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是为我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主要学校，是运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从1935年11月党校恢复起，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曾为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培训两期学员后，由于红军东征暂停办学。1936年6月，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任家坪一带。10月，又迁定边县，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在一所职业学校里办学。此时校长为董必武，冯雪峰任教务主任，后由成仿吾接替任教务主任。学员来自红军部队各级领导和苏区地方工作骨干，按学员成分编为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并且设立少数民族班。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后，2月10日，中央党校随之进驻延安，校址设在东郊桥儿沟的天主教堂。校部住在教堂内，学员则住在桥儿沟两边的农村。

初到延安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仍然是董必武，教务处长成仿吾，总务处长张子良，总支书记廖志高，行政处长王大甫，自卫大队长陈庆先。学员班次不再按以前的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设置，而改为按照数字顺序编班。全校共编为七个班：一、二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每班有30—40人；三班是从根据地外面来的知识分子，有40人左右；四班主要是陕北根据地的地、县级（个别的也有区级）干部，人数最多，共有76人；五、六班是老干部、高级干部，如赖传珠、陈伯钧、罗炳辉、郭化若、朱良才、焦若愚等都在这两个班，这两个班还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也有刚从敌人监狱里出来的老干部；七班由原少数民族班以及新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组成。全校共有学员三四百人。

1937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8月，王学文接替成仿吾任教务处长。教务处增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军事等四个研究室，并相应充实了各研究室的教员。陈伯达、柯庆施、赖传珠、罗炳辉等先后担任过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军事等研究室的主任或负责人，邓力群、王任重、王鹤寿等担任过教员，还有陈伯钧、郭化若、焦若愚等学员曾兼任军事技术课教员。这时学员的班次，由以前的七个班已编至第十八班，学员1000多人，每期学员学习期限延长为半年左右。

董必武、李维汉担任校长时，中央党校主体班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等课程。政治经济学课，有的教员按照沈志远写的本子讲，有的教员按狄超白的本子讲，不论用的是哪个本子，每个教员都有自己的创新。中国问题课，基本上是讲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西安事变。党的建设课，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如何做群众工作。有一段时间，主体班开设过列宁主义概论和哲学课，除校内教员外，主要请校外的杨松、艾思奇、张琴秋、李培之等人主讲。这期间，中共中央曾指定凯丰（何克全）为列宁主义概论课指导员，张国焘为政治经济学课指导员，他们都来校讲过课。除主体班次外，还设有文化班，如少数民族班和工人班，他们主要是学习文化，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和政治常识。教员除了本校教员外，还曾外请徐特立、廖承志来校讲过自然和地理课。

1938年3月，康生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1939年初，中央党校由桥儿沟天主教堂迁至延安城北小沟坪。在这里，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更加完善，班次也逐步增多了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