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毛泽东把生产力发展得快一些、生产关系变革得快一些的迫切愿望。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当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察觉出“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并发现它们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后，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他通过实地调查，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制定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来纠正“左”的错误。本文对毛泽东率领全党系统地纠正“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努力及纠“左”思想和行为的意义做一粗浅探讨。

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和“左”的做法

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有过急于求成的情绪。“大跃进”运动发动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想法是：“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不是一般地超过过去的中国……我们要求的速度是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1]毛泽东对“跃进”一词的欣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大跃进”的战略思路。

但当他一旦发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生产力发展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问题。如薄一波指出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2]

由于追求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大跃进”的显著特点是片面追求无法实现的高指标。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各项指标和二五计划各项指标，令人瞠目结舌。高指标带来了瞎指挥和浮夸风，使得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它的危害。毛泽东认为，当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一定发展程度时，就急于追求高指标，是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的。在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12月1日，毛泽东提出了头脑要冷的要求。他指出：“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3]这是在给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泼冷水。

要纠正生产力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偏向，就必须在建设实践中不断降低各项指标。从1958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压缩空气”，对高指标提出了质疑并力主修正。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当听到在10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000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时，他表示了怀疑，提出把这些指标当做内部盘子，建议“不写在文件上吧!”[4]在武昌会议上，开始，毛泽东建议把钢产量由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当薄一波提出定为1880万吨后，本来就决心降低高指标的毛泽东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他在讲话中提出：“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1959年的钢指标太高了，提出应该改第一本账为1800万吨，第二本账为2200万。在他的倡议下，会议下调了钢、粮、棉、煤等各项指标。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将钢的指标降为1650万吨。同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中就提出应该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产量应该逐年地慢慢增加，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5] 6月，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6]这就提出了要加快速度，必须以尊重经济建设规律为前提。

1959年5月，工业生产未能完成上海会议制定的指标，促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高指标的危害，他在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是高指标使我们处处被动，无法前进，并认为这些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根据会议精神，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6月21日，毛泽东南下，准备继续纠“左”。在武汉，毛泽东表示了对已经压缩的指标仍持怀疑态度，希望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修改一下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7]他对于没有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上海会议提出的指标改了表示惋惜。他说：“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8]在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思想影响下，庐山会议最后将钢产量定为1200万吨。

庐山会议后，尽管毛泽东仍然坚持三面红旗，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 1961年9月，在会见蒙哥马利元帅时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由上可见，毛泽东不仅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宏观方面，而且从具体的生产指标方面，对“大跃进”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做法和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加以纠正和提醒。

二、纠正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的盲目心理和“左”的做法

其实，在“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前，对生产关系的过渡问题，毛泽东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主张盲目过渡。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急于过渡的思想。他提出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即物质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思想上，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上，三大差别的消失，国家职能的削弱等。[10]

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后不久，就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盲目过渡的“左”的倾向。1958年秋，许多地方就宣布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实行分配上的完全的供给制，共产风一哄而起。这与毛泽东的原来预想有很大出入，这种情况促使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问题，开始有所警觉和思考。1958年10月后，毛泽东除了派陈伯达、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县调查外，还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去河南以一县一社而闻名的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到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河北徐水县和河南调查。调查思考后，他表态：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这给刚开始出现的“共产风”泼了冷水。

11月，毛泽东提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他警告大家：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还有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可见，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过渡的必要条件。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各个地方竞相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计划并出现了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潮。山东范县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河南修武县制定了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他省也制定了一些有关过渡的文件草案。当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时，毛泽东便开始努力纠正这一偏向，给狂热现象降温。

毛泽东把第一次纠“左”的郑州会议叫“泼冷水”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当有人提议讨论“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他明确表示：“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他对一步跨越到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表示了不满：“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严厉批评了这一倾向，指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他对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举动表示肯定和赞许。说：“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他对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说：“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现阶段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在生产关系的问题上，迈开了纠“左”的第一步。

在月末召开的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针对当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强调过渡要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毛泽东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对比中苏两国情况和计划，批评了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他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他还说，多快好省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这里的速也包含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

在1959年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即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说，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在人民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依据这个思路，会议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后，毛泽东又对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三条带有政策性的意见：以小队为基础，旧账一定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小队是否要部分所有制。依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经过4月召开的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问题。

三、纠正“五风”

追求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和生产关系的盲目过渡，导致“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以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为特征的“五风”， “五风”的出现和盛行严重违背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引起了民众的反感，且给人民的生活和党的威信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五风”的恶劣影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身体力行，为纠正“五风”做了大量的努力。

毛泽东认为，要纠正“五风”，必须纠正新闻报道失实的偏向，为此，他先后多次找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努力做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等等。

1960年11月，“五风”愈演愈烈，促使毛泽东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一）纠正生产瞎指挥风、干部命令风和特殊化风

毛泽东认为，瞎指挥风是“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各级干部关于密植的瞎指挥风和命令风。他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说：“强迫命令，不好……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针对少数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作风，毛泽东强调，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二）纠正浮夸风

“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盛行。各个地方、各行各业，说大话、说假话，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毛泽东很快发现并严厉批评了这些浮夸现象。11月14日，毛泽东在湖北孝感视察，当有人汇报长风人民公社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相信。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

到1958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对“浮夸风”的认识和态度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说：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人民是骗不了的。”在12月的武昌会议上，他批评了放卫星、造假的浮夸风：“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为了纠正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专门找田家英和吴冷西谈话，谈话内容涉及“浮夸风”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怎样改进宣传工作等问题。毛泽东说，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他还说，“大跃进”中的某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他对《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等报道方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对各地施加了压力，结果“你赶我追”，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浮夸风”带来的高估产导致了高征购，征了过头粮，加上高估产又导致了大办公共食堂时提倡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结果，到1959年春，全国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荒。“浮夸风”的危害促使毛泽东进一步加大决心纠正。

1959年4月，毛泽东把浮夸风提到了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高度加以批评。他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此后，“浮夸风”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出现了反复，但其规模和程度，与1958年相比已经大为降低。为彻底纠正浮夸风，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和全党的努力，“浮夸风”才得以纠正。

（三）纠正共产风

从1958年下半年起，出现了严重的以“一平二调三收款”为基本形式的共产风，首先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地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越刮越严重，越刮越大。以致到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地步。“‘共产风’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严重增加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毁了一批干部和基层组织。一些坏分子则混水摸鱼，胡作非为，欺压群众，败坏党的声誉。”

毛泽东给共产风泼冷水并严厉批评：“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主持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共产风”一词，并指出了其主要内容。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共产风的表现形式，还道出了它的实质即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毛泽东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要克服平均主义，就必须改变人民公社一级所有的经济核算方式。第二次郑州会议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础政策。对平调，毛泽东认为是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他说：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实质就是否认按劳分配。他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1961年3月的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对“共产风”提出批评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纠正举措：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坚决退赔。1960年3月，毛泽东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同年12月，毛泽东再三强调说：“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

在全党和毛泽东的努力纠正下，“共产风”的问题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四、从毛泽东纠“左”的努力看他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从毛泽东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努力以及在纠“左”过程中提出来的正确的思想观点看，我们可以肯定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毛泽东晚年即使在犯错误时，在严重失误与挫折中仍然艰辛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敢于修正错误的勇气，表现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在遵循和坚持党一贯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58年11月后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了六次会议，平均不到一个月就一次。此外，为了纠“左”，他从1958年10月中旬到 12月的时间里，一路奔波，找各级各地领导人座谈，搞直接的和间接的调查研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党内通信和大量的批示。即使在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9月18日开始，他做了为期一周的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视察。1961年1月，毛泽东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倡导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年。不久，毛泽东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和湖南农村，做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纠“左”心情之急切可见一斑。特别是从纠正“五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真正做到了他自己讲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但也是当时中央集体领导中最早最全面发现“左”的错误并率领全党系统纠正“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

第二，毛泽东的纠“左”思想和行为在实践中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降低了高指标、纠正了盲目过渡的倾向和“五风”。不仅从总体上纠正了“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也从局部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许许多多的“左”的做法。“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纠“左”意识和行为，“大跃进”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第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主观动机是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反映了他在晚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承认这点，不仅关系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且会关系到如何看待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因为这一原则和思路为后者提供了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在理论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如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划清两个界限、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这些理论观点为后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而在纠“左”过程中总结出的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由于他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一直未能摆脱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问题。因此这种纠“左”行为和效果也是有限度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纠“左”不彻底和“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就否认毛泽东这种纠“左”行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大跃进”运动，“犯‘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而纠正错误也都是毛泽东率先前行。”不管后果如何，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不断纠正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注释：

[1]李富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基本问题》，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1期。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07页。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0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8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1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7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9—80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