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地区动荡行至叙利亚，性质已悄然生变，即从最初的要民主、要复兴、要自强的民族诉求，蜕变为如今的地区控制权和战略利益之争。域内外力量汇聚较量，中东局势酝酿着更大危机，地区格局的一些阶段性特征渐浮水面，客观上要求中国的中东外交采取新思维。
一、叙利亚危机牵引地区局势深度发展
肇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巨变引爆地区大规模、长时期动荡，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先后实现了政权更迭，叙利亚成为当前中东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和各种势力的“角斗场”，“牵一发而动全身”。多维度力量叠加，或将风暴带至更深漩涡。
（一）叙利亚危机发展出现变数
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3月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半，成为西亚北非动荡中持续时间最长、牵涉利益最多的一场变革。叙利亚地处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历史上曾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冷战时期又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由于特殊的民族、宗教因素，叙利亚与伊朗长期结盟，又难以割舍历史上形成的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因此是一些地区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眼中的“另类”，叙利亚危机在地区变局中成为域内外各种势力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
围绕叙利亚危机，相关各方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是在地区层面上，伊朗、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结盟，对抗阿拉伯国家（以沙特、卡塔尔为首）与土耳其等的联盟；二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对抗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因此叙利亚内战具有“代理人”战争特色。在危机的初期阶段，叙利亚反对派借助外力和“阿拉伯之春”“凯歌行进”时期的惯性，与政府军在战场上周旋，“胶着”状态持续了很久。
目前，叙利亚危机出现明显变化，政府军暂时取得战场优势，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反对派持续分裂，不仅国外反对派（全国联盟）与国内反对派（全国协调机构）之间存在分歧，叛军内部也因争夺主导权、外来资金和武器等而发生内讧；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军事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参战；三是俄罗斯较前强化了“挺巴（沙尔）”立场，加大了介入力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计划联手欧洲和阿拉伯盟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以期改变战场态势，中东变局进入未知“水域”。
（二）叙利亚内战“外溢”引发多线隐忧
第一，黎巴嫩爆发教派冲突。黎巴嫩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教派分权制的国家，“真主党”拥兵自重，与叙利亚、伊朗政权同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并长期接受后两者支助。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加深，黎巴嫩多地数次发生亲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逊尼派之间的武装冲突。[1]“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明确表示，不会坐视自己的“脊梁和支柱”被打断。
第二，伊拉克暴力事件频发。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原先受到压制的什叶派上台执政，国内安全形势一直不稳。同时，沙特和伊朗分别从外部加强对伊拉克的全方位渗透，加剧了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伊拉克多个城市发生逊尼派和什叶派民众之间的暴力对抗，也日益呈现明显的“代理战”特征，国家处于崩溃和内战的边缘。
第三，土耳其国内安全受波及。土耳其近年来实行“向东看”外交政策，加大了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土耳其视叙利亚危机为战略机遇期，对本已改善关系的叙利亚突然反目，变成了“倒巴（沙尔）前锋”，引发国内外势力不满，成为最近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的原因之一，也使得一些组织利用库尔德问题频繁制造恐怖事件。不知能否应验了尼采的那句名言：“革命看久了，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第四，以色列草木皆兵，“防卫过当”。以色列历来没有安全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实行“先发制人”。由于担心以叙边境出现难民潮和冲突，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附近加紧修建“隔离墙”，并部署了“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同时，为防先进武器落入黎巴嫩“真主党”之手，以色列半年内已多次越境空袭叙利亚目标，并称“将为一场持久且痛苦的冲突做准备”。
第五，难民问题给周边多国添隐忧。据统计，已经注册或正在按照难民身份，接受帮助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已逾100万。日益增加的难民不断涌向周边国家，不仅增加了后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将成为这些国家潜在的社会和安全隐患。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十分脆弱，不同种族、宗教族群的到来，极易打破原有平衡，造成各种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三）叙利亚问题上的美俄对抗趋强
受债务危机影响，美欧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相对克制，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其主导思想已倾向于“幕后领导”。叙利亚反对派鱼龙混杂，特别是“胜利阵线”（Al-Nusra Front）宣布效忠“基地”组织，西方国家“投鼠忌器”，担心“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政权落入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因此，美国在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表现谨慎，即使叙利亚有跨过“化武红线”嫌疑，也不轻言动武。
俄罗斯将叙利亚看作是其“战略后院”，又在此建有独联体外唯一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逐渐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攻势：一是积极倡导召开第二届日内瓦会议，争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动权；二是着手组建常驻地中海舰队，并对叙利亚增加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红宝石”反舰导弹等援助。俄罗斯近来抽调太平洋舰队开赴叙利亚附近水域，被视为警告西方“勿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最强音。
对此，美国联手欧洲国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与欧洲盟友、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土耳其开展情报合作，进行秘密战争；[2]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在土耳其、约旦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并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同时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叙利亚。中东地区再现美俄抢夺、护持势力范围的“新冷战”态势。
（四）叙利亚内战成为伊朗危机序曲
目前，美俄正筹划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尽管美俄在《日内瓦协议》上存在共识，但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仍有分歧。相关各方关于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巴沙尔的去留问题；是否邀请伊朗、沙特与会；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性问题。巴沙尔已明确表示将派代表出席，但由于欧盟日前决定将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全国联盟”出尔反尔，坚持将巴沙尔放弃政权作为讨论任何政治过渡的前提。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能否召开，主要取决于美欧在多大程度上向反对派施压，以及反对派能否选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物与会。如果没有反对派的参与和伊朗等关键国家的与会，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即使召开，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由于叙利亚与伊朗长期结盟，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坚持不与伊朗对话，地区国家也将叙利亚看作是伊朗伸向地中海岸边的“一只手”。因此，当西亚北非地区动荡爆发时，沙特、卡塔尔联手抵御“海合会”内部的民主化浪潮，却在“海合会”以外的阿拉伯国家煽风点火，除了转移视线的目的外，也是希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来削弱伊朗。叙利亚政府虽在战场上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历经多年的战火蹂躏，国家已遭到严重破坏。即使面对最好的结果，巴沙尔于2014年大选中同意让渡部分权力，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族和解，也难逃事实上的种族和教派分裂。叙利亚内乱不止，实力遭到削弱，西方国家将迎来与伊朗最终对决的机会。
二、中东格局呈现结构性调整
中东地区在冷战时期曾是美苏争霸的主战场，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后，处于美国的单极霸权下。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调整，重心逐步“东移”至亚太地区，在中东则实施“有序退出”。中东地区政治生态于一定程度的“真空”中恢复本原，两极和单极体制下掩盖或压制的一些特征得以释放并发展。经过巨变狂潮的冲击，地区格局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
（一）以民族为核心的“地区多极化”渐趋明朗
中东是全球民族、宗教矛盾与问题最突出、最集中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纷争与冲突贯穿整个中东历史。中东五大民族，即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分属不同宗教或派别。除库尔德人外，其他民族都曾建国并创造过辉煌，相互间也爆发过冲突与战争。近年来，在国际和地区变局中，中东以民族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凸显。
首先，四个权力中心已然明晰。以色列是第一个依据联合国决议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且越战越强。冷战后，以阿冲突逐步让位于以伊（朗）矛盾。中东巨变后，以色列的外部环境虽发生重大变化，但始终是中东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土耳其曾统治中东数百年，“一战”后经过世俗化革命开始国家现代化，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脱亚入欧”受挫后重返中东，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成为力量中心之一；沙特自称是“伊斯兰圣地的保护者”，不仅拥有大量石油美元，还是“逊尼派教主”和极端伊斯兰思潮大本营。中东变局中，沙特借助“海合会”和“阿盟”两个平台，已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向外扩展影响。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客观上除掉了伊朗的两大“宿敌”（塔利班、萨达姆），为其“坐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伊朗执意开发核技术，除为自保外，也为了争夺地区霸权。
其次，库尔德势力上升。库尔德人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逾2000万）。中东变局为解决库尔德问题带来契机，库尔德崛起成为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3]伊拉克库尔德人于2005年获得自治，与什叶派、逊尼派阿拉伯人三分天下；内乱中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仅成立了全国委员会，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库尔德自由军，基本实现了自治；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刺激了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游击斗争重新活跃起来；相比而言，伊朗库尔德人受到政府严密限制，但也有自己的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库尔德自由生命党（PJAK）。[4]库尔德人虽较前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但由于所在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再加上居住地跨越多个文化和政治断层，建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仍属“乌托邦”。即便如此，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库尔德人将在未来中东格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二）中东地区战略重心呈现“东移”态势
中东从地缘角度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次区域：一是东部以海湾为中心的区域，包括“海合会”国家和伊朗、伊拉克等；二是西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Levant）区域，包括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北非阿拉伯国家可视为这个次区域的延伸。“二战”后的中东，由于受美苏争霸和阿以冲突的影响，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黎凡特”区域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实施“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外交战略，中东地缘格局中的东、西两个次区域开始趋向平衡。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日渐突出后，这种平衡被打破，海湾地区的重要性上升，地缘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5]巨变后更加明显。
动荡中实现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中，有三个位于“黎凡特”（也门除外）。这些国家在转型和重建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再加上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持续的混乱和动荡使得“黎凡特”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海合会”成员国在巨变狂潮中，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相互支持和推进改革，基本保持了稳定。不仅如此，“海合会”还于2011年5月实现了扩容增员，将约旦、摩洛哥两个位于“黎凡特”的王权国家吸纳进来。至此，“海合会”从海湾伸展至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实现了从“次区域性机制”到“区域性机制”的转变，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变局的一个重要平台。[6]在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中，以沙特、卡塔尔为首的“海合会”采取“以攻为守”策略，积极主导“阿盟”事务，地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凸显权力争夺
逊尼派、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其中逊尼派约占世界穆斯林总数的90％，什叶派约占10％。在中东地区，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主要有：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等；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主要有：伊朗、伊拉克、巴林等。一般情况下，穆斯林国家的掌权者来自信众多的教派，但也有例外，如巴林（约占人口70%的什叶派受少数逊尼派统治）、叙利亚（占人口16%的什叶派统治多数逊尼派）。教派和权力的错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结构蕴含较高风险，为冲突埋下祸根。中东巨变中，巴林和叙利亚均受到冲击，结果却不一样。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不惜出动“半岛之盾”保卫巴林王室，却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毫不留情，体现出“民主化”浪潮背后的复杂宗教因素。
导致中东局势复杂的不仅仅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与民族问题的结合，再掺杂进一些现实利益，如石油资源的分配等经济利益、国内统治权和地区主导权等政治利益。目前，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对抗沙特为首的逊尼派。沙特、卡塔尔等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目的在于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影响。可见，在伊朗和沙特对抗的背后，是对伊斯兰教主地位和地区霸权的争夺。
三、中东地区将经历长期动荡
从历史角度看，此次中东巨变属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7]第三次浪潮。阿拉伯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经济上缺失必要的现代化环节，政治上未能成功与伊斯兰教剥离，实现“阿拉伯梦”任重道远。
（一）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始于20世纪初，以1928年埃及“穆兄会”的创立为标志。“穆兄会”高举伊斯兰旗帜，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作斗争，迅速在西亚北非地区扩展，并于50、60年代掀起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第一次浪潮。70年代后，阿拉伯国家开始在现代化进程中受挫，又在阿以战争中屡战屡败，认为通过民族革命并不足以实现自强复兴，于是重返宗教寻求答案，并于1979年诞生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近年来发生的西亚北非动荡属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是阿拉伯民众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全球格局重塑中，以一种强烈方式表现出的应激性、被动式民族抗争与发展。
相比于其它地区，阿拉伯国家有自身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背景。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中，阿拉伯国家未能依靠自身力量从内部形成原动力，只是在不断遭到西方的猛烈冲击后，才被迫缓慢地踏上现代化的征途。[8]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现代化受挫构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根源，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又反过来迟滞了中东的现代化。近年来，由于受全球“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再加上中东历史上的种族、部族观念强烈，而国家意识淡薄，在仍未彻底完成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的情况下，中东实现区内整合和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二）中东民主“伊斯兰化”的必然性
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是指政治的宗教化和宗教的政治化，即以宗教为工具或载体，表达政治诉求。[9]地区动荡发展至今，经受过两波政治狂潮的洗礼：第一次是多个世俗威权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第二次是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通过选举接二连三地上台执政，掀起一股“绿色浪潮”。
“穆兄会”是20世纪以来中东最重要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之一，目前在世界上有70多个分支。尽管并不存在全球性机构，各分支差异也很大，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将它们连接起来，作为世俗主义的对立面，组成一个政治伊斯兰阵营。[10]在威权体制下，“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但它与时俱进地吸收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如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变得温和务实并正在向“自由伊斯兰”（liberal Islam）转型。地区动荡为“穆兄会”崛起创造了机遇，利用多年积累的民意基础和组织基础，“穆兄会”通过组建政党、利用民主机制，实现了政治上的“登堂入室”，成为此次中东巨变的直接后果和标志性特征。
追溯历史，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也有过先例：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5年伊拉克什叶派政党、2006年巴勒斯坦“哈马斯”等，都曾在各自国家大选中获胜。[11]人们担心，“阿拉伯之春”是否会进一步“绿化”，从而演变为“伊斯兰之冬”。从历史的长周期看，囿于现阶段中东地区的发展状况，对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回归伊斯兰似乎是最直接和最容易的政治选择。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反映了中东的社会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是中东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三）“威权体制”到“体制权威”转型的艰难性
历史上，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大多脱胎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英法两个委任统治国根据自身模式在中东建立了诸多共和国和君主国。因此，中东国家在现代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有两个选择：一是从君主（或威权）到共和的变革；二是从绝对君主到君主立宪、再到象征性君主的演变。两种道路都可能成功，但前者更为艰难，因为推倒君主、建立共和，意味着一切重来，定会遭遇伊斯兰势力挑战，最后在宗教和军人的博弈中走向体制的权威，[12]目前，埃及局势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在此次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中，君主制国家通过“抱团取暖”和“以攻为守”暂时获得自保，而实现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则正经历从推倒权威到建立真正共和的过程，也必然会遇到两个难题：一是由于中东固有的种族、部族观念强于现代国家意识，所表现出的中央政府控局能力弱而部落或教派冲突严重，如利比亚东南部的部落冲突不断和东部省份要求自治，也门除激烈的教派冲突外，更表现出“基地”分支反弹后的趁乱扩张；二是世俗威权垮台后，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如埃及、突尼斯。因此，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秩序和格局重建过程中，政权更迭国家面临艰难转型，政权未来取决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伊斯兰教）的较量，并不排除“二次革命”的可能；而暂渡难关的君主制国家未来仍未可知。中东地区体制权威的真正建立，“路漫漫而修远”。
四、中国中东外交新思维
中国应从历史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中东巨变，在地区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情况下，尽快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战略。在中东变局进入“深水区”之际，中国既要学会避开暗礁远离纷争，又要善于制造“抓手”，发挥建设性积极作用。
（一）统筹规划，制定“个性化”中东外交战略
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基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外交原则，缺乏总体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上的指导性方针。实用主义策略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阻碍了地区战略的形成。在制定和实施中东外交战略时，要注重打造“个性化”思维，从自己的视角研判，用自己的话语发声。参与地区事务时，注重提出“中国”方案，培育“品牌”效益。
（二）推动地区“多极化”，均衡发展与各方关系
相比于“两极格局”和“单极霸权”，中东地区“多极化”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中东地区民主化也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全面、均衡的外交新思维，应全方位、多层次与中东开展各领域交往，特别要注重夯实与“海合会”各成员国的关系，从国家层面推动与海湾地区“自贸协议”的签署。
（三）效益优先，夯实周边安全战略利益带
中东并不遥远，叙利亚危机已影响到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制定和实施中东战略时，要统筹兼顾中国外交全局，特别关注中亚、南亚等战略结合部。在区域层面，密切关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事务，积极参与涉及多方利益的“一揽子”工程解决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国际层面，加强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的战略沟通，寻求打造两国利益的“交集区”，确保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四）坚持原则，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立场，其中“绝对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系上“中国”标签。中东地区情况复杂，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为所动。只要有利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提方案或原则最终会被各方理解和接受。
注释：
1. Mirella Hodeib,” Lebanon to dance on volcano in 2013: analysis,” January 3, 2013,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Politics/2013/Jan-03/200681-lebanon-to-dance-on-volcano-in-2013.ashx#axzz2VwJScV00.
2. “Israel to join Turkey, Arab States to Stop Iran,” May 5, 2013, 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Israel-to-share-defense-data-with-Turkey-Arab-states-312077.
3. 唐志超：“阿拉伯之春冲击库尔德问题”，http://iwaas.cass.cn/dtxw/xydt/2013-01-11/2485.shtml。
J4. acques Neriah, ”Kurdistan: The Next Flashpoint Between Turkey, Iraq and the Syrian Revolt ,” August 5,2012, http://jcpa.org/article/the-future-of-kurdistan-between-turkey-the-iraq-war-and-the-syrian-revolt/.
5. 高祖贵：《中东大变局的战略影响》，曲星主编《中国安全新态势与中国外交新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6. 高祖贵：《中东大变局的战略影响》，曲星主编《中国安全新态势与中国外交新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7. 伊斯兰复兴运动，系指复兴伊斯兰精神并据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宗教社会运动，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社会政治现象。每当伊斯兰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内外困境，就会出现回归宗教本原、寻找出路的呼声，伊斯兰复兴往往成为突围现实的精神路径。百度百科：“伊斯兰复兴运动”，http://baike.baidu.com/client/view/930971.htm?app=3&uid=C209876F-DE8E-4FE7-AD73-9A30DA7FE3A5&font=2&statwiki=1。
8. 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9. 丁隆：“政治伊斯兰崛起：背景、影响与前景”，http://arab.tingroom.com/wenhua/jralb/2811.html。
10. 殷罡、丁隆：“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世界知识》，2012年第15期。
11. 丁隆：“政治伊斯兰崛起：背景、影响与前景”，http://arab.tingroom.com/wenhua/jralb/2811.html。
12. 殷罡、丁隆：“穆斯林兄弟会崛起：进步还是倒退？”，《世界知识》，2012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