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认为，改革是有共识的，大家认为“不改革不行”。
“我主张把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作为政府转型与改革的重点、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7月15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专访，解读中改院报告《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
他说：“改变政府替代市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
上海经济评论：中改院提出了《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迟福林：与以往相比，当前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
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历史地看改革是有时间危机的，改则活，不改则死，这是被历史逻辑和中外经验反复证明过的。因此，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尽快形成“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显得格外重要。
我强调的危机和风险，其实就是由问题的积累并且久拖未决造成的。因此，我看未来的改革必须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就是说要抓住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来化解风险和危机。
社会转型到了临界点
上海经济评论：您说未来改革的路线图应该围绕化解危机这个导向来制定，当前我们面临的危机主要是什么？
迟福林：总体上，现在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因素增加。未来五年左右，转型改革以化解危机为导向，这是大前提。改革要跑赢危机，概括为三个大方面：
第一，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例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 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不仅传统的钢铁等产业，而且太阳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可以说，经济转型到了关键点，经济改革重在克服这些矛盾，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利益冲突的危机。随着利益关系失衡的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社会转型期的安全感、幸福感等都受到明显影响。例如，20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80%以上。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这种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他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第三，腐败的危机。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和“导火索”，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在这方面，也要客观看到，腐败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权力与资源结合在一起，成为腐败的温床。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而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上海经济评论：之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迟福林：这个问题很重要。
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发展转型的大国。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什么变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变了。在二三十年前，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主要是吃饭、穿衣问题，基本温饱问题。今天，人民主要的物质文化需求是要有好的医疗、好的教育、好的环境、好的公共安全等等。
按经济学来讲，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是私人产品短缺。现在教育、医疗、环境、公共安全，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服务还不到位成为突出矛盾。主要矛盾没变，但阶段性的矛盾特征突出了。这样的突出表明了什么？尽管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但阶段性特征突出了。过去是生存型的阶段特征，现在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追求的发展型的阶段特征。
在这个特征背景下，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变了，那么政府的行为就要发生变化。所以，政府要转型，政府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服务的主体。政府的公共政策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来推行。经济增长就要有助于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更有质量的公共产品。
上海经济评论：具体到经济转型，为何提出将公平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
迟福林：我们需要加快推进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今年6月5日我应德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参加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国际德国论坛，在讨论增长和幸福时，我向默克尔总理提出，中国面临着增长中幸福和增长中痛苦的矛盾挑战。如果我们追求以扩大GDP总量为目标，短期看，经济速度、总量上去了，但中长期看，它隐藏了更大的风险因素和更多的矛盾问题。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才能够使改革更多地惠及百姓，在增长过程中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通过改革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靠什么？
迟福林：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内部的需求潜力相当大。以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来拉动，今天的改革就是从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创新拉动。
第一，总体消费水平比较低，消费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创新能力不足，所以经济转型和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将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用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从内需潜力来看，未来十年保持7%～8%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个大问题。此外，还需要消费政策、消费体制、消费环境的改善，以及能不能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来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上海经济评论：您提到社会转型方面的攻坚，能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迟福林：社会转型方面，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我们的建议是：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5.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6.以强化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为重点深化事业机构改革；7.向社会放权，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8.以改革信访制度为重点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政府转型改革是重点
上海经济评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起主导作用，现在要求它完全从生产性活动中退出，是否可行？
迟福林：我刚刚在第四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论坛上，做了题为“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方式”的演讲。
第一，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不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更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从经济主体、投资主体当中走出来。尽管在经济总量增长和快速增长方面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在背景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竞争性经济增长模式会对中国经济转型不利，由此可能加大社会风险因素。
所以，我主张把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作为政府转型与改革的重点、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上海经济评论：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转换职能，从生产性活动中退出来？
迟福林：是的。因为现在条件已基本具备。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民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
第二，现在生产过剩，土地财政问题、地方债务问题、生产过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这些经济转型的矛盾问题都与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相联系。如果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上述矛盾问题很难转变。
第三，老百姓的需求变了。老百姓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政府维护公平正义。政府的行为理念和行为方式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所以地方政府到了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第四，这个改变不简单，它涉及到一系列基础制度安排，比如财税体制，中央地方的职能划分，干部人事制度等制度层面的改变。
上海经济评论：那么，现在地方政府最需要做的改革是什么？
迟福林：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消费税，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吸引消费，让消费税的一部分留在地方。比如房产税、遗产税，今后也可以作为地方财税的一部分来源。现在当务之急是，在划分好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前提下，推进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
上海经济评论：有人指出，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好，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迟福林：不能全盘否定。总体来说，平等竞争的大环境初步形成，但具体地说，还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垄断行业，行政审批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腐败问题。为什么有一些资本外逃？需要通过改革为未来创造一个良好的预期，这个良好的预期是什么？民主法治。
上海经济评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GDP，对企业又是非常照顾的，怎么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迟福林：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可以为企业开出很多优惠条件。比如说，低价土地等等。其实这种行为破坏了地方经营环境，是牺牲了地方长远利益，尤其是百姓利益，来换取短期的招商引资。因此，第一，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必须要改变，在不改变的前提下，想解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很困难的。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或者说是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它就是一个大公司。第二，加强企业平等竞争的法律保障。实际上，目前平等竞争还是不够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都还处于不利地位。
上海经济评论：关于打造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版，政府要做些什么？
迟福林：不可能越俎代庖，但政府应该积极作为。
第一，创造升级的主体是社会、是企业、是个人，应该给社会、企业、个人更多的空间。空间多了，自由环境多了，它的活力、创新力才能够提升。改变政府替代市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二，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向消费、创新拉动的方向转变。只有把经济的立足点放在13亿消费者身上，才能够改变经济结构，才能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由此，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有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三，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给予创新更多的支持。像乔布斯这些人，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要为青年人的创新给予更多的环境和政策的支持。同时，加快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安排。
增进共同利益 形成改革共识
上海经济评论：您能不能分析一下目前中国的改革共识和改革分歧？
迟福林：我长期关注改革，做了30多年的改革研究。改革走到今天，总体来讲，改革是有共识的，大家认为“不改革不行”，还需要继续改革。
但在改革的具体问题上，争论还是比较多的。关于形成改革共识，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虽然搞了35年的改革，但改革远未完成。
第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说垄断行业的一些问题，腐败的问题，还同改革不到位相联系。一些问题不是由改革过头或者改革走偏了造成的，而是由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有些制度还不完善，为什么大家对垄断行业反映很强烈，因为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为什么体制机制腐败问题存在，就是因为改革不到位，没有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所以我们需要改革。
第三，今天的改革触及各种利益，利益主体多样化是个现实，要达到一个改革的共识，就要把握改革的全局。改革需要更多地看长远，更多地看全局，需要更多地换取共同的利益，增进共同利益，才能进一步形成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既有传统理念的影响，更有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处理。在我看来，两者都很重要。
上海经济评论：过去改革过程中一定也遇到过分歧，当时学界是怎么争论的？当时是如何形成共识的？
迟福林：比如在改革的初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比较大。邓小平的主张就是不争论。当时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有人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允许大胆试、大胆闯。所以在各种改革的争论当中，第一条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励改革的创新、鼓励改革的实践，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第二，看问题不能从传统的理念出发，要从现实出发。现实是多数人是不是获得了利益？这项改革能否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广大百姓的福祉带来好处？
第三，还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尤其是领导层的改革决心至关重要。在改革出现各种争论和矛盾时，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是推动改革向前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