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发改委人士透露，由于我国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管理需要，应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新特征新趋势，重新制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有评论认为，认定城市大小也不能只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公共服务等方面。城市有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城市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才能够相适应。
我国城市规模划定标准将重设 众多小城镇将变市
记者独家获悉，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城市规模划定标准进行了重新设定。未来我国城市规模划分将打破行政等级限制，根据城市所具备的承载力，人口集聚能力等方面进行认定。
接近发改委人士透露，由于我国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管理需要，应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新特征新趋势，重新制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随着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各城市间发展不均衡问题逐渐突出，也带来人口集聚度的逐步增加。”上述人士表示，因为产业引导等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集聚到同一个城市中，因此我国一些城市规模划分大大落后于其人口集聚力，甚至有些镇人口可达百万以上。
据介绍《规划》中城市规模认定标准根据市区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认定。与90年代的城市划分相比，小城市人口认定从20万以下提升至50万以下，中等城市认定从之前的20至50万上升至50至100万，大城市从之前50至100万上升至100至500万。此外，增加对超过500万人的城市认定为特大城市。
事实上，这并非是我国首次对城市划分标准作出改变。1980年，我国首次对1955年国家建委《关于当前城市建设工作的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城市划定标准做出改变，将城市规模分为四个等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50万以上到100万为大城市，20万以上到50万为中等城市，20万和20万以下为小城市。但并没有对城市人口作出清晰界定。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再次进行修改，增加对城市人口界定，取消对特大城市认定标准。
对此，上述人士指出，此次城市规模划定标准与之前不同的是，不仅增加对特大城市认定，而且对城市规模认定过程中不再拘泥于城市等级限制，真正依靠市场配置，根据城市所具备的承载力，人口集聚能力等方面进行认定。
“标准改变后，我国城市数量会大幅提升。”上述人士表示，我国只有658个建成市，而日本虽然占地面积、人口与我国相比相差甚远，却有2000余建成市。因此，在认定标准改变后，我国1.9万多个小城镇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望改变成“市”。
《规划》也指出，我国应调整完善整县改市，切块设市等模式，并探索小县合并，联合设市等多元化设市模式，适度增加中小城市数量。并完善市辖区设置标准，因地制宜推进县(市)改区，在城市群地区适当增设重要城市市辖区，适度设置其他中心城市市辖区。
镇与城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其中蕴含的利益却相差很大。在三甲医院建设、警力配置等公共服务方面，镇都有限制。例如中山市小榄镇，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其常住人口31.56万人，如果按照此次划分标准，小榄镇属于中等城市规模，但是在此之前其只是镇配置。“由于是镇配置，公安、派出所只能按照镇配编，小榄镇政府不得不聘请多位协管员。”
此外，减镇放权我国也早有先例，2009年，绍兴市试点扩权强镇，“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 ， 客 观 上 要 求 赋 予 一 些 乡 镇 更 大 的 发 展 自 主权，”绍兴市常务副市长陈长兴说。
基于此，绍兴将原属县级的部分行政审批权、决策权、人事权授予中心镇，编制了放权指导目录，涉及15个方面、72项事权，至此中心镇具有了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放权4年以来，绍兴市28个中心镇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66%、85%、47%，经济总量占全市的35%。中心镇的布局规划更趋合理、环境得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城市基本实现了均等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士指出，城镇规模变化不仅仅是数字变动，而是重在改革。但现阶段《规划》中所涉及的仍只是初步划分改变。“因此，小城镇改为市后是否完全拥有与城市规模相匹配的管理权限，具体下放哪些，怎么改还没有具体定论。”(经济参考报)
城市标准不能只看人口总量
根据目前国家发改委编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特大城市的标准——“城市人口100万以上到200万”，有望被提升到“城市人口在500万以上”，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标准也会进行上调。如果按照旧的城市人口标准，不少地级城市已经变成特大城市;但如果上调了特大城市的人口标准，某些省可能没有一个特大城市。那么，很多地级城市提出的口号如 “进入特大城市行列”、“发展特大城市”等，就变得毫无意义。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各种城市标准都有可能上调，而且调整标准只有一个：人口总量。小城市标准从20万人以下调整到20万~50万人。中等城市标准从20万~50万人变为50万~100万人。大城市标准从50万~100万人提高到100万~500万人。超级大城市人口标准有望设定为1000万以上。
如果城市标准“升级”，显然有多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减少某些城市浮躁症，让那些一味追求“特大城市”称号的城市负责人回归理性;二是有利于引导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以控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三是让城市标准更适应发展需要，因为随着城镇化发展，某些城市标准已经明显过时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旧的城市规划法，还是最新的城市标准认定，都是通过“人口总量”来认定城市大小。在旧的城市规划法中，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在这次调整的城市标准中，特大城市的标准是“城市人口在500万以上”。
以人口数量来认定城市大小有一定合理性。这是因为，人是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多城市规模相应就大，人口少城市规模自然就小。但在笔者看来，认定城市大小不能只看人口总量，而是要看综合指标，人口数量只是综合指标之一。如果只是以人口总量作为城市标准，标准似乎过于简单。
这就好比判断一家企业大小，不能只看员工规模，还要看生产和交易规模，看产值和效益。同样，认定城市大小也不能只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公共服务等方面。城市有一定的产业规模才能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城市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才能够相适应。
最近，很多地方在描绘新型城镇化宏伟蓝图，但诚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即使城市人口再多，恐怕也不能产生正能量，因为有产业支撑才能拉动就业、消费增长。所以，上调城市标准除了看人口总量，还要看产业规模。
尤其是，上调城市标准要看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编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首先要编制城市公共服务规划，包括公共交通、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如果城市公共服务不能与人口总量相适应，就会带来很多“城市病”，诸如：交通拥堵、资源短缺、城市贫困、环境恶化等等。
上调城市人口标准的同时，城市相关制度更要升级。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不少进城农民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不能公平享受市民待遇。而且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的选举权、休假权等权益缺少制度有效保障。因此说只有制度为城市保驾护航，城市的公共服务才能更公平更合理。
特大城市的标准讨论不应纠结于数字
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城镇化规划，有望设立特大城市、超级大城市的新标准。其中特大城市标准从100-200万提高到500-1000万，而超级大城市有望设定人口标准为10000万。(《21世纪经济报道》)
所谓的大城市标准，其实非常无聊。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非常虚的。城市人口一般包括城区人口和市区人口，是一个区域内的人口总和。换句话说，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真要铁了心在现有的统计框架体系内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是非常简单的，直接将下属的一个县或者市改成区就好了，一下子就能增加城市人口上百万。但这样做却是自欺欺人。
城市越大，是否意味着政策优待措施越多?不一定。典章制度面前不仅人人平等，也应该任何地方、城市平等。不能因为某些城市大，就给予特别优待;不能因为某些城市不够大，就抽取其血液，强行输送给更大的城市。
城市越大，行政部门、个人的级别会更高?所谓的行政级别其实是“干部终身制”的遗留，是必须改革的。终有一日，市长就是市长，局长就是局长，强调的是职权范围，而不会再有厅级市长、县级市长的区别。
就现实而言，行政级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能为了提高部门、个人的级别去人为造城、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那显然是本末倒置。
城市，特别在欧洲的历史上，意义在于“自由的空气”。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庄园制，一般人在庄园里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反之，如果能逃到城市里，就是自由民了。在现代社会里，城市的意义十分靠近“自由的空气”。具体地说，就是公共管理完善，民众的各项权利有保障，任何公共部门及工作人员能恪守典章制度、程序正义，而且公共福利体系能以相对较高的标准实现全覆盖。对任何市民而言，既然纳税面前人人平等，享受公共服务面前也应人人平等，绝不会以户籍、财富等为标准对不同人群实行差别化对待。于是，市民可以享受生活的安稳富足。
让大多数市民生活得幸福、惬意、有尊严，是城市运行的终极目的。公共管理是否完善、民众的各项权利是否有保障是衡量城市是否宜居、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忠于职守的标准。至于城市人口、地域规模的大小，反而是万千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应顺其自然，大有大的繁华恢宏，小有小的精致美丽。
如果一位市民、一个家庭真正生活得幸福，那么无论城市人口、地域规模如何，城市的形象都非常高大。反之，一位市民、一个家庭“穷在闹市无人问”，那么无论城市人口、地域规模如何，城市的形象都必然会非常灰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