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月份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进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备受关注。虽然才短短四个多月，但是不少学者已经对此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分析。

尤其是近日，李克强先后主持召开了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座谈会和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李克强“定调”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思路，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李克强经济学”的精髓。

改革家的“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词，其本质应是“改革经济学”，乃是特指总理及新一届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反映了公众对新一届政府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期待。

早在四月初，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就使用“李克强经济学”一词，并对此进行了阐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而6月底，巴克莱资本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将“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由此，“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不胫而走，迅速走红，成为媒体和学界追捧的热词。

应该说，“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词，反映了公众对新一届政府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期待，其本质应是“改革经济学”。首先需要明确，“李克强经济学”，其本质含义乃是特指总理及新一届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非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建立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的经济学思想。

从最近几个月李克强的系列政策思路，似乎能窥见供给学派的踪迹，也就是重视从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比如简政放权，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减少公共开支，让政府过紧日子；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不再大幅放松货币；以及可以期待的减税政策。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调结构”。

与此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思路，新一届政府亦并未全部放弃。

实际上，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必须的，但关键需要找到薄弱环节，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以“铁公基”项目为主导，实施“大干快上”的增长思路。而应主要服务于民生领域，让增长和民生兼得。比如，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要在中西部多修铁路，就是抓住了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这样的投资增长无可厚非。

不限于此，不管振兴东北老工业区，还是加大对棚户区的改造力度，加快保障房的建设步伐，都带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特征。只不过，这一次的“凯恩斯主义”，重在民生领域的“保增长”。如此，既能不伤及经济增长的下限，也可以给普通民众以福祉，在增量改革上，还能大有可为。

未来十年，“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应该主要是继承供给学派的理论谱系，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升级过程中，只能扮演配角的地位，主要为民生的薄弱环节服务。

主次有别，才有望奠定未来的“改革经济学”基调。

“改革思路”初成形

经济改革动真格，才应该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本质内容，这亦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振兴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应该说，从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基本都符合了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比如相信市场的力量，不再相信货币刺激的效果。一系列大政方针，都在按照经济学逻辑进行。

新一届政府重视简政放权，给民间资本以活力。3月份，李克强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而这几个月，行政审批制度也确实正在努力做好“减法”，一大批审批权被取消或下放。近日出台的《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将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也是向市场放权的重要一步。

可以说，“李克强经济学”下一步的重点，会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层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这就需要给民营资本更多的市场机会，得力贯彻好“新36条”的基础性要求。至少，国进民退浪潮，不能进一步加剧。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也与民营经济萧条关系密切。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一削权的过程，“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与此同时，以改革红利的释放为基础，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充分发挥经济的内生动力。放权给市场，不过是改革红利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李克强总理的以开放促改革、政府职能转换、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内容，都已经或即将破局。一旦最终兑现，下一个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就值得乐观。

以此观之，经济改革动真格，才应该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本质内容，这亦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振兴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李克强经济学”，相信的是市场的力量，相信的是“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

 向往“理性的繁荣”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理性的繁荣，关键要看能否做好三件事：结束房地产的支柱地位，债务结构得以优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企业欣欣向荣。

短短四个多月，“李克强经济学”格局初定。从基本思想中，我们能够看到下一步以“李克强经济学”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或在突破“旧模式”层面，迈出重要一步。

实际上，不管学者怎么阐释“李克强经济学”，政策思路以作别“旧模式”为基调，是怎么也逃避不过去的。“旧模式”的核心有二：保投资和放信贷。保投资，意味着政府投资主导，对应的是管制加强、弱化市场以及债务的膨胀；放信贷，自然意味信贷泡沫不断做大，经济不刺激就难增长，杠杆加长以及供给面恶化。

可见，作别“旧模式”，就意味着要放松管制，“市场能做好的交给市场”，解决地方债务平台问题。与此同时，不刺激，不放水，而这两个层面，最终都指向了“调结构”这一根本性方向。

“旧模式”，确实到了不得不终结的地步。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理性的繁荣，关键要看能否做好三件事：结束房地产的支柱地位，并且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债务结构得以优化，并且产能过剩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企业欣欣向荣，一批有创新能力，掌握世界领先技术或产品的大公司出现。

做好这三件事都不容易，但如果解决不好，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结构，很可能在今日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

从过去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三件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都和货币金融关系密切。能否管好货币，直接决定了“李克强经济学”最终的效果。

其一，房地产不可再继续成为支柱产业。应该说，“高房价支撑不起大国崛起”，这一观点应已成为各界共识，但对房地产的态度却十分不一致。过去十多年的房地产调控，亦多数沦为“空调”，固然有财税等制度层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货币闸门没有把控住。尤其是2008年之后，很多城市的房价都实现了翻番，而同期的中国广义货币从43万亿元扩张至现在的105万亿元。这才是房价暴涨的最本质性原因。

其二，债务规模膨胀，产能过剩不断，亦是货币金融政策出现了失误。随着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凶猛扩张，于是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变得更为严重。虽然这其中，也有不少资金用在了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建设上。消化产能过剩，固然需要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但治本之策，还是改革货币传导机制，将资金从这些严重产能过剩的领域“挤出来”，走向实体经济真正需要的领域。

其三，有创新能力的大公司的塑造，当然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但目前来说，最主要的仍然是理顺它们的融资渠道。这就需要金融改革的启动，“盘活存量”只是起码要求。而盘活的方向，则需要这些存量货币，能更多地服务于这些有创新力、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庞杂，千头万绪。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多次强调启动金融机制改革，前不久更是出台了系统的“金融十条”。种种迹象来看，“李克强经济学”，未来会进一步做好货币金融的文章。这一步棋走好了，经济改革的其他领域，或许也就全盘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