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中国先生”———傅高义，今年的足迹遍布国内10多个城市，媒体采访报道的网络搜索结果超过万篇，但只有在接受海南日报独家专访的30分钟里，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严谨和开放，畅谈了海南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邓小平与海南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些都是他红遍中外的大作《邓小平时代》书外的故事。
4月18日至20日，虽然就住在海边的星级酒店里，但傅高义的行程里没有休闲度假的字眼，各种讲座、活动、见面会排得满满的。或许，正是因为他的《邓小平时代》与海南有着特殊的情缘，他在晚上休息前挤出时间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外国学者研究海南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作家陈祖芬曾撰文，描写1999年到访傅高义家的情形：陈设简朴的会客室里，“摆着一溜各式草帽，都是从中国带来的……有一顶是海南三亚的。”从中不难见到主人的中国情、海南情。
因此，也不难理解，当记者在书博会嘈杂鼎沸的现场向他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他不但当即答应，而且马上一屁股坐下，和记者聊了起来，间或有人到访，他站起身略作寒暄，然后又坐下接着聊。
虽然在《邓小平时代》中，提到海南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汽车事件，一次是洋浦风波。但这只是傅高义对海南研究露出的“冰山一角”。
“我在1980年代来过海南很多次。”“到过海口、琼山、那大、八所、三亚、兴隆、自治州。”“我后来在广州专门访问过雷宇。”……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当属1987年、1988年的海南之行。广东省经委邀请他，对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向国外作出客观的介绍，帮助广东吸引外国投资。傅高义则要求，自己承担研究经费，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做。时任广东省经委主任张高丽，以及其他广东省的领导人，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鼓励他按自己的观点做记录，不审查其原稿。于是，傅高义花了8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广泛采访了各级干部、群众、学者、商人和其他人，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第一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
“对当时海南的情况，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书里也有详细的说明。”傅高义说，就在他在海南作调查的同时，海南正启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征程。
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伯恩斯坦评价这本书说：“本书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包括其全面性，这一点通过关于海南的一章表现出来，对此外界是知之甚少的。”说明外国学者在此之前对海南的研究是非常少的。而傅高义也是外国学者研究海南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可以说，他与海南的情缘，正是与海南的改革开放同步的。
(彭青林)
海南的特区体制，仍能发挥很大作用
傅高义知道，这些天正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5周年的纪念日。“海南还走在他(邓小平)的道路上。”他说。
不过，对于海南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专访中他谈得并不多，往往还加上一句：“我个人认为”。并且，他的许多判断，仍然以1980年代、1990年代他在海南调查得来的材料为依据。
其实，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傅高义更愿意用许多的材料来解释一件事情、一种历史进程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环境。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作出决策的历史依据。而这，也是我们在专访中对傅高义最感兴趣的所在。
傅高义对海南在改革开放大局中的看法，“不要太高也不会太低”。他说，海南不可能像深圳一样在全国改革开放中有那么重要的作用，“邓小平也不认为海南的作用有那么大”。但是，海南大特区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不论是对于两岸统一、国际关系，或是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市场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等等。在他看来，海南的特区体制仍然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其实，傅高义对海南的研究，就像他对邓小平的研究一样，用的似乎都是普通的材料、公开的报道和相关人物访谈，并没有使用独特或保密的材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大量的材料里，社会变革的偶然和必然都包含其中。即使不用作者来描述，对未来的判断也自然而然变得清晰。
就像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九章“海南岛：加速发展的边陲”最后所写到的，“海南省：目标宏伟、障碍重重”、“海南的宏伟目标在建省早期是否能够实现，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过，展望未来几十年，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海南无疑将会经历重大的变化。”
一个社会学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
让普通人看到，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路
事实上，《邓小平时代》虽然在中国和国际上收获赞誉无数，但也给傅高义带来了许多批评，比如批评他过分赞美邓小平。傅高义在海口的读者见面会上对此回应道：“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写的是事实。”
傅高义说：“一个学者的责任，是让读者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在书里面尽量让读者了解邓小平行动的背景，在当时的情况如何如何，让读者知道他怎么做。但是，并不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做法是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对邓小平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客观的基础在书里面可以找到。即使是批评者，也可以从书里找到可以利用的客观材料。”
许多批评者其实忘记了，傅高义不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或外交作家，他的本职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著作内容都是社会学研究。哪怕这本书在中国卖了80万册，但他的本意没有改变。
“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卖书。”傅高义在解释他在中国各地宣传的动机时说：“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美国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因为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太重要了。”“如果中国读者能够读这本书，帮助他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那将是我的荣幸。”
实际上，傅高义已经将该书中文简体版的版税收入捐献给了美国的大学。对于一位83岁德高望重的哈佛学者来说，用自己退休后的时间完成的这部学术著作，让如此之多不同背景的人关注、阅读和争论，就已经是一种褒奖。
傅高义反复强调，他所揭示的，是一种历史进程的背景，是尽量原汁原味的历史材料。让普通人也能看到，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以及为什么这样走。
因此，本报对傅高义的独家专访，也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的内容。希望读者能够从他的话语中，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19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其历时10年撰写的《邓小平时代》，2011年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誉，先后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荣获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最高奖———莱昂内尔·盖尔伯奖。2013年3月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