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柳昌清：强企兴科，精官简政)

中国社会的体制和机制面临着第二次“脱壳”。第一次“脱壳”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向政府主导的半市场体制的转变，第二次“脱壳”是从半权力半市场体制向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的转变。这两次“脱壳”都是因为原有体制已经容纳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每一次“脱壳”，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飞跃”，是中国现代化的“成长”。

中国经过35年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完成了由贫到富的转变，现在需要实现由富到强的转变。既富且强、国富且民富才是真富，富而不强、国富而多数民众不富是不能长期保持的假富。国强的基础是企业竞争力强，企业竞争力强的基础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强。现有的半权力半市场体制，阻碍着企业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增强，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不要说超过了）。维持现有体制，将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时刻面临内忧外患的袭扰。只有未雨绸缪、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第二次“脱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等几种类型。半权力半市场体制形成的，是“垄断/过度竞争”的新的市场类型。在这种市场中，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处于权力保护的垄断地位，产生依赖；多数企业和个人由于权力、资源和市场的短缺，处于过度竞争状态中。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使企业的竞争力增强。要使企业竞争力增强，就必须通过改革，剔除权力对市场的参与和影响，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改善过度竞争，使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只能（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生存，或发展壮大，或淘汰出局，从而使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使一部分依靠自身力量成长壮大的企业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企业竞争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员工的科技文化素质及其创新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和提高，要依靠教育和科研。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能不能兴旺发达？直接决定着能不能培养出一流的企业员工和创新人才，间接也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对于这一点，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但是，时至今日，科教兴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构想却没有真正落实。究其原因，就是科教文事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与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规律不符合。教科文的正常发展需要建立起公平竞争的体制和机制，而行政化管理的体制是官本位、等级制的体制。教科文组织内部的正常运行，是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机制，而对科教文组织行政化的管理，却是行政权力扭曲甚至代替学术权力的机制。这样就阻碍了科教文事业的发展。要想科教兴国，就必须首先国兴科教，而国兴科教的办法，就是在保证国家对公共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应有投入的前提下，排除行政化干预，使教科文事业能按其自身规律正常发展。

如上所述，要实现强企（增强企业竞争力）兴科（科教文事业自主发展、兴旺发达）的目标，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体制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这个“总病根”问题在以前的改革中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就是要深入到“总病根”，涉及到“如何划分职权范围”；“全面”就是要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涉及到如何把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及其相应的权力、资源连同责任交给“企业、事业、社会单位”。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而采取的精简机关、充实基层的一项重要政策。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人有关“精兵简政”的提案，曾引起争议。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随后，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

当时的“精兵简政”，实际上是“精‘官’简政”，精简的是党、政、军、民组织机构及其脱产人员，充实连队及其战斗人员，主要不是减“兵”，而是减“官”和“僚”。使一部分“官”和“僚”转变为“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实行这一政策后，部队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实际上起到了“强军”的作用。减少脱产人员，使更多的人成为自食其力的生产者，增加社会财富；同时，部队和机关还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际上起到了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精官简政”的结果，起到了“强军兴产（生产）”的作用。

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十分类似。要改变行政权力过大、掌握资源过多、官僚队伍过盛，使企业竞争力不强、科教难以振兴的局面，就必须再一次实行“精官简政”的政策。只有“精官简政”，才能“强企兴科”。只不过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这一次“精官简政”的程度要更深、范围要更广。所谓程度更深，就是要涉及到权力和资源的配置，把公有制经济与公共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应当拥有的权力、资源连同责任由党政部门转移到企业、事业单位；同时要涉及到机制的转变，企业的发展以资本（包括公有资本）权力及其运营为中心，科教文事业发展以学术权力及其创新为中心，不再受行政权力的支配和干扰。与此相适应，党政机关的权力、资源、职能和人员将要大大缩减，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变权力型为责任型、管理型为服务型，党政官员不能再靠权势推动工作，而要以能力胜任工作。所谓范围更广，就是由于机制的转变，“精官简政“也涉及到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性级别、行政性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裁减，这些人员要从“官”或“僚”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家、教育家、科技专家、教授、艺术家、文学家、等等，或者成为在第一线工作的白领工人、教师、研究人员、创作人员，甚至成为普通工作人员、蓝领工人等。

从表面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物质环境，比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所处的物质环境要优越得多，似乎不必要进行“精官简政”的政策。但是，如果仔细、深入地加以分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极其相似：当时从外部来说，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内部则存在着“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今天从外部来说，面临着强“老大”和“恶邻”包围中国、威胁中国的图谋，内部同样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弊端（物质条件的改善又增加了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革除了体制弊端，增强了根据地坚持“持久战”的能力，同时形成了健康向上的党风、政风、军风和民风，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一心，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实行“精官简政”的改革，就是要改变现有体制的弊端，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入手，全面持久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形成健康向上的党风、政风、军风和民风，增强党、政、军、民的团结一心，为保持安全、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