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是否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政策最近在社会上引起争议。事情缘起国家卫计委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该计划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社会把“完善生育政策”误解为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
对此，卫计委进行二度辟谣，先是表示，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继尔其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指出，生育政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计划生育政策，更不能认为是可以生二胎或者“单独二胎”。卫计委的辟谣可谓是对它宣传的“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的一个讽刺。当前人民群众对人口政策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关键。不改正这个最大不满，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还叫什么“服务百姓”，以民为本？！
不过，卫计委坚持现有生育政策不动摇的顽固立场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在生育和人口领域的最大利益集团，假设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乃至最终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让人们自主地决定人口的生产，那么，卫计委哪来权力征收社会抚养费？前段时间有律师申请公布国家历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具体流向，但卫计委拒不公布。每年征收的几百亿社会抚养费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是政府最大的乱收费和赤裸裸的对民众的“抢劫”。
“二胎”或“单独二胎”的问题不但与当下民众的利益与幸福切实相关，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命运，此外，它还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央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说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多年过去，“公开信”所谈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了，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口，计生政策已见成效，所以，现在是兑现诺言，把生育权利还给民众的时候了。有鉴于此，我认为，应该将计生政策乃至人口国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在全民讨论，让全民来决定该政策的走向与存废，而不是由卫计委一家说了算。
全民讨论计生政策的好处还在于，在全社会培养公共辩论精神，也是对民主的训练。中国缺少一种公共理性，而这种公共理性对中国未来实行民主化非常重要。公共理性获得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经由全社会的公共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明辨是非，达成社会的最大共识。这其实就是民主的训练。民主是需要对话和妥协的。将计生政策而不是其他政策作为全民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是因为它既关乎国家发展和个人切实权益，非常重要，却又少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不会触及到执政当局的痛处。
中国将一项特定时期实施的短期政策维持30多年，而且看来还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人口生产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干预和调节，这在人类史上是仅此一类，没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做的。实事求是地说，不怀疑该项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的减贫能够取得伟大成就，与此有很大关系。但是，正因为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政策，所以，长期执行也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包括正在显现的性别比失调，人口快速老化、独子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无人保卫国家，以及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等风险。
尽管人口学家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时代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这是衡量人口正常生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判断不一，但普遍预计在1.2-1.4。而正常的保持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应该是2.1。由此可见，中国已处于一个超低生育水平。这是计生政策带来的一个最严重后果。这是个什么概念？假定未来生育率维持1.4不变，人口学家的模拟显示，十代人之后，中国人口规模将是目前人口的2.8％左右，即不到4000万人口，一些城市比如上海，由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0.8左右，如果保持不变，在十代人的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将减少为现在的万分之一，即由大约2000万人下降为2000人。
现实中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但此假定让我们看到维持现有生育政策的恶果。
那么，放开生育，是否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人口反弹甚至爆炸，从而使得在过去几十年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这正是主管部门的最大担忧。不能讲，这种担忧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人类--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经验表明，造成贫困和环境破坏的首要因素不是人口增长本身，而恰恰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后者才是决定性因素。
从人类历史看，目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的时期，但恰恰也是人类最富裕的时期。未来学家早在几十年就预言的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至少到现在还未成为现实，原因就在于，人类目前实行的制度安排和科技进步化解了人口增多带来的潜在危险。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彻底放开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爆炸。例如，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恰恰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人口稠密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发达和环境优美地区。印度同样是个例子。印度在过去30年中人口增长比中国快得多，虽然GDP增长不如中国快，但也低不了多少，而且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今后印度的经济增速将要超过中国，因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决定了它有后发优势。
事实上，能够最好说明问题的还是中国自身。中国在过去30多年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不仅是由计划生育带来的，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也即是实行了与计划时期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单是人口政策的调整，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而在最近几年，人口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但由于改革的停滞，经济政策某种程度的后退，经济增长包括人们收入的提高亦不如前期。
还应看到，经过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实行计划生育初期相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有很大改变。这也得到了经验支持，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与人类发展指数呈直线负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的国家人口基本都呈现零增长和负增长局面。
所以，即使彻底放开人口政策，也不必担忧其给中国带来的人口膨胀风险。退一步讲，即使有担心，也可先放开，发现反弹严重再收回来。
其实，正如一些人口学家所认为的，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因为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19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而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正常繁衍。
另一方面，与其他政策不同，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本身的再生产问题，人从出生到成长，有一个时间周期，其结果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错过了容易调整，如果等到各种问题相继爆发，再临时抱佛脚，后果就非常严重。从此角度看，对人口问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提前规划布局。
目前，导致计生政策不能适时调整，除了前面所讲的计生部门的利益阻碍外，还与这一问题牵涉面广，比较敏感；以及GDP挂帅的政绩考核体系有关。从后者看，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少，人均GDP也就越大，从而有利于提升官员的政绩，故而，地方政府也不大愿意调整计生政策，何况，很多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还指望从社会抚养费中拿出大部分来解决公务员的福利问题。
但是，大国之为大国，一个必要条件就在于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一个人口小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大国作用的现象。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使自己的人口规模更加合理，人口结构更有活力，人口增速保持在时代更替水平上，至少是不能低这个水平太多。而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中国生育政策已迎来调整窗口期，再晚，就来不及。
将这些利害关系讲清楚，需要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交由全社会去讨论。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