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阿拉伯之春”燎原之火的突尼斯，在向民主过渡的路上走得并不轻松，甚至有些跌撞。

今年以来，该国连续发生两位反对派议员遭暗杀的恶性事件，而突尼斯自2011年革命以来的新宪法迄今尚未出炉，制宪过程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今年2月，先是反对党议员Chokri Belaid遭到枪杀，一案未结，7月24日，另一位反对党议员Mohammed Brahmi又遭遇不测，在住家附近惨遭枪杀。

消息既出，引来反对党对该国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指责。一时间，突尼斯似乎又回到今年2月的混乱：当时Belaid的遇刺，几乎导致执政的温和派宗教政党Ennahda联合政府的倒台。而所有的矛头如今都指向激进的伊斯兰派别沙拉菲（Salafism）。

突尼斯目前的乱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埃及近期发生的“二次革命”有类似之处——都是革命后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与世俗力量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到了爆发点。在革命期间共同对抗世俗独裁者的短暂“革命友谊”，在革命后的权力真空填补过程中发生分裂。作为伊斯兰政党，无论是埃及的穆兄会，还是突尼斯的Ennahda运动，都希望能将国家未来导向所谓政治伊斯兰，加强宗教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干预。相反，世俗力量和自由派依然希望国家继续之前的世俗化路线，建立一套兼具阿拉伯文明与现代性的国家制度。

此前，无论是在突尼斯的本•阿里还是埃及的穆巴拉克强人治理下，政治伊斯兰及其代表组织遭到无情镇压和严格控制。但凭借革命后的强大组织能力，伊斯兰政党得以凭借合法的票选当政。长期的压抑使得一朝掌权，伊斯兰政党或急于推进心仪的议程，如埃及，或为愈合以往伊斯兰力量遭到严厉打压的伤疤而对激进伊斯兰势力心慈手软，如突尼斯的执政者。后者则引发突尼斯民众对政府在打击极端宗教势力不力的不满。

但突尼斯的故事不止于此。当年引发本•阿里垮台的原因，包括腐败的猖獗、不受约束的政府、以及民生的凋敝，在革命后的两年内，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应对。而在突尼斯革命中冲到最前的年轻人当中，这种挫败感尤其严重。他们一方面感到没有享受到当年浴血的革命成果，同时新政府也没有对当年镇压年轻人的旧政权人员给予必要的惩处，使得对正义的追索成为突尼斯社会的一大诉求。

今年1月13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突尼斯的一些政党和组织更是要求建立国家责任委员会，以此调查自1956年突尼斯摆脱法国殖民实现独立出现的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力案件，对历史进行彻底的清算，最终在抛弃历史包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解。

对历史的清算一直是专制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大难题，也是后革命时代上台的新政府最为头疼的话题——一味的清算会使得旧政权人人自危，不利国家和民族的和解；但一味迁就则破坏新政权的合法性，无法做到与以往政权的彻底切割，进而破坏国家与社会向前看的动力。

朝前还是溯往，本来并非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专制阿拉伯的语境下，旧有势力的过于强大使得一味溯往并不现实，朝前就不可溯往，溯往则无法朝前。这也造成无论是在今天的突尼斯还是埃及，过渡进程百转千回、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