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权”之类旗号下，西方及其它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已经滑入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波士顿爆炸案后某些人的反应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同以往历次恐怖袭击一样，他们抨击的重心不是凶手察尔纳耶夫兄弟及其同类这种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而是百般为其辩护，最多不过轻描淡写；不是敦促穆斯林群体反思本群体为何孳生了这样的败类，用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明确摒弃、用真诚的道歉和切实的改进去争取东道国及其主流社会的谅解，而是拿受害者群体必然会有的某些反应大做文章，似乎加害者无罪而受害者群体才该谴责，这样的表现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而不是化解矛盾，只能让东道国社会对整个穆斯林群体更加愤懑更加排斥，而不是接纳。就是这样，尽管打着“维权”之类旗号，这些穆斯林“维权”斗士们行为的实际效果不是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了穆斯林群体的生活环境。

在更大背景上考察，不仅在穆斯林属于外来移民群体的西方国家，就是在穆斯林群体已经形成发展数百上千年的印度等国，维权斗士恶化穆斯林群体环境和发展前途、激化他们与社会冲突的效果同样非常显著，以至于在许多国家穆斯林群体形成了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困，部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将其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积郁在心，往往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以求改变现状，甚至单纯泄愤；且这些极端做法往往打着“维权”之类旗号，令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实施极端行为时倍感“理直气壮”。但这种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反而从两个方面损害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会、大民族因此对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滋长，民间投资和就业机会对其避而远之，对政府也颇多怨言；另一方面，这些冲突又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备感不安全，迁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区，结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减少了族际交流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损害自己发展的前景。须知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任何时候都只有依托一个较大的市场方能获得较多经济发展机会和增长空间；无论是出于自外动机还是遭到对方出于恐惧的排斥，与较大市场割裂都是对该个人、群体自己的损害。在印度和其它不少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中，这种恶性循环就暴露得相当鲜明。

这类做法对上述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伤害之大，对穆斯林群体自身发展前景损害之大，还表现在他们作为斗争对象的国家并没有奉行民族宗教歧视政策，相反还不乏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优惠待遇，给少数民族和小宗教群体提供了广大的发展机遇。

美国完全对得起作案者察尔纳耶夫兄弟一家：美国接纳了这个流亡难民家庭，给了他们永久居留权，给他们兄弟提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套教育机会，让塔梅兰·察尔纳耶夫娶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欧裔白种基督徒家庭女儿，而且妻子为其改换信仰皈依伊斯兰教……有鉴于此，波士顿爆炸案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精神创伤必然是长久的，他们从中感到的那种遭遇背叛的痛楚比911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先后遭受震惊世界的孟买恐怖袭击案等恐怖袭击大案的印度，纵然有众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印巴分治后的大动乱平息至今，印度本土并没有发生类似印尼排华那样的政府支持的反少数民族暴行，印度社会相反不乏对国大党“偏袒”穆斯林的抱怨之声。就连控制印度国民经济的塔塔、安巴尼、米塔尔和博拉四大垄断财团家族也不是印度斯坦族，而是帕西族和锡克族，而且他们并未如同东南亚华人、东北非印度人、卢旺达图西人、俄罗斯犹太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那样遭遇“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厄运。生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沙鲁克·汗虽然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困扰，但仍然成为宝莱坞头号影帝，2012年收入高达3770万美元……印度本土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本来完全是有一定机会在现行秩序下通过正常的自我奋斗求得发展的，奈何动辄诉诸暴力而自绝于社会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及其它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之所以无法摆脱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的恶性循环，还在于这个群体内部已经形成了民族、宗教领袖形成并地位上升与整个群体境况恶化相互促进的机制。如果领头打着“维权”之类旗号“理直气壮”主张或诉诸民族宗教冲突暴力手段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这样的“维权”斗士必将层出不穷，少数民族、小宗教群体自我陷入的民族宗教冲突日复一日更加频繁，更加暴烈；由于冲突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主动疏离主流社会，其发展前景受损，他们也就不能不更加依赖那些领头闹事“维权”的所谓民族、宗教“领袖”，他们那源于贫困的内心不平愤懑也积累更多。如此反复，某些民族、宗教“领袖”地位的上升就是这样与其所在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整体状况的恶化相互促进。从西方到印度等国，穆斯林群体的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暴露得相当鲜明，但某些被视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却使得整个社会都无法摆脱这一误区。但无论如何拖延，这些社会及穆斯林群体本身最终都必将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要绝大多数穆斯林个人本身的和平与发展，还是要那些“维权”斗士们的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