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两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称号。曾担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是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培养对象，全军外宣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主持和参与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内的国家、军委、总部赋予的研究课题88项，上报中央、军委总部的内参、研究报告96份（项），发表理论文章240多篇，出版《困惑与选择》、《政治作战初探》、《人生的醒悟》、《人世的启悟》、《人类的顿悟》、《与青年谈人生》、《与青年谈成长》、《觉悟中国》、《思想的原野》等著作，共计600余万字，有26项成果获各种奖励。2004年以来，系统研究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被《光明日报》评价为该领域研究第一人。目前研究重点是“新政治观”。

刘伯勤先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错失登广告向受伤害者道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昨天急就短文，提出“我们要学会忏悔”。今天关注各方面的观点及其思想碰撞，进一步认识到，仅围绕大众行为层面分析问题是不够的，应以更宽阔的视野，针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展开分析，以求推进和升华。这里，我结合自己不久前上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说起。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憾，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和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的“红色教育”活动还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在哪里？尤其是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同时走出困惑。

对于迅速产生又消失的灵魂触动，或许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如果把构建精神大厦与矫正价值追求的希望，寄托于一次或几次“朝圣”活动，结果只能失望，但如果把类似的活动纳入精神提升和人格完善过程，特别是视作人生的支撑要素，每一次都是推动和强化。规律表明，人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一个崇高氛围之中，生活其实很平凡甚至平淡，正因为此而决定了我们需要一次次感动，虽然这种感动并不注定让我们高尚起来，至少避免进一步庸俗。人的精神世界本就是一架天平，只有不断增加高尚的精神因子，才能维持平衡，否则很难闻避免因诱惑而放纵。

至于革命传统教育说服力越来越弱，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反映于三个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改变、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用十八大报告中的话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所谓世情变化，主要指冷战结束而来的世界价值坐标系的改变，突出表现于“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终结”等思潮的强大影响，进而是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迁移，这导致了“阶级与革命”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精神大厦受到巨大冲击。所谓国情变化，主要指一元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变为多元或多型，由此而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无法影响多元价值观下的大众。所谓党情变化，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许多理念和做法发生变化，比如革命党以打破为主，执政党以建设为主，革命党可以直接剥夺，执政党只能采取平衡、沟通、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以此实现科学执政、有效执政，这就决定了难以有效转换和对接的问题。为什么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政治话语系统、社会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不交融，甚至一再发生冲撞，重要原因就是诸多变化所致。

既然问题和原因十分清楚，为什么改善起来那么艰难呢？这或许就是因为“格瓦拉困境”的存在。这里看一个事例，井冈山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将领王尔琢作的挽联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在革命初期就判定，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便不再是主要矛盾，并且逐步走向消亡。然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进，而是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这看似不可理解，根本上却是“格瓦拉困境”所致。所谓“格拉瓦困境”，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目标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古巴建设成富强国家，以此证明自己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结果却选择了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点，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包括革命的内容、革命的方式，离开了革命，他们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没有了激情热情，也便进入精神虚无。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领袖，其考虑的是一个政治集团的出路，当意识到离开了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既不知依据何种价值标准评价世界，也不知从那里找到集团的精神力量之源。如此下来，只能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且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必要情况下不惜制造革命对象、营造革命氛围，以维持斗争局面。毛泽东所以提出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都要搞一次，原因也在于此。未必不可以说，一个个社会主义走向衰败，国际共运走向终结，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跳出“格瓦拉困境”，找到新的路径。极而言之，不能正确认识进而跳出“格瓦拉困境”，其就注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认识极为深刻，他一再强调的“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就是跳出“格瓦拉困境”的重要努力。 

到这里我们便提出一个重大而现实命题，中国共产党能否处理好革命与执政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是否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决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持久辉煌，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突破？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深入认识。

第一，顺应时代发展，以政治观和价值观的突破推动新话语系统的形成，保证党拥有与执政需要相吻合的凝聚力、引导力。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观念突破。话语系统是政治观与价值观的外化，因此其变化带有根本性。跳出旧有的话语系统最难的是建设替代话语系统，革命的话语系统背后是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行动，执政的话语系统背后必然是执政的理论与执政的行为。二者对接的难度一定大于“神九”对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精神调节途径和手段没有西方那么丰富，从核心力量来看，我们靠的是政治信仰，西方主要是宗教信仰，外加政治意识和职业精神，所以其精神大厦受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较小，同时其政党也不需要某种话语系统的支持。具体一点讲，美国总统竞选侯选人都不谈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只谈民生和国家关系，中国共产党却必须反复强调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必须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保持执政地位的问题。如果放弃共产主义，即失去道德的制高点，这时也便进入西方的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奥巴马讲过这样的话，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为着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条件就是看谁能给选民带来更多利益。如果唯一目的是满足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作为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能为掌权而掌权，必须与其他政治力量博执政能力，到这时中国进入政党轮替也就成为必然。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研究共产主义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社会目标的具体表现，只有把这个问题作出科学认识，才会打消人们的疑惑，才能形成满足执政需要的新话语系统。

第二，揭示超越阶级对抗的执政规律，发展升华革命理论，为党的转型提供新的力量之源和坚实理论支撑。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阶级对抗注定是阶段性的，这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如此，否则也便没有毛泽东写给王尔琢挽联中的“阶级观”，但由于历史局限，我们以往更多的是揭示革命规律，并非着力开展执政规律的研究。今天，在党寻求转型的情况下，确有一个对执政规律作深度探索的问题。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政治集团也好，能否持续发展，很重要的是弄清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解决的是自觉和自信问题，到哪里去是解决科学发展与引领追随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将一种精神力量激发至前无古人的高度，让一个民族从此拥有了精神力量，这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强烈现实意义。对这些挖掘得越深刻，越能超越历史，有效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价值系统，不管世界政治生态如何变化，不管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永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强调超越阶级，在于只有挖掘超越阶级的规律和力量，才能保证使党在革命阶段创造的精神成果永远发挥作用，并且不因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而弱化。这并非不能做到，法国也出现过大革命，但其并没有出现精神断裂，为什么我们却把革命前后切割地那么彻底？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有关，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中的不妥协性有关，为了保证革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保证思想上的一元，必然清除革命之外的一切思想，包括封建社会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思想。这样做在当时无疑必要，但两个问题需要克服，一个是容易导致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再厚重，因为只是从90多年革命和发展史中挖掘思想和精神成果，对于一个政党和民族来讲必然狭窄，另一个是世界政治生态一变，单一的思想理论支撑注定难以适应，这就是冷战结束后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内在原因。

第三，将“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由理念注入制度设计，保证党的转型步入科学有序的发展轨道。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展路径。革命可以通过描绘蓝图来吸引追随者，因为没有包袱和各种制约，甚至可以不考虑终极目标的科学性与非现实性，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明的这是这一点。执政就不同了，不仅涉及到各个利益群体和各种利益关系，同时还必须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显然，这里必定涉及到宪法和法律。今年5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外公布，其中就蕴含着很强的执政思维和理念。即便这样，要真正将理念化为制度或注入制度，仍然艰难。因为期间存在着许多不易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维持一党执政，必须形成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一元价值观，执政后却需要遵循一般的执政规律，尤其党进入法的范畴内活动后优势如何发挥和体现，未必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无法有效体现必削弱党的领导权。再比如，腐败治理是全党全民的共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可以采取严打，可以把党委意志化作法治行为，可以因维护某种形象或阶段需要而弹性处理腐败案件，执政理念下的反腐必须依法办事，不会顾忌很多，尤其过程中还要引进反腐力量，这时的纪委、政法委放在什么位置，其作用如何发挥也成了问题，如果作用难以体现，党的意志必然受到限制。还比如，保证一个主流说来话语，就需要借助独立行使的媒体掌握权，进入法治后，宪法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就需要落到实处，要进入下位法，并且推出《新闻法》等相关法规，这时党的宣传机构该如何存在和发挥作用就成为问题。诸如此类，一方面说明革命与执政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说明制度设计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处理好坏最终都要作用到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所以，能不能真正实现制度设计上的跨越，决定着党的转型，甚至决定着党的兴衰，必须借助科学理论作指导，并且是新政治观下的科学理论。

到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在昨天中央召开的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通过有效工作，达到“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确实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