摆到桌面上共同解决，而且不因为特定时间而中断沟通也成为共识，最明显的是即使“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 美双方的战略对话也没有中断。

反观中日关系情况完全不同，中日两国还在用非常“感情化”的方式看待两国关系。日本对于美国的对华态度特别敏感， 经常简单地将美国的外交精英或者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分为“亲华”或者“亲日”，例如某位高官有研究中国或者对华外交的背景就会被贴上值得警戒的“亲华”标 签。殊不知美国的官员无论什么背景需要在国内的官僚政治框架内生存和发展，他们同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个人可以有喜好，但是作为官员他们的 最终落脚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喜好。

这种思维方式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在外交上是笨拙的，结果是日本失去本来 可以争取的朋友。从中国方面来看，上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现在中国经济中日本的影响力已有很大变化。中国认为日本缺乏战略思 维和全盘考量能力。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主要目标是去核，而日本所关心的却是绑架，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整体议程。

如何推动让条件逐渐成熟

首先，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需要更加积极主动争取日本民心，让日本的民众认识到崛起后的中国仍然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冷战后，日本政治结束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过去20多年日本政权更替频繁，以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政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 赖讨好选民来获得议席。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对日外交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的变化，依旧沿袭过去重视日本政界对华友好人士，友好团体的传统“中日友好” 外交模式，这可能是对日外交最需要反省的地方。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日本国民一定程度上的不安也不足为奇，不安不等于感到威胁，是可 能通过一些沟通解释来化解的。东亚发展大势是中国的复兴，而日本的国力相对逐渐减弱，在这样力量对比逐渐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就显得更 加必要了。2007至2008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显示了前所未有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和行动，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访问日本效果较好，但遗憾的是中日关系 基础薄弱的情况没有得到持续改善。中日关系打开僵局需要“超常规”的方式，要有勇气，越是气氛不好越是要去做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意愿。1999年初，面对中 美关系严峻挑战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明言访问美国是为了“让美国消消气”，坦诚程度着实让人吃惊。

中日之间，中国是否也能体现出类似大国风 度呢，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民众，事实上2000年朱镕基访日时同市民电视对话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年，毛泽东放弃战争赔偿的决定虽然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威才 能实现，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慷中国人的慨，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说中国获得的是长期对日的道德优势，无论到什么时候日本在道义上都有愧于中国，这个十字架本身就 是对日本战争力量的一个无形的制约，这一点日本人心理是有数的，他们对待韩国的看法就很不一样，战术妥协换取战略利益是中国应当尝试的。

第二，日本要证明自身的外交具有独立性，而不是美国外交的附属物。中美之间互相定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几经初见形成了，特别是2005年佐利克提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则不断保证“和平崛起”，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交流渠道是畅通的。郑必坚早就提出中国要超越传统的大国崛起的道路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ways to great powers to emerge）。

戴秉国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论文中也非常明确，王缉思和李侃如的《中美战略互疑》报告书也说明双方对于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中日之间相互战略定位模糊对于双边关系是负面的，而且会导致误解和误判。

中日之间虽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也有战略对话框架，但都流于形式。中国始终将日本看成是其对美外交的附属物，而日本则将对中国外交看成是对日美外交的衍 生。如果说中美关系基于实用主义的共识（a shared sense of pragmatism）的话，那么中日之间似乎还不是这样，现在在东亚的恐惧并不是中美会被迫交战，而是中日之间会因为民族主义导致中日在东海的冲突。

日本当前把自身的外交行动都放在加强日美同盟对应中国的框架下考量和解释，无论是参加“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还是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关 系，这样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始终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外交上没有远见的不重要的小国。而当日美联手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往往会用隔山打虎的办法通过敲 打日本来提醒美国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客观上中日关系也被牺牲了。

中日双方要真正建立战略关系不仅要有积极的意愿，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增强在对方战略考量中的分量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