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各国对印度文化的诠释，不乏浪漫也充满偏见。西方看印度，或浪漫幻想，或不屑一顾;印度自身经历了从近代反抗蔑视，到当代重拾自信的历程;中国从“西天取经”开始，后经过长期的冷漠，如今终于认识到理解印度文化的重要意义。现代印度既面临着启蒙与反启蒙、消费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文化矛盾，又处于保卫文化传统免受全球化危害的坚守之中。从全球文化困境看，一个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新世界，应当是未来世界的出路和选择。
关键词：印度文化 全球化 中印文化
纵观当今世界，中国和印度的先后崛起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两个文明古国如今是生机蓬勃的新兴经济体，其总人口超过全人类的1∕3，其未来发展令世界无限暇想。但是，世界上正广泛谈论各种“中国威胁”，却从未提及“印度威胁”，这不免让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中国崛起屡屡遭受质疑甚至敌视，而印度崛起却显得“人心所向”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说在现阶段，中印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两国经济表现的解读，对于两国未来可否持续发展的预期，及其对于两国之于世界未来的影响的评估，则主要是从文化方面寻找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假设世界贸易仅限于文化产品，那么印度将是一个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有一种评估认定，中国正在输掉与印度的文化竞争，最终也会输掉在经济领域的竞争。
本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将印度文化作为中国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从对比的角度阐述对于印度文化的理解。本文所说的文化，有时是狭义的宗教文化，有时则是广义的政治社会文化。
印度文化的诠释——浪漫与偏见
西方看印度——浪漫幻想与不屑一顾。“西方”最早记录的“东方”，大多是“中国智慧”和“印度哲学”。对印度的近距离观察和大规模研究，始于以荷兰、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强权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时期。从那时直至当代，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学者对印度文化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
不屑一顾派以许多殖民者为代表，他们对印度的态度是蔑视。从19世纪开始，许多欧洲人就将印度文化视为一种停滞的、不屑一顾的文化。19世纪30年代主持印度教育改革的麦考利男爵认为：欧洲一个好图书馆里的一架书，顶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所有本土文学。温斯顿·丘吉尔甚至评价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①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殖民者不在少数。
以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阿瑟·叔本华等为代表，印度文化的浪漫派则认为：“印度……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②叔本华认为：“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③
在西方政界、学界以及公众心中，对印度文化的不屑一顾和充满浪漫幻想的两派之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且增加了一个“质疑派”。
最近二十年左右，在频繁接触印度的西方人中，对于印度文化的纯精神的浪漫想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印度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在全世界取得成功，宝莱坞电影在海外大受欢迎，印度社团在发达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一切使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与此同时，西方观察家也发现了“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敬神与渎神在印度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一些印度哲人将贫困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困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④在这个背景下，以《不顾诸神》的作者爱德华·卢斯为代表的西方观察家提出了质问：“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他们倾向于认为：单纯从崛起的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会产生误读，而“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⑤于是，他们踏上了重新认识印度文化之旅。
如今出现在西方新闻报道中的印度宗教，大多是印度国内宗教冲突、教派仇杀、宗教大师的丑闻等负面报道。许多人认为，印度宗教文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严重制约该国的发展，印度因此也无法有效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据欧洲学者的预测，直到2025年，印度社会的第一大挑战仍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居第二位的是人口、经济增长和投资。⑥这即是说，印度如果试图赶超欧洲和挑战美国霸权，道路十分遥远。
综上，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印度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印度社会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因此，印度的崛起是奇怪的，或不同寻常的。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那个庞大且迅猛发展的邻国。
印度看印度——从反抗蔑视到重拾自信。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发现，关于印度古老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西方的浪漫派已有太多的溢美之词，而自己的印度同胞则大多倾向于认同西方浪漫派：“欧洲猎奇主义者的诠释和赞扬，在印度获得了确实堪称众多的心怀感激之情的听众。”⑦可以想象，出于对殖民者蔑视印度传统文化的反抗，大多数印度人更能接受的自我形象，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
时至今日，一种浪漫精神仍主导着印度人对自身的看法，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你可以经常听见印度人自豪地说：“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的精神现实。”“今天的人类正面临一场全球性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⑧
欧洲人的赞美的确有助于印度人生成一种文化自恋心态，甚至文化傲慢态度。对此，阿玛蒂亚·森解释说：“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即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尤为喜欢”。⑨印度知识分子反思并批评说，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由于印度没有力量与英国的技术优势竞争，印度的价值观是“精神的”(欧洲的价值观是“物质的”)，这一观点也“被一部分印度思想家采纳了;并且成为对印度知识界的一种安慰”。⑩
一个民族的自信来源于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在殖民时代的教科书里，过去的印度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是英国带来了光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其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英国征服印度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以充沛的感情与优美的笔调描述印度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重新唤起了印度人的身份意识，恢复了印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和尊严。作为一个受英语教育长大的精英分子，尼赫鲁以自己对印度文化的理解，用底层民众的语言与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不仅得到了民众的真心支持，而且使印度社会不再将传统文化视为负累，而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前进力量的源泉，这是“五四运动”之后主张弃绝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精英所不能比拟的。
可以预计，西方将持续对印度文化进行混乱不堪的解读，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印度人的自我欣赏。同样可以预计的是，印度绝对不会同意“文明冲突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对于“印度教文化”的评价，更不会认可他在未来的“文明冲突”格局中为印度宗教文化安排的“小角色”。11依据许多印度人的说法，印度是天生的“世界导师”。
中国看印度——从西天取经到从头认识。从《战国策》、《国语》等中国典籍中，国人可以找到印度文化影响中国的蛛丝马迹，也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也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两种非凡的文化都得到了相互塑造和升华。季羡林先生总结道：“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12“西天取经”家喻户晓，中国最早的“西学东渐”，是佛学向中国的扩散。但是，随着“佛国之伟”在印度式微，中国对印度文化历经了漫长的淡漠阶段，对印度本土的文化变迁也越来越陌生。
从世界范围看，自19世纪整个世界对印度文化的“冷淡”，也影响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由于传统文化呈现衰落趋势，中国一直处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引进、学习欧美文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13而对于殖民时期印度的“亡国奴”形象，中国人以无限同情，取代了“西天取经”时代的敬仰之情。其结果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也就一直处于“冷淡阶段”。1962年边界冲突以后更是如此。
时过境迁，中印两国领导层定位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其中，文化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以预计，第一，在未来中印关系全面发展进程中，文化理解和文化交流可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第二，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未来的中印两国也会越来越多地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
如果两国从经济增长、出口贸易的聚焦转向文化视角，我们就不难发现，印度的“信缘文化”与中国的“血缘文化”各具特点，且差异十分突出。笔者认为，中印宗教文化差异使我们从客观上不容易达成较好的理解，而缺乏对印度的宗教文化理解，是影响中国认识印度和进行对印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中印之间要达至真正的相互理解，认识彼此的宗教文化至关重要。14
中国历来以“佛国”泛指印度，从传统上对佛教文化更为重视，即便今天印度佛教徒仅占其总人口的0.8%，国人仍不免以佛教文化想象印度文化。近年来，当中国推出长城、兵马俑、姚明、大熊猫等作为“文化软实力”时，我们发现印度陆续推出的文化名牌，则是圣雄甘地、《薄伽梵歌》、《爱经》、瑜伽等，几乎全部属于印度教文化范畴内的内容。虽然印度教不是法定的印度国教，但从总体上讲，在印度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自始至终都是印度教文化，印度的其他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锡克教文化等都受到印度教文化的重大影响。印度教及其文化才是理解当今印度社会的关键，这一认识使人警醒：原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认识印度文化!
印度文化的未来——矛盾与张扬
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曾说过：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如今，印度在西方世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并引发持续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印度在交流方面的国际化、政治规范的国际化，以及对传统宗教文化的保护。在西方人眼里，从未被西方殖民的中国人，大多不会讲英语，但也不再保有传统社会结构，并且早已不记得葬礼、婚礼、生日等传统文化，这更难让西方世界理解和消化。如果我们将印度作为一面镜子，观察印度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也许可以看清当今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印两大文明应当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印度的文化矛盾：挑战宗教权威?当代印度面临着许多“文化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启蒙与反启蒙”矛盾。现代印度吸收了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终级成果，包括现代技术、以宪法条文所表述的自由世俗的法律构架，等等。自独立以来，印度诞生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处于世界前沿，其科研水平与世界最佳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正如印度学者所指出的：“印度的一切现代化设计，都是在一种独特的印度式的反启蒙方式下进行的。这里的‘反启蒙’，与启蒙运动将宗教纳入科学的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印度的反启蒙往往是将科学推理纳入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宇宙哲学，或纳入‘吠陀’的认识论之中。”15
现代印度从不挑战超自然的宗教文化权威，也未挑战源于印度教唯心主义思想的神秘世界观。现代思想和创新，与传统的印度教世界观合为一体，完全丧失理智的、神秘玄妙的和伪科学趋向丝毫没有减少。访问印度的人很容易发现，印度社会不仅不知道如何为宗教权威设立界限，而且将越来越多的科学纳入吠陀、吠檀多、瑜伽经等宗教学说之中。一些号称受过科学教育的、操英语的印度人，将那些号称“瑜伽大师”的骗人把戏视为“科学”。一些号称“现代的科学家”，更是以现代物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语言和实验结果，证明占星术、投胎再生和业报轮回等观念是正确的。印度正是在反启蒙、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包容一切的道路。
当今印度还面临着“消费主义与印度教极端主义”的文化矛盾。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二是旨在建立印度教国家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后者则可以解释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在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家为争夺政治权利，力主印度回到梦幻般的吠陀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声称吠陀“天生的”具有科学取向，断言印度教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优越。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印度变得更加印度教化了。
印度文化的困境：坚守与分守。在近代反殖民反压迫的斗争中，中国是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同时“打倒孔家店”。而在印度，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始终与恢复印度作为一个精神民族的传统面貌联系在一起。圣雄甘地认为，印度古代文明在“未经损害”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工业社会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此期望恢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避免走向类似西方现代文明的“魔鬼文明”。追随甘地的民族主义者设计出“向后退”的道路，即努力“表现出古代的光荣道德”。在独立后，印度知识分子没有接受甘地对未来国家的设计，但却接受了现代化的“文明”标准。其结果便是，现代性这个概念在印度被扩大了，在经济发展的物质因素外，加上了精神因素。
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获得民族独立，而不必像中国一样付出惨重的革命代价，使得其悠久的宗教文化和各种传统制度(包括种姓制度、大家族制度、社会习俗如嫁妆、童婚等)得以保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维护传统，并真诚地引以为豪。但不少人已经发现，在印度社会的各个层次，迷信和危害生命的伪科学正大行其道，这与政府对印度未来的描绘(世界办公室、知识社会)极不协调。如何将“坚守传统”建立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如何积极地介入人民的宗教理性，成为印度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现代国家，中国和印度都力求宗教和谐。不同之处在于，由于中国自己丢失了“礼乐文明”，既没有一个代表社会主体性的宗教，也没有一个表达中国社会主体的“分守”，所以各种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首先直接面对政府，而不是面对社会主体的文明规范和秩序意识。而在印度，印度教从来是一个不断重生的传统，旧的哲学经后人不断地重新诠释，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成为塑造未来的力量，正是对传统的保守，使得“固本”过程持续下去，并附加上新的观念和实践。
因此我们看见，在印度，即使是在殖民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基督教传教士的情况下，都收效甚微——英国统治200多年后离开时，只有不到3%的印度人信仰基督教!印度社会主体的“分守”让英国人历经波折，并最终认识到将自己的宗教偏见强加于印度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印度今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社会“分守”的宗教因素，如何保持开放、宽容和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教派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从统计数据看，规模越来越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波及面越来越广，其中最突出的是1984年、1992年和2002年的三次大冲突。16宗教冲突的问题有效地掩盖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向错误的关注方向，忽视了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而高文盲率、妇女地位低下、贫困、童工等问题，使印度社会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也必将使印度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
建设一个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新世界
中印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并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是应当自豪的。与欧美相比，中印两国在综合国力对比上将长期处于相对弱势，从“好莱坞大片”到“肯德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充斥中印市场，断难否定在“文化产品”项目上，中印两国均处于“逆差”状态，中印文化的优势在短期内也很难得到充分地张扬。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原本是连接人与人的情感纽带的宗教，现今成为族群区隔的一个标志，甚至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一大根源。但是从总体上观察和比较中印宗教文化，虽然“宗教”与非宗教的边界在印度和中国比较模糊，但不可否定的是，“宗教”和信仰在这两个文明中是丰富多彩的，两个文明展现出的指导思想，总体而言是整体论、相对论和宽容论的。因此，在宗教文化的塑造方面，中国走出了一条“多元通和”17的道路，印度则走出了一条“多元宽容”的道路。18
当今世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以目前这种政治局面来维系和平，那么未来的世界不仅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军事冲突，在经济上也只能出现强者愈强、贫者愈贫的局面。这肯定不是人类追求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困境中，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试图从中国的“和谐社会”和“世界大同”，印度的“整体主义”(holism)和“非暴力主义”中寻求答案。
中国和印度是拥有与“圣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可能是破解由中世纪“圣战”思维模式所布下的世界迷局的希望。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提倡相互尊重，强不凌弱，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印度文化历来主张对人性欲望进行适度地克制，仁慈友爱，远远脱离恶的人性。印度文化与充满了野心、欲望、贪婪和嗜杀好斗性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以力量(甚至暴力)为标志的“丛林法则”在近代使中印两国深受殖民∕半殖民之苦，但我们都深信，那种充满竞争性、企图以力量主宰天下的文明早晚是要被人类抛弃的。今天的世界不能避免竞争，但我们需要选择一条崇尚竞争又符合人性的中间道路，一种中庸的、不走极端的文化。中印文化正是这样一种中间类型的文化。
在决定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上，中印文化也应当有独到的贡献。圣雄甘地说过，地球有能力养育我们，但养活不了我们的贪婪!儒家文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就是当今世界的双赢精神和共同发展的精神。中国和印度希望的是世界共同走向富裕，而不是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都必须抛弃“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小汽车为中心、一次性产品泛滥”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19探索一个从低产值走向高产值，从农业、制造业走向创新科技的新模式，让中印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环境”的文化在其中扮演积极的、引导性的力量。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Ramchandra Guha)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印度人的主观愿望是，印度根本不应该企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20印度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宗教文化，培养了从容、大度、乐观和自信的精神气质，为世界提供了多元宽容的榜样。中国“以生活为导向的文化”(Life-oriented Culture)具有关爱生命、关心现实、关注人间的特点，可以对日益“世俗化”、“入世化”的世界提供不少借鉴，甚至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一个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新世界，应当也必然是未来世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