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有重大和长远意义的新定位

在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一个新的提法备受大会代表和广大党员、民众广泛赞同和拥护，在海内外、国内外引起热议和关注，这便是“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人们总是惯于发问，党的某次大会、中央全会的报告、决定“有什么新东西”？那么，这就是最重大的新的提法。它将同中共七大、十五大、十六大先后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一样，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新”，就是同此前的认识和提法相比较。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而十八大的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将决定和规定其指导作用的范围和时间大大扩展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的各方面”。这里提的已经是“全部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了。这是十七大以后五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的要求和全党认识发展的结果。人们私下常常议论说，反正一代一代的领导总是要把自己的说法加进党的指导思想中。冷静想想，这个说法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实质。

根据上述新的定位，十八大报告要求，“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讲了四个“更加自觉”，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报告把这个全部内容分成四句分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为什么要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新的定位？报告从其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上作了深刻的论述。近十年来，笔者对科学发展观作了一些研究和思考，发表了几篇文章，集中说明为什么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对十八大对科学发展观新的定位和要求，笔者确实是“自觉地”、由衷地赞同的。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总结的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而且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教训；不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且也借鉴了其他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搞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共产党人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其根本目标来说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所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一直是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我把它归纳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事工业轻民用工业、重速度轻效益、重计划轻市场（甚至忽视和排斥市场的作用）、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种发展观念和战略，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使苏联在短短十来年中便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其发展速度令世人吃惊。但这个发展观念和战略也存在不少毛病，比如它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它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应有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是重政治轻经济的战略，想更多用政治的力量来推进社会主义，由此而来便是大清洗、大镇压，使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和被杀害。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成了威胁苏共执政地位的定时炸弹。

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曾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发展观和战略有不少方面是学苏联的，这自然同我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关联。科学发展观正是总结了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历史正反面经验而逐步形成的。

我们还很注意吸取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搞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中造成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的教训，吸纳了国际上出现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新的发展观念。如法国的经济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撰写的《新发展观》提出：人的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前提；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发展应是可持续的动态平衡过程；发展应关注文化价值的作用。又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概念。7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提出的著名的“增长极限论”。1987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主张发展的公平性、和谐性、效益性等。

科学发展观显然是吸纳了上述这些思想要素，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确立起来的。因此说科学发展观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并不为过。而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一个大国中把它上升为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就是说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何谓“规律”？规律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规律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貌似无形却威力无比的东西。下边的几点将分析这个问题。

第二，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确定的地位，如果越位、错位、不到位都会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这个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置于压倒一切、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基础。所以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如果把政治、思想文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没有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社会不协调、不健康、紊乱，后果也是严重的。历史经验已反复说明这个道理。

第三，在社会经济中，在第一、第二、第三各个产业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条件下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均衡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要有合乎客观要求的比例才能协调；只有协调才可持续。这就要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靠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手同时发挥作用。苏联信奉“计划万能”，新自由主义宣扬“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其不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既讲市场调节，又重视遵循客观规律和对各个时期发展中的问题实行宏观调控，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两只手发挥作用都要合乎社会经济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四，在整个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又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矛盾关系。这客观上就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主要次要；全面安排、兼顾各方利益，寻求最佳结合点。科学发展观强调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经济的优良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建设全局中，我党讲要有重点但不是只顾一头，不顾其他。多年来我党把“三农”问题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抓粮食作为头等大事，都是运用这种根本方法确定的极其重要的方针。这同苏联人长期搞“优先发展重工业”、新自由主义只讲效率最大化的方针是明显不同的。

第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改革的成果为广大民众共同享有。这就指明了发展的根本、恒久的动力，体现了我党的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几年党和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内需何在？国内市场何在？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钱人”不想买，想买的没钱，哪里来的内需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哪里来的发展动力？苏联的发展观忽视个人利益，重积累轻消费，新自由主义导致过度、超前消费，以高负债促增长，都未解决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客观上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把二者自然地结合起来。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讲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把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排除在外。人的主观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也不是无所作为。重要的是把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的主观积极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共产党人既不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不应该“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我认为当前要防止的是后者。因此，这次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当然，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

三、用改革化解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它在实践中能自然而然地起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提出近十年来的实践说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不断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的过程。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他甚至说这种“障碍”“躲不过、绕不过”，极言消除这种障碍的难度。

用什么排除、化解这种障碍？主要的途径还是改革。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是均衡、协调、可持续。然而，如同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依然突出”。概括起来说，我们面临着自然生态不协调和社会政治生态不协调的严峻形势。

自然生态不协调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我们要着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但造成自然生态不协调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如果不用改革逐步加以消除，发展也不能是“科学的”。比如，不改变把GDP增长作为第一个硬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确立新的评价体系，就不能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就难以保证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就会离开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如果没有过“硬”的制度、措施和“硬”的执行力，加强对监督机关的监督，就无法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环境。为什么有的地方治污投入几十亿、几百亿，结果是长治长污，旧貌依故？业内相关者透露，因为存在希望长治长污的结构和人员。他们在“治污”中可以自己设标，自己投标，自己中标，自己（用“红包”收买“专家”）验收、结项。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现象的背景便是体制和机制的漏洞和不完善。

社会政治生态不协调表现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少数官员的腐败，从而诱发了一年七八万次、甚至是十几万次的“社会群体事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来解决。十八大确立了十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也是十六大、十七大阐述的方针政策。这个改革是真正的攻坚战。这些年来“分配不公”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国企”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其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部门的职工。“权威”资料表明，以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为例，国有资本上缴收益90%以上是在国企内部“体内循环”，用于民生支出的不到10%。如何使国企收益在“体内”“体外”分配比例合理，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突出的“绕不过”的任务。这也是一个涉及国企性质的重大政治问题。

社会政治生态的协调更为关键的是改善和改良官民关系。一些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是眼前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十八大报告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政通、政廉，才能人和。这是难度最大的改革任务。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从体制和机制上切实保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尽管我们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比改革前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中共每年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在14万人以上，其中少数贪官污吏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已不鲜见。如果切实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本是可以大大减少这种腐败消极现象的。党内党外、上层下层高度重视的带有体制性腐败的是“三公消费”问题。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多年来居高不下。这就大大影响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使收入差距更显突出。这早已引起党内外有识之士深深的不安和广大民众的不满。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建国前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指明的“新路”我们走得怎么样？我们党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我们做得怎么样？掌权者权力过大，支配国家和人民钱财的权力太大。普通党员、民众甚至不知情，更难谈得上监督。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努力从体制和机制上推进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人们或许会发问，“三公消费”、“官员财产申报”为什么在十八大报告中并未提及？以我之见，这恰恰说明这个问题太重要、太关键、太敏感，而不说明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有理由期待，也有理由相信，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定会以更大的决心、毅力，以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积极、逐步、稳妥地从体制和机制上推进改革。

说心里话，现在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对国家和党的事业的前景是忧心忡忡的。我是带着这种焦虑的心情结束这篇文章并急切地等待着新的领导集体会见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的。结果是，我同我的同事一样，习近平同志的一番演讲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没有什么官话、官气。他的平实、诚恳的风格和气度一下子拉近了新的领导核心同民心的距离。人民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十分精辟而确切地表达了中共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国攻坚克难，夺取新的胜利的力量和希望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