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阿联酋前议员娜杰拉·阿瓦迪去年11月14日在《海湾新闻报》上撰文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的确如此，伴随着金融危机以及各种“颜色革命”所致的后果，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光环在逐步褪去。现在是我们跳出西方话语霸权体系，增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自信，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的时候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否定自己、拥抱西方只能是死路一条。
【主题研究】
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强——谈谈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人民日报》
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既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号召文化本位主义，而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应有的礼敬和自豪，在文化比较中坚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信念，形成文化自觉，摆脱文化不自信的心态；不妄自菲薄，过分崇拜异文化，而要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中求同存异、共生互补，达到文化自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详细]
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正当时 詹得雄 《人民日报海外版》
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跳出西方话语霸权体系，构建自主话语体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有人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管你怎么改，不管你取得了什么成效，总达不到美国的标准。这就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霸权，而我们有些人甘愿成为其俘虏和奴隶。中国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要变成美国呢？而且实际上也永远不可能变成美国。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如果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由衷欢迎和拥护。世现在是中国在理论上拿出开天辟地的新经典的时候了，就看我们如何去努力做到。[详细]
曾经艰难的西方中国研究 《中国青年报》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其实有一点颇为相似。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同样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西方世界，这样才能有助于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塑造国际形象，扮演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详细]
把“死历史”看成“活历史”——谈谈我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 《人民日报》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君主集权制度和科举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许多思想家探索如何治国安邦，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记录历史，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保家卫国，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等。这些都折射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历史，要力求把“死历史”（过去的事）看成有生命的“活历史”。只有从多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才能够从历史中找到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实的考察。[详细]
【理论要点】
公正是深化改革的核心价值 竹立家 《广州日报》
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称作公正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时应充分体现公正这个核心价值观，否则社会基础就不稳固，执政的根基就可能不稳定。中国未来要怎么发展，改革的共识有没有破裂，共识在哪？我提出新发展共识。这个新发展共识就是八个字：公正、民主、民生、和谐。公正是第一位的，没有公正，其他无从谈起。当前社会不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收入分配不公、法律不公、机会不平等。[详细]
地方政府应从经济主体、投资主体中走出来 迟福林 《东方早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从经济主体、投资主体当中走出来。尽管在经济总量增长和快速增长方面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在背景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竞争性经济增长模式会对中国经济转型不利，由此可能加大社会风险因素。所以，应该把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作为政府转型与改革的重点、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只有改变政府替代市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详细]
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高培勇 《人民日报》
进一步深化改革牵涉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需要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启动，也就是要选择好突破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或者说突破口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财税体制改革。梳理当前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可以发现，很多难题的缓解和突破有赖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比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让各级政府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这样的动力从何而来？调整税收制度，进而调整分税制财政体制格局，能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动力。[详细]
【学者声音】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详细]
【观点备忘录】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正“进入拐点” 张晓明
发展速度下降可以看作回归常态，发展方式转型可以看作走向合理，管理模式转型则应该视为回应发展需要，建立统一、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走向拐点的图景。构成这个图景的底色是，我国文化市场的产品供给正在从短缺走向过剩。过剩的出现意味着市场适度宽松局面的出现，也意味着深化改革机会的到来。>>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从“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 《新京报》
目前，户籍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门槛式的，即在没有获得户口的时候，什么权益都不能享有。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从原来的“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使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获得所有权益的方式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其中，教育、公共卫生等影响一生发展的权益，要优先给予。>>
未来30年应当走向法治 张燕生
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规范，法治的规范，透明的规范。我们用什么方式做，一种方式是摸石头过河，要付很高的学费。另一种方式是用W T O的模式，引进最高标准的规范。金融的管理、生态的管理，这些都有非常成熟的规范作法。所以未来30年和前30年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未来30年应当走向法治。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会调头收敛，这种趋势在2012年已经出现了。>>
领导干部要重视极少数问题 侯金亮
有些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讲是1%，但对于当事人则是100%。如果不重视“极少数”问题，任其发酵蔓延，就会转化为棘手的“大多数”问题。在这个改革攻坚期、发展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把握好主流的同时，打捞“极少数”的声音，疏浚利益表达渠道，对于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很有现实意义。>>
当地政府要更多些“多交友少树敌”的宽容 曹林
沟通和交流是吸纳精英最好的方式，一个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见被政府倾听、被接受、被尊重的知识精英，即使对政府有再大的意见，他只会变得更温和，而不是变得更激烈。一个经常能成为政府座上宾的不同观点者，他只会对政府多些同情和理解，而不是走向极端。官员应该多说些凝聚共识的话，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精英的事，多开辟些吸纳不同声音的通道，创造条件让民众批评，就是最好的精英吸纳方式。>>
市民化成本不应简单化为公共成本 马光远
将“市民化成本”等同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成本”，或许人为夸大了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投入。事实上，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从“产出”的角度而言，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将有巨大贡献。同时，从“支出”或者成本的角度而言，城镇化的“成本”负担也是一个共担的机制。总之，设计精巧而合理的城镇化“融资模式”，城镇化就不会成为公共支出的难以承受之重。>>
不该拿放大镜找国民弱点 《新华日报》
现在的国人，在有些洋人的眼中，形象不怎么高大。一方面是因为少数人确实不爱惜自己的脸面，不该刻画的地方，刻上“到此一游”；不该扔的垃圾，不分场合乱扔。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爱给自己同胞贴“标签”，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明明是极个别人的恶习，非要动辄上升成国民的劣根性；明明是正常举动，自己少见多怪，却非要故作惊诧、虚张声势。提升国民素质，必要的自我批评自然是必须的。但如果带着“洁癖”，拿着放大镜照这个民族的弱点，甚至不惜自泼脏水，就有些过犹不及。>>
摈弃消极的“求稳思维” 刘良军
面对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焦虑，面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就业难等方面的矛盾问题，如果“任凭问题起，我自无作为”，回避问题、绕开矛盾、无动于衷，那么，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助长矛盾的积累，最终则会贻误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消极的“求稳思维”，实质上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不作为、怕作为、乱作为的体现。既在其位，当谋其政；不任其政，何当其位？>>
政府官员讲风水就是信念动摇 周潜之
政府机关大讲风水，从根子上说，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忘记了共产党员作为无神论者的原则立场。党员干部的信仰，理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也是实现长期执政的保证。做到这一点，洪水泛滥、地动山摇都影响不了发展大局；做不到这一点，一心牟取私利，作风腐化堕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胆战心惊。>>
【国际视野】
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新华网）
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详细]
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
——从苏联解体过程探寻中国之鉴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试图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和领袖来建立社会对自己的信任。苏共通过自我否定不断消解建立在个人人格和意识形态热情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却没有建立起基于经济绩效或者制度理性的政治信任。当传统的政治信任被挥霍一光，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也全然溃散，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详细]
“向西开放”需外交全局统筹 《环球时报》
近年来，中国在东面遇到较多麻烦，但中国整个国际环境未必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到了“最严峻的时刻”。这些麻烦是中国崛起进程中可以预料到的反应。应该说，“向西开放”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开展的外交全局统筹，必须主动进行的战略谋划。未来10年，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形的重要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关键时期。中国西面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国家众多、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存在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空间。[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