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工业社会中现代性自我政治化的动力；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发生了变化。而作为连接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的纽带以及政治体系运行的合法性基础的政治认同，是在一种政治文化的观念下对自己归属组织单位的认同。立足于风险社会来反思现代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人们对原有政治认同的质疑和边缘化搁置。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与特征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是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险。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威胁。风险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模式、伦理道德、法律以及习俗等，原有的制度和监督机制失效，社会成员感受到了“存在性焦虑”和普遍的不安全感。风险也改变了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使人际关系间存在着信任危机。风险成了现代社会中根本的主要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指称有害于人类的客观事物，还指称人们相应的价值观念，是风险意识和风险客体的内在统一。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生存境遇的改变。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就是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发展过程的衍生物。“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1]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风险社会既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的诞生、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规则的出现。“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2]
（二）风险社会的特征
1. 全球性。在风险社会，风险规模和范围大大扩张，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限制，成了全球性的，并对整个人类生活产生着威胁。在这种全球化的秩序中，“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甚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之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3]。当代社会的风险是全球性风险，应对和规避风险也成了全球共同的事情。全球化使得风险扩散效应加剧，地方生活日益受到外部影响的重塑，遥远的事件或力量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性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中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此意义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风险社会”[4]。
2 .高度反思性。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5]高度反思性社会，使“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特征”[6]。这种反思性是指随着科技及经济的发展，工业社会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反过来对抗、改变着它由以产生的工业社会的基础。风险社会的这种高度反思性的特征使风险社会既是对工业现代性的反叛、毁灭，又是对现代性发展思路的探索、开拓。高度反思性在引起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结构改变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情感、审美等内在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个体的认同与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反思。
二、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认同困境表现及原因分析
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观念下产生的对政治体系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从本质上讲，政治认同既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已经是内在于社会运行机制自身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危机。在风险社会视域中，风险是反思政治认同的重要视角。
（一）政治认同困境表现
1．价值认同困境。认同是一个价值评价的过程。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归属感，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在一定政治文化与制度结构中意义理解的趋同过程，也是社会成员的意义理解与社会主导政治价值趋于一致的过程。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是认同主体认同政治体系及活动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并自觉地将自己与政治体系的主导价值观统一起来，产生对政治体系的归属感，并付诸于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总是意味着不确定性，是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险。风险的不确定性、反思性使人们对主导价值规范产生理性质疑和边缘化搁置，从而影响着主导价值观功能的发挥，不能对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观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导致一定的价值认同困境。此外，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导致的价值冲突可能导致认同主体人格失范和行为失范，出现自我认同的危机，进而弱化政治认同。
2．政治制度认同困境。政治认同的获得离不开良好制度的运作。“由于政治认同产生于一定的政治身份，身份表明了一定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与义务，也表明了规定这些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现代国家普遍确立了公民身份制度，因而也确立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把国家作为了归属，也就确立了公民要把国家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认同对象，其主要内容涉及到对该国宪法、法律和制度的认同。”[7]政治制度能否获得认同，取决于公民对它的评价，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公民既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政治制度的最终评判者，认同主体依据内心的准则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进行考量，通过公民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实现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对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理念、规则和状态的公正，是制度的内在要求和灵魂，也是影响制度评价的核心要素，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但是公正的内涵具有相对性，其导致的最终判断具有不确定性。而且随着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日益呈现出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会损害社会中弱势群体或阶层的利益，使得社会底层的民众容易产生公正失衡的意识和不公正感，进而影响社会成员对现有政治秩序的认同。
3．“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危险性，使处于风险社会中的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对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界定风险的方式来规避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风险，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风险社会成了一个责任主体模糊和缺位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政策制定者、公司和专家结成联盟制造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然后又建立一套强势话语来推卸责任，或者由于责任主体众多，无法找到责任承担者。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共谋借助专家话语使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制度对待风险的真实态度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风险的产生“与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相一致，存在一种总体的共谋，而且这种共谋与责任的缺乏相伴。任何人都是原因也是结果，因而是无原因的”[8]。在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风险被感知或有可能被感知，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或机构似乎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政治、社会机制无法应对风险的冲击，“一种政治爆炸力随着对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而积累起来”[9]。“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触及社会成员对权力和权威及其理性基础的再认识，使社会成员对政府和执政者的职能和行为不断产生质疑。而政府和执政者是政治认同的主要客体，对认同对象的质疑必然会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状况，在此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危机也就出现了。
（二）政治认同困境的原因分析
1.风险的反思性加大了对认同对象的批判，认同被置于普遍的反思之中。贝克、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视角对现代性发展进行反思与批判。反思性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自我批评倾向的社会。”[10]风险社会并不是悲观地宣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陷入风险或灾难的宿命，而是要求对现代化进程及其经典理论构想进行深层的反思。“在风险社会这个阶段，对由技术的、工业的发展所制造的危险的难以预测性的认同，驱动了对社会环境的基础的自我反思与对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理性’原则的评价。”风险是对人与外部世界的特定关系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展现与反映。风险是实践过程中的风险，与人的存在状态相联系。反思风险就是对人和人的实践的反思。认同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每个人的认同都是他或她反复思考、选择并最终决定的。风险的反思性加大了对认同对象的批判，认同被置于普遍的反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借助理性的力量走出反思的困境，去寻求一个经过理性反思的精神家园和归宿。
2.风险社会导致了“个体化”危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导致了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原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决定。”因此，“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个体必须忍受永远的不利条件，去学习将自身看作行动的中心和自己生涯、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等的规划者。在反思性生涯的状况下，‘社会’必须作为一种‘变量’进行个体化的操作。”于是，原有的社会认同基础逐步被破坏。个人被迫成为自己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产生了“个体化”危机，并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本体的不安全感。
3风险的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它不仅重构了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生活目标，而且使个人的家庭生活、性、情感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是‘内在的’，它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或者说二者有着辩证的关系。如今，我们所说的私密及其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总之，我们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这种全球化也对当代政治认同提出了挑战。一方面，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超国家机构的形成，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削弱了民众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对当代国家的政治秩序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造成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
三、基于风险社会的政治认同增强的对策分析
风险对人的影响是双重的。风险社会带来了政治认同的困境，同时也为解决困境提供了契机。
（一）加强制度性建设，规避制度风险
风险总是与现代制度紧密相连的，现代制度为风险的形成和扩散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框架，风险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制度被建立以防范和化解风险，但这种制度本身却往往又成为风险的源头。制度的失范是风险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原因。“现代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大大提高了人们认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但因制度系统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制度功能部分失效，最终又成为更多、更大的风险不断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从这种意义上说，风险已成为一种“制度性”风险。“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是外界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被放在了制度的中心。”“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包括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围内建构特定的规则、制度和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要规避和解决这种深层的制度性风险，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增强各种经济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以增强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为此，贝克大声疾呼：“为了说明世界风险‘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促进形成应对全球风险的‘国际制度’。”而制度认同是增强政治认同的保证，制度能为认同提供合法性认可与支持，为认同主体行为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政治秩序。作为规则的政治制度通过规则体系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活动方式予以限制，还可以对个体或集体行动者的激励或偏好产生约束作用。此外，政治制度能够以促进合作的方式为个体的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保障，以增强他们的集体认同。为此，要加强制度性建设，努力规避制度风险。
（二）维护大众的利益，实现利益和谐
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范畴，是需要主体和需要对象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直接促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这是因为，“从特殊利益出发的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可能——尤其是在政治特殊利益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不协调、相互冲突的时候，即政治行动导致并扩大风险”。“由于政治行动以自己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对于现有的即使风险后果已经明显显现的社会实践行动，为了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就会对这些实践行动采取默许、认可甚至纵容的态度。”在风险社会中，利益不仅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隐性线谱，而且成为社会行动施向的潜在标杆。政治认同本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追求性，他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利益需要驱动的，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政治体系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形成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倾向性。为此，要维护大众的公共利益，实现利益和谐。
（三）构建自下而上的亚政治
在工业社会中，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有着明显的界限，政治在社会塑造的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的加剧与扩散使政治行动失去了原有的力量，逐步失去了对非政治领域的保障和干预，无法再给技术经济领域的发展提供合法性支撑，而与此相伴的是技术经济领域的日益政治化。“社会地认识风险，像清楚地表现在有关森林破坏的争论中的那样，包含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那些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东西，变得具有政治性。”于是，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出现了第三领域。贝克把这种自下而上“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动起来”的政治过程称为“亚政治”。“‘亚政治’是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种（最终是全球的）倾向于将社会所有的区域纳入行动中的政治自我组织的符号。亚政治意即‘直接’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绕过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政党、议会），甚至往往缺乏法律保护。换句话说，亚政治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社会形成。”于是，各种反风险的社团陆续成立，它寻求集体的福祉，其成果不会只是选择性地或者以物质的形式惠及其成员和参与者，而是以惠及全体公民为目标，如寻求更为洁净的空气或者开放政府。简言之，亚政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社会行动，居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风险的加剧与扩张是其形成的基础。自下而上的亚政治行动成为风险社会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此外，要转变观念，确立生活政治的思维方式。生活的政治是在高度现代性社会场景下“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政治”。这种关于人生活方式的生活政治极大地改变了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活动，个体自由如何实现是其关注的核心。
注释：
[1]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页。
[2][4][5][8][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第20页，第20页，第34页，第94页，第156页，第165页，第166页，第22页。
[3][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第34页。
[7] 常士訚《东南亚国家政治认同的转折与政治建构》，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0]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页，第120—121页。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