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必须为“老问题”寻求“新答案”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根据世界大局发展变化推出的一个外交创新理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逐步上升，相互间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以往的历史教训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两者势必发生恶性竞争、对抗甚至战争。如果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也难以避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其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将是一场灾难。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不断发展之中，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已日益成为现实，零和博弈对任何一方都有害无益。而共同面临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挑战，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面对这种形势，中美两国领导人越来越深刻意识到，必须为“老问题”寻求“新答案”。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指出了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国关系新路。近两年来，中美两国已就此进行过多次探讨。通过这次习奥庄园会晤，两国对构建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共识更明确，方向更坚定。这一理念，不仅针对中美两国，而且也普遍适用于所有大国关系，适用于各国间的关系，可以说具有普世价值。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体现出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也是我国“永不称霸”政策的明确宣示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我国倡导世界命运共同体，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不仅要让13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希望世界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我们一再郑重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同我国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

但一个时期以来，对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国外特别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一些外交举措反应强烈，指称中国由于国力增强而对外变得日益“强硬”和“粗暴”，“抛弃”了韬光养晦政策，“脱离了邓小平的和平外交路线”，不一而足。国内则对外交褒贬不一，部分人责怪我国对外太“软”、“不解气”，要外交部赶紧“补钙”。对我国外交的评论，内外反差如此鲜明，既有正常的一面，也有不完全正常的一面，需要具体分析和鉴别。

国外那些关于我国外交变强硬的言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多年来，我们已经听惯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奇谈怪论。中国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大。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力量对比的改变，难免会冲击到传统大国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中国发展之速、成就之大、影响之广，出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料。

他们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紧张不安，忧心忡忡，一方面加大牵制防范中国的力度，一方面千方百计“妖魔化”中国，渲染“中国强硬论”，试图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坚决维护自己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举措，他们感到很不适应，难以承受，横加指责苛评，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强硬论”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而已。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和方针并未改变。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贯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无论行动和言论都充分证明，我国坚守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韬光养晦是我国崇高理念和战略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更不能期待中国在关及自己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忍声吞气，退让求安。

外交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是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

我国曾饱受强权政治之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就是说国力弱小的国家，即便外交技术再高，也难以真正维护本国的利益。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惨痛经历。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占领的一切权益，这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但西方国家却拒绝中国的要求，毫无道理地决定把这些权益转让与日本。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专家，有的甚至同美英等国领导有同学之谊，却全都无济于事。那时的中国过于孱弱，外交中想强也强不起来。

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当今已有所改观，但并未根本消除。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略目标、外交理念、国际行为、处事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本质性不同。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秉持公道与正义，力主各国友好共处，相互尊重，大小国一律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竭力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我国曾饱受强权政治之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绝不对外搞霸权那一套劣行。

中国目前尚不够强大，即便将来强盛起来，也绝不称霸，不搞扩张。这是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思想原则、道德观念和处世理念决定的。与过去一二百年相比，我国确实强盛了许多，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运筹手段更加丰富和多样，在许多方面能够更有作为。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背离我国长期坚持的正确立场和根本原则。

如前所述，外交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基于这一目的，处理任何外交事务时，为与不为，大为或是小为，进与退，软与硬，都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量力而行，争取最佳成效。如果不顾形势环境、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盲目逞硬示强，不仅无益，反会致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实践，都不是以软硬作衡量标准的。凡关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立场和态势通常表现强硬，但在具体处置时，则要根据条件的现实可能，并为赢得国际同情，往往采取高姿态，表现得“通情达理”，甚至以适度的局部妥协而赢得全局的有利结果。解决问题既需要原则性，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硬与软是相对而言，都是斗争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坦率说，我国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有一个软骨头。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日夜守卫在外交战线上，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贡献出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理念，方向是正确的和光明的，但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我国综合国力确实已取得重大提升，但更要清醒看到总体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恰如其分地判断我国的国际地位，实事求是地估计我国对世界能够发挥的能量和影响力。对我国外交来说，既要充满自信，也要保持理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 

在重大对外问题上不能众口嘈杂

除了审视海外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我们还有必要分析国内公众如何看待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壮大，很多老百姓认为，一旦在国外遇到了麻烦，外交部门就应该出面灭火，否则就是软弱。应当指出，并非所有多元化的利益都与国家整体利益完全一致，少数个别或局部利益甚至损害到国家总体利益。例如，有的企业在国外的操作影响恶劣，严重败坏了国家的名誉与形象，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利益多元化不能要求国家外交服从每一个局部和个体利益，而理应是个体或局部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尽量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同样，民意和舆论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每个观点和看法都完全符合我国外交的政策和原则。

每个人观察、认知、判断事务的角度、知识程度、审视能力和思维方法不尽相同，有些难免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认识上出现一定偏差以至错误。外交部门有责任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与引导，解疑释惑，正本清源。民众也有义务增进理性认识，了解并理解国家对外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

外交参与多元是值得欢迎的，民意大都反映出公众对涉外问题的想法和见解，有些也具有参考价值，有助于外交人员扩展视野和思路。但外交毕竟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局和全局，最终决策必须一元化，而不能多元化，在重大对外问题上，只能有一个正式声音，而不能众口嘈杂。既尊重民意，又不完全“顺应”民意，只有采取辩证的态度，才能充分发挥民意的正能量。

外交决策应由专门从事外交的专业人员来承担

从本质讲，国外对我国外交的评论，是基于他们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国内对外交工作的意见，则是另一种性质，需要全面、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随着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系与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大局，也直接或间接与各种利益相关，而信息现代化发展，又为公众了解和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方便条件。国内各界和民意关注国际事务和外交工作，热情为外交出谋划策，总体而论，是公民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反映出我国政治的进步和民众社会觉悟的提高。应该说，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

但外交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科学和技巧，外交决策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恰如其分的有机结合。每一项对外决策，都要充分考虑多种有关因素，包括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和根本利益，国际关系准则和惯例，事件本身的性质、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与我国的利害关系等。这样的事务，非专业人员自然难以准确判断和应付，而是由专门从事外交的专业人员来承担。

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外交部门人员也非是全能的，每人只分担部分工作。我国外交部设有欧洲、美大、拉美、亚洲、亚非、非洲、欧亚、港澳台等地区司，分管与世界各个地区的外事工作，而每个司又设若干处，具体分管有关国家和地区。如美大司的美国处，主要负责有关美国的办案工作，人员又分别负责政治、国会、经济、文化等等具体业务。外交部还设有国际、国际经济、军控、条约法律、边海、政策规划、安全、领事、新闻、礼宾等业务司，负责有关各项专业性事务。国际上发生的任何事，都由有关司处密切跟踪，并视情进行处理。实际工作中，由一个处或一个司单独完成的案件较少，大都要同其他司处协商合办。重要案件，一般由主管的部领导召集有关司局共同研究处理方案。更重大的案件，则需同其他有关部委协商，还需经常听取和吸纳专家学者的看法和建议。凡是重要的案件，处理方案都须经处、司、部层层审议确定，报中央审批同意后，才能付诸实施。周恩来总理在世时，一再强调“外事无小事”，外交部人员至今都牢记着这一教导。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件看似小事的涉外案件，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影响国家的利益或外交关系大局。

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极其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外交部负责国家日常的对外业务，在一般例行事项中可按既定原则自行处理。但凡决策性的问题，都需要请示报告，而无权自行其是。各国都是如此。了解外交的性质和决策过程，才能对外交工作有更好、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