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宁

经济变数带给公众更多选择的机会，当更多官员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与资源，平和地看待政绩与仕途，乐意而毫不胆怯地接受公众监督的时候，掌声与支持便如潮水般涌现。

景气和不景气是经济发展态势的两端，尽管一些境内外机构甚至政策分析家将现阶段境况定性为后者，继而纷纷调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从经济循环角度观瞻，我们更愿意用经济变数这个词来描述当下轨迹。不是吗，变数中，经济现象有可能走向景气，这其中有个过程，局地也会倏然；变数中，经济指标也可能继续下行，但以过往中国经济的“铺垫”，万不至于进入难以拿捏的境地，其肯綮乃操作者和参与人的智慧使然。变数中，操作者可能在顶层、在中层，但落实者断然在基层，其交集和效力在于能否同步刷新施政理念、施政方略和施政作风。

解析官方基调和各方面“信号”，经济转型实乃当下首要担当，这已成为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的重要案头工作。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十五大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改革进行部署，及至十六届三中全会颁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的演进，皆由顶层设计并发端。就现阶段情境研判，波及全球的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增长将造成负面影响。从欧美各类企业倾心资本回报，而非投资实业来看，货币刺激政策将导致投资实业收益率降低，其不仅阻滞实体经济增长，还倒逼企业只考虑回笼资金，对研发鲜有投资。因而，靠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已少有空间。不过，全国“十二五”规划中，GDP仍然是考量经济发展的首个指标，其直接涉及财政收入、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前沿问题。若忽略“刺激政策”这一选项，容忍经济减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转型，其实质须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同时削减行政审批，政府对应放权。尽管市场配置资源在学术界已喊破嗓子，多位高级别官员也在重要场合放话，但在一些地区仍然马虎应付。纵然行政审批改革也已进行8年，但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仍不鲜见。

设若以经济转型、改革效力为施政主线，政府的经济角色必须定位准确，须臾不可偏离。这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论断一脉相传，“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些话语耳熟能详，掷地有声。“诺斯悖论”认为，在经济活动当中，国家的功能是制定游戏规则，特别是明晰界定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和实施。因此，国家积极发挥作用是保障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诺斯悖论”是其他学者根据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思想提出，但诺斯本人则强调“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而如何摆脱“两难”，明晰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诺斯开出“两剂药方”：政府必须为产权的运行提供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政府运用法律制约和遏制利益集团对产权的干扰，建立有约束机制的行政体制。从上述意义引申，经济转型须率先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行政体制变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建立防止权力寻租和利益固化的机制，以此厘清政府与市场界别。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仍充斥着经济生活。企业依然乐此不彼地运作与不同层面政府的关系，因为，这类企业知道，一旦疏通政府官员，紧接着的一些项目操作，将远比他们在市场上打拼省力得多。于是，企业家通过承担各式各样的成本，赎买本该属于市场的权力，此际，企业的运营成本进一步被自行抬高，使得企业、市场的成长空间和活力逐步丧失，这时候，挺身而出的政府官员少之又少。

就像硬币都有两面，经济变数带给公众更多选择的机会，职能归位不重叠、精简高效冗员少的政府呼之欲出，公众等候已累月。事实上，官员也是公众中的一员，一地一区百姓若与健康、财富、尊严和愿景渐行渐远，官员也难以安身。当更多官员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与资源，平和地看待政绩与仕途，乐意而毫不胆怯地接受公众监督的时候，掌声与支持便如潮水般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