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三落”为何能“三起”？

这三次打击，每一次都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若是一般人，即使受一次或应该或不应该的党内警告、记过之类处分，降低一两级党政职务，往往就一蹶不振了。“落下”的日子中，邓小平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网7月22日综合报道 记者 林超然】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通常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还有多少新思想呢？他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但恰恰相反，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在他73岁复出以后做出的。邓小平就这样挑战了人类的生存定律。这使人们在慨叹宇宙和人生的变化莫测时，也不由得要以全新的眼光来研判一些“常识”。

此“三落”，一次比一次严峻、沉重；此“三起”，又一次比一次挺拔、辉煌。无论历史对邓小平一生的功过是非最终作出怎样的评价，他“三落三起”所彰显的胸怀、智慧和意志，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而永恒的人生启迪。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因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遭到掌握中央权力的“左”的批判，被撤销所任职务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贬为区委巡视员。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邓小平就被指责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当时担任的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撤销了。接着，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已经65岁的邓小平又被发配至江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北京许多干部群众为悼念周恩来逝世，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自发地掀起了“天安门运动”。为此，邓小平又被指责为“天安门反革命

事件”的“总后台”，并被撤销了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三次打击，每一次都惊心动魄、来势凶猛，大有泰山压顶之势。若是一般人，不要说这样严厉、沉重的三次打击，即使受一次或应该或不应该的党内警告、记过之类处分，降低一两级党政职务，往往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他们或者“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混日子，或者变成了看风使舵、拍马逢迎的趋炎附势之徒；有的人甚至因此而心理失衡、精神崩溃，导致这样那样的绝症，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

但是，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人生，也许和我们自身最相关的，他是怎样面对挫折和逆境的?

回答这个问题，自然会想到他作为革命家的坚忍不拔的理想和信念。此外，他的人生态度也很重要。比如，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邓小平说过，乐观是他的法宝，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啊?在孩子们小时候，相互之间有时闹点小别扭，邓小平只说一句话: “要吵，你们出去吵!”妻子问他怎么不管一管，他说，管什么?早晚都会过去!“早晚都会过去”，孩子们闹别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压力和挫折，多少也会如此。邓小平乐观地相信未来，背后是对待矛盾、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辩证法，即不认为事物和环境会一成不变。当然，单纯的乐观也不行，说没有忧虑也不现实，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忍耐和等待。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

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作了准备的。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这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

邓小平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重大挫折和打击面前，从不气馁消沉、畏缩退让，而是心怀坦荡、顽强坚韧、愈挫愈奋。他不是局限于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怨天尤人、悲观丧气，而是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着眼，深刻地进行分析和思考，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再度崛起积储能量。

“落下”的日子中，邓小平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做了些什么？又是怎么想的？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告诉来访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邓小平二次复出时，所面对的“文革”纷乱局势。

　　第一次“拨乱反正”

《瞭望东方周刊》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这位身体健康的92岁老人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

据他回忆，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公开惩办了在肃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记，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屈干部。

同时，邓小平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刘良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这应当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刘良认为，年轻的邓小平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和他40多年后的两次“拨乱反正”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刘家祁老人至今仍记得邓小平和他们一同蹲在板凳上吃饭的情景:“小平同志和我们吃的饭菜是一样的。小平见谁碗里红薯多，就会乐呵呵地去他碗里夹上一筷子。他还手把手教我瞄准射击。走在路上，老远看到我就喊‘小鬼，来来来，你们工作搞得怎么样?你枪法有没有长进?’大家都很喜欢小平同志。”

　　“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在当时，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档案室，《瞭望东方周刊》调阅了当时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找到了小平“第一落”的线索。

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专家认为，实际上，这是李富春对邓小平的保护。

如今的江西省委旧址已经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掩映在一片农田和水塘之中，在满天乌云下默然肃立。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廖富瑞家就在省委旧址隔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辗转找到他时,他正在3里外的农田里干活。廖富瑞还依稀记得邓小平在村里时的情形:“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常常在省委附近玩，经常能见到邓小平,但他那时名气还不大。1972年他回来,我还亲眼见过他哩!”

“左”倾路线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批邓”。刘家祁回忆道:“我们听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惊诧莫名，同志们很难过，大家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们都会被肃清。然而，当时我们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3月，邓小平被博古、张闻天公开批判;4月15日，《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刊登在《斗争》第八期，把“以邓小平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被迫写下的检讨书如今只能找到只言片语，但从发表在《斗争》上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到当地采访时，现任村镇干部竟不知道小平曾在这里生活过。然而，石街两旁的老房上还依稀能辨认出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

94岁的肖臣贤说，这些标语正是邓小平在此居住时留下来的，“你看标语后还写有年月”。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宁都县博物馆前馆长曾庆夔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回赣南考察，相当保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外宾。从头到尾，他除了询问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几乎就没有说话。我的感觉是，他的宁都记忆并不愉快。”

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批斗对象吃不饱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据罗明回忆，他在挨批斗时，炊事员就不给他做饭吃。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维映却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后来撰写《邓小平在赣南》一书的凌步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难能可贵的是，后来，邓小平不但没有怨恨批判他的人，相反，批判他的大多数人最后成了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和团结对象。

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期间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寻访当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走上田埂，远远就能看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小的那栋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称“独立房子”。两所房子相去不过百米。

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说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并不会想到，历史会在40年后给予他补偿。他的“第一落”，毛泽东整整记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执意要重到赣南“看一看”的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关联，在参观当时毛泽东在会昌的故居时，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第二次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毛认为邓“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敏、肖红／江西报道

　　“第二落”:老邓做钳工

“只有发展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问题才能解决”

“‘这里有没有红卫兵?’他进厂四处看了看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当年接邓小平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陶端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当时，这家县办工厂搞军事建制，陶端是个排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管理着40多人。

“我对他讲，我们车间以老工人为主导，没有红卫兵。今后你在我这个车间工作放心，工人都是很有纪律的。”

“他点点头:‘好，好。’”现年67岁的陶端说。　

　叫他“老邓”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党内一小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被解除职务后，于1969年10月下放到新建拖配厂劳动。

那一次，是陶端头一回见到邓小平，“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名字都晓得，是个大官啊，中央首长”。此后的3年5个月，陶排长和这位顶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大官“天天在一起劳动”。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来我们这个厂，我们思想上也很紧张。”他回忆说。

当时的厂领导罗朋曾是邓小平在太行山带兵打仗时的一名部下。老首长要来了，这位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将厂里“打倒刘邓”等“会刺激邓小平”的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掉。

陶排长说:“如果没有他(罗朋),我们很多事情都拿不准,包括怎么称呼邓小平。”

最后，罗朋对工人们说，就叫“老邓”，也没什么坏意。

　　当钳工干起老本行

安排老邓做什么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陶排长一开始让这位65岁的“中央首长”用油清洗零件，这也是车间里最轻的活儿。但他很快发现，邓小平做这件需要蹲着做的工作时间一长，起都起不来。

调换几次后，邓小平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钳工。这正是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学会的手艺。

陶排长给了邓小平一副工作手套，另外放了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好让站着做工的他休息的时候坐一坐。

工人们原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厂里劳动只是一个形式，未料他“劳动就是真的劳动”，按时来，到时走，其间很少休息，大热天也不喝一口水，天冷天热出一身汗。邓小平对劝自己休息的陶排长说:“不用休息，出点汗舒服。”

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不抽烟不喝水，甚至让陶排长误以为他根本不抽烟，直到有一次跟卓琳聊天，才得知邓小平不仅抽烟还喝酒，当时喝的是米酒。

邓小平工作的认真劲儿让工友们“想不到”:不管刮风、下雨、飘雪花，邓小平始终坚持每天到工厂做工;本来他从事的工序是有一个公差范围的，但他却十分认真，做的工“都不要检的”(即免检)。

新建县拖配厂当时年产25部拖拉机，每部车的4个轮胎各需要6个螺丝。用一把钢锯和一把锉刀，每天上半天班的邓小平几乎独立完成了全厂的生产量。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邓小平话不多，也不主动跟人讲话。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话题跟他聊，“老不讲话也不好”。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当年的副排长、现年66岁的涂宗礼就没这样跟邓小平“开玩笑”了。他曾私下问邓小平中苏战争打不打得起来，邓告诉他“打不起来”。他又问西哈努克为什么长期在中国,邓解释，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真心实意支持柬埔寨人民。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因为在车间是邓小平的领导,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较多,还要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每月口粮定量多少。邓小平说:每月26斤米。问:够吃吗?邓小平:吃蔬菜多一点,26斤米就够了。

邓小平曾对陶端讲，自己刚到新建县拖配厂时，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过了一段时间白天可以不吃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厂的职工食堂里,邓小平聆听了影响他政治命运的一次中央文件传达。这个食堂现已更名为“小平会场”。

陶端回忆说,邓小平听传达时,一本正经地坐着,“两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也没有左顾右盼,当时大家心里想,他是当大官当惯了。

“当讲到林彪摔死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严肃的表情中有一点笑意。”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工人们回忆说，邓小平话虽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谈到当时新建县的疫病血吸虫病时，他说要重视，加强粪便管理，但也不要紧张。

在江西劳动期间,已瘫痪的邓朴方也来到了父母身边。有一天,邓小平问陶端,邓朴方在家中没有事做,有没有无线电修理之类的活让他做一做?陶端说,厂里没人有收音机啊。邓小平说,实在没有就算了。

陶端有4个孩子，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邓小平说:你们这里工人的生活情况我是知道的。想解决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就能解决的，非要把生产搞上去，你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工人们说，现在想来，这或许就是他在基层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切身感受吧?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陶端和车间的40多名工人以及厂领导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

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当地政府从去年起筹建包括小平小道纪念馆、小平广场和小平公园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首期工程竣工对外开放后的一年里，接待了20多万海内外游客。

　　“第三落”:见证历史的院子

也许将来这个院子还会迎来新的主人，但不变的是院里的老松树

北京东城区的宽街一带是历史文化韵味极浓的地方，这里散落着许多历史遗迹，如段祺瑞执政府、和硕公主府、作家欧阳予倩故居、孙中山行馆和僧格林沁祠堂等。

在宽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门牌为“地安门东大街43号”的四合院,从灰墙灰瓦的外观看,和邻近的其他居民大院没多大区别,但是稍加留意,只要看看那宽阔高大的门楼、门口那一左一右两个精雕细刻的石墩和暗示着地位身份的5层台阶，以及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就不难想像在这历经沧桑的大门里一定也掩藏着许多故事。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就住在这里。

　　软禁生活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毛泽东仍然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于是安排把邓小平从宽街的家中转移到东交民巷。

4月7日，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接邓小平。毛毛写到:“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与父亲的永诀啊!”

邓小平被转移到了东交民巷17号，实际上被禁锢了起来。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东交民巷旧称江米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都在这里发生。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此地划为使馆界，因此这里还保留着许多西式建筑。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们已经显得陈旧破败，但昔日的豪华还隐约可见。

虽然和人头攒动的王府井大街及车流如水的东长安街不过百米之遥，东交民巷却人少车稀，十分宁静。

　　相依为命的日子

邓小平住过的17号院坐落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交叉路口的西北角。听附近的老人讲，贺龙、罗荣桓、张鼎丞、李铁映、刘澜涛都曾在17号院里住过。

院子由灰色的高大砖墙围绕着，墙顶由屋脊状灰瓦覆盖，灰色的门楼坐北朝南，是非常简朴的三间结构。墨绿色的铁门上有着方形的望口，透过不时打开的西边小门，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甬道通向尽头，甬道的西侧散落的几栋别墅式的小灰楼，被院内浓密的法国梧桐掩映着。

附近的居民较少，只有21号院是北京市委的宿舍大院。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带经常住着一些高级领导人，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知道邓小平在17号院住过，但从未谋面，具体的时间也记不太清楚了。”

正是在这里，邓小平与卓琳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后来，警卫找来了原来的厨师，帮助做午晚两餐。寂寞之中，二老备感思念孩子们。

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实在没事可做，他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这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直到7月19日，邓小平才被允许搬回宽街的住宅，与家人团聚。

但软禁仍没有解除。闲得无聊时,邓小平想找点体力活干,便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院子里的杂草。毛毛回忆到,71岁的邓小平,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在毒毒的日头下，一剪刀一剪刀地认真剪草，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湿透了衣衫。

唐山地震时，全家人搬到屋外，在种丝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几块塑料布，做成“防震棚”，邓小平和小孙子就坐在下面。

谈到邓小平的这段“文革”经历，邓小平研究专家李忠杰说，“文革”促进了小平同志的思考，总结“文革”的教训，不仅是他总结，大家后来也总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对后来推进改革开放，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很多人可能还认识得不是很清楚。

　　让时间牢记一切

43号院附近的老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文革”时曾在这里住过，80岁的董大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院子从外面看不怎么显眼，里面可不小呢。这院子我曾进去过，别看前面临街，车来人往的，可院子深，里面还是很安静的。”

难怪，邓小平当年对这处院子很是满意，曾想过有朝一日退休后能在这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毛毛对这个陪伴父亲政治生命起伏的院子作了深情的描述:“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综合瞭望东方周刊、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