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实现中国梦，需要“不聪明”的人)
——专访袁国平独子、海军指挥学院上将袁振威教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丰碑，袁国平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从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的步履始终与党发展的历程紧密相连：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创建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五次反“围剿”，开辟开辟抗日根据地，高擎抗日救国的旗帜向苏南、皖中、皖东挺进……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史和土地革命史，特别是我军艰难创建的发展时期，都留下他坚定的足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1月，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壮烈牺牲，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35岁。此时，袁国平唯一的儿子袁振威不满周岁。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换了人间。腥风血雨年代出生的襁褓婴儿，如今已成为国内海军作战指挥界泰斗、解放军少将。70多年来，带着“出生日便是离别时”的遗憾，袁振威一直追寻父亲的足迹，在漫漫求索中，父辈的形象逐渐明朗，一个政党得以不断壮大，一个国家得以日益昌盛富强的答案也愈发清晰。盛夏七月，记者来到海军指挥学院，对袁振威进行了专访，聆听他与父辈的故事。
以殉道者精神为国家服务
——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
袁振威1939年5月出生于皖南云岭，因父母忙于抗日工作，出生8个月尚未断奶，就被送回湖南老家，这时，早在长征前就被送到外婆家的大姐，13岁时给人做了童养媳；送回奶奶家的二姐，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奶奶因袁国平的去世而哭瞎了眼睛，幼年时的袁振威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上街讨饭度日。
“置身于革命事业的父亲，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代价的，他曾经给家人写信就提道，‘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
袁振威告诉记者，父亲出生在湖南邵东县一个贫苦人家，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田汉等进步青年的影响下，父亲很快明确了人生观。1925年，袁国平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
袁振威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袁国平身骑高头大马，英姿飒爽， 1927年4月，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发动了政变，“这是父亲在整装待发之际，给奶奶寄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父亲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苟若成仁取义，以此为死别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战死沙场，以博一快。生也是快，死也是快，这就是父亲的生死观。”这种为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死观，铸就了永垂不朽的革命信仰。
1938年，袁国平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北移中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包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皖南事变。袁国平与叶挺、项英一同指挥部队奋起抵抗，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当父亲被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已经不能行走。战士们想要背着他走，父亲睁开眼睛，吃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但战士们不肯把他丢下，就用树枝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在艰难的行军路上，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飞来，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一个倒下，后面的战士又冲上来把父亲抬起，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四十人了。在此情景下，父亲挣扎地起身，把一个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战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多突围出去一个，就多为革命保留一颗火种，记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并指着7块大洋说，这是党费……说完，乘战士不备，父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这意外的情况把大家震惊了。战士们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几天前，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剿，父亲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时年35岁的袁国平，不愿连累战友，举枪自戕，实现了自己的阵前誓言。
史不仅是营养剂，更是教科书
——老木匠祖坟埋忠骨
袁国平壮烈牺牲后，卫士连副连长李甫把袁国平的遗体交给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奎，随后便继续突围。李甫他们离开后，刘奎找到当地的一个老木匠，告诉他这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老木匠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请你把他藏好，千万别让人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老人点头答应。后来，老人临终的时候，才交代老伴说，祖坟里埋葬着袁国平，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把他交给部队。就这样，老太太每年清明都去上坟，直到1949年解放军打到芜湖，老太太才让她的儿子去打听一下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新四军。她的儿子通过芜湖找到部队并与刘奎取得了联系。
袁振威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时特别感动，“父亲刚牺牲时，国民党曾悬赏5万块大洋寻找父亲遗体，一个普通老百姓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保守父亲的遗体，这足以说明军民鱼水情，老百姓是最明事理的，他们知道新四军是为了他们而流血牺牲，他们以一种普通的却震撼人心的方式来报答军队的恩情。”
袁振威的母亲邱一涵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路的女战士，旧时代出生的邱一涵绑过小脚，凭一双小脚在茫茫雪山草地上跋涉，其艰难可想而知。“按照职位，父亲是有马骑的，可父亲的马背上，驮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母亲，而是伤员。母亲生前告诉我，她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就这样，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
纵古论今，袁振威说，现在的贪污腐败从哪里开始的，我认为就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过去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吃苦在先，从来没有因为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现在中央正在搞群众路线教育，这是很好的一次教育，在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的历史中，我们能明白他们当时的选择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做什么？”
“父亲生前给我的堂兄袁振鹏的信中曾写道：‘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样不聪明的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靠的正是这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将一己私利置之度外的人。“现在我们国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梦不是一个虚幻的梦，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些能够放弃个人得失的‘不聪明’的人。”
1956年，共同生活了10年时光的母亲积劳成疾，辞世前她留给袁振威两句话：一是不要将父亲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簿上；二是忘掉一切优越条件，靠自己生活。1986年，袁振威从国防大学毕业分配至海军指挥学院任教，虽不能擂鼓上前线，但潜心躬身育英才，近30年时间，默默耕耘，为国防建设培养输送了一批批高素质的海军作战指挥人才。多少年来，他在自己的岗位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他主持的课题都要保密，无法公开评奖，被成为没有获过奖的功臣；他甘为“人梯”，把奖励的机会让给年轻教员和学生，他是海院有名的“傻子”，很多人问他一生拼命工作图啥？他回答：一个人的一生很短暂，我们只能把有限的时光用在自己挚爱的事业上，我个人无所图，只图威扬军威！
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传统不能丢
——袁国平马背上打腹稿，下马即挥毫成文
在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袁国平绝大部分时间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是新四军三大才子之一。在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第二天，他就创办了《红军日报》，这是我军第一份铅印大报，史称红军第一报。”在日后的革命事业中，袁国平一直坚持办报的传统，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父亲非常重视通过报刊发动宣传教育，他还常常执笔为报刊写稿。经常在紧张的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就打好腹稿，一下马就扎进宿营，起草文章和布告。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七律﹒长征》的雄伟诗篇，父亲在拜读这首诗后，很快用原韵写了一首和诗：‘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洒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父亲的这首诗字里行间渗透着藐视一切困难、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豪迈情怀。”
1938年7月，袁国平在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的总结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要提高全军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吸引全军指战员热烈参加与拥护政治工作的建设。”他强调，战胜敌后抗战的困难，“最重要的是真正要把政治工作看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
“你们刊物是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权威刊物，我父亲革命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做政治工作，我愿意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多说两句，我父亲曾系统地撰写了《战时军队政治工作》一文，从进攻、防御、行军、对敌等各个阶段论述了如何开展好政治工作。在具体工作中，他始终将政治工作融入中心工作，开展细致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翻阅我们近期出版的刊物，袁振威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坚守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很有意义。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弱化，生命线的宝贵传统不能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