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10月14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时，勃列日涅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就这样，通过一场“宫廷政变”，赫鲁晓夫的时代结束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这18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开始执政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从70年代上半期到1982年他逝世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调整与探索改革
在第一阶段，勃列日涅夫主要做了三件事：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积极营造与巩固权力；探索改革与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已经处于混乱状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首要实行的政策就是，在不使苏联社会发生大的波动、人心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地对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具体政策进行调整和纠偏。
他上台后，苏联报刊上对赫鲁晓夫不点名的批判还在继续进行。1964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一文指出：“列宁式的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在共产主义建设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裙带关系，草率的结论，鲁莽冒失的、脱离实际的决定和行动，吹牛皮说大话，根本不顾科学和实际经验已经研究出来的结论，凡此种种都和列宁式的党格格不入。共产主义建设是个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事业，它不能容忍官府衙门的工作方法，不能容忍个人单独作出决议，不能容忍无视群众实际经验的态度。”后来，“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成为苏联报刊用来批判赫鲁晓夫的代名词。
政策的调整与修改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
考虑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像赫鲁晓夫上台初期一样，强调要恢复被斯大林破坏了的集体领导原则。这也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认真地试图实行集体领导。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比较谨慎。在一段时期内，他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三人，形成了被称之为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架构，还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
另外，他还试图改变党的作风，强调民主与法治。这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时期“唯意志论”、草率决定重大问题等弊端提出来的。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欢迎宇航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制度保障劳动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政治自由。党和国家将警惕地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恪守社会主义法制。”（［苏联］《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3页）
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涉及政治领域一些重要问题，对以后开展经济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尽管勃列日涅夫能力比较弱，但在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统治下培养出来的领导人，都懂得如何保持自己的个人领导权，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十分了解他的（在二战期间与其共事的）阿尔祖马尼扬是这样描述当时新上任的这位第一书记的：“这个人在权力斗争和安插干部方面是不用别人去教他的”。（[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经过一番策划，勃列日涅夫把在他看来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一一排挤出了最高领导圈。当勃列日涅夫地位日益巩固，三架马车的构架也逐步解体，集体领导更不复存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党内缺乏民主，集体领导很难实现，最高领导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局面也很难解决。与此同时，一批保守的、主张废除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有关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的人如契尔年科、吉洪诺夫、谢洛科夫等，纷纷进入最高权力圈。随着改革的推行，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之间的斗争也随之展开。
在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与巩固自己权利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上面对国内经济的种种问题，也看到东欧各国都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执政的第一个阶段，他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留下了严重的农业问题，在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前，他不得不先抓农业改革。针对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自苏共中央全会后，勃列日涅夫在农业方面采取了相关政策与改革措施：实行固定收购和超计划交售奖励的制度，凡是农庄、农场超过固定收购计划指标后交售给国家的农产品，国家按比收购价格高出50%的价格收购。
为了提高物质刺激在促进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65年到1979年，农产品共提价7次。苏联在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程中，实行了稳定零售价格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某些农产品收购价格超过了零售价格水平，出现了倒挂，如近郊农民拿着大麻袋到城市大量购买面包用于喂猪；二是财政补贴不断增加。
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场，可以把大部分利润留为自己支配，而不是上缴预算。
1964年7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集体农庄成员优抚金和补助金法》。该法律指出：苏联现已有可能在集体农庄中设立养老金、残废优抚金、丧失赡养人员优抚金以及女庄员的妊娠生育补助金，实行更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规定的优抚金和补助金，用农庄和国家的资金来支付，不得从农庄庄员收入中作任何扣除。几经变更后，农庄的社会保证与保险基金，1/3来自农庄，2/3来自国家预算拨款。1965年到1982年，按法律规定领取优抚金（主要是养老金）的农庄庄员人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080万人。
从1973年开始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中一直占27%左右。如果把与发展农业直接有关的化肥、农药、农机、混合饲料、微生物工业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农业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0%以上。苏联对农业投资的数额，在当时世界各大国中居首位。（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修订版，第633页）
勃列日涅夫在对赫鲁晓夫后期已酝酿的经济改革进行继续试验与对农业改革的基础上，决定在工业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他执政第一阶段一直强调，改革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作用；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这三条，既是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原则，也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
围绕这些改革目标，首先，重新建立了部门管理体制。经过改组后，苏联工业管理体制大体上又恢复到1957年赫鲁晓夫大改组以前的状况，力图“把集中的部门管理同共和国和地方的广泛的经营主动性结合起来”。1965年改组后到1970年，加盟共和国（包括地方）所属工业产值与联盟所属工业产值基本各占50%左右。
其次，在加强企业经营独立性与经济刺激方面实行改革，改革计划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靠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丧失了独立性。1965年改革时，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标，由赫鲁晓夫时期的八类二十多项减为六类九项。
长期以来，由于企业利润基本上全部上缴，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改革时，强调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与企业经营活动结果之间要挂钩，相当一部分利润应留给企业。这样，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相当一部分是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长期贷款。
应该说，对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起步阶段的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推行改革的三项原则与目标，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1970年），经济状况也要好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
俄罗斯学者菲利波夫对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评价是，它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载入苏联历史的”。“尽管犹豫不决和保守主义不允许改革者的计划得以彻底地实施”，但“新办法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并波及运输业和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个时期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早期”，他懂得改革的必要，“他与柯西金一起进行了在农业与工业方面的某些改革，使得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至少从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来）。”（[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并没有使传统的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于后来，改革实际上停了下来。
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头几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经济情况较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其领导地位的日趋稳固，他的一些亲信逐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勃列日涅夫从执政初期的谨慎到越来越自信并发展到自以为是，其中，不少阿谀奉承者起了作用，周围的保守力量对他影响日益增加。
依赖于旧体制获得与保持既得利益的官僚权势阶层反对改革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作为本质上持保守、怕承担责任及从来不想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对改革的态度也开始消极起来，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改用“完善”一词，认为苏联对原有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俄罗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改变是苏联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一直迈不出大步。
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突出表现为原来确定的改革三项目标均未能实现。
首先，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解决。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也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苏联著名学者A·阿甘别基扬发表的一次调查报告中说：“被调查的1064名大企业经理中，有80%认为，各级机关仍然像以前一样，侵犯企业权力；90%认为，企业权力太小，如面临一整排军官们指挥的士兵，当其中一个军官下达‘前进’的命令时，另一个军官却高喊‘卧倒’！……”（[苏联]《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1975年第5期）
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企业仍要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个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种种指示所需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其次，经济方法在经济领导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经过18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按老一套行政指令下达计划任务的做法。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使得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苏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决。因此，造成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种指示和规章数以千计，无数繁琐的规定使人难以弄清。
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问题，在奖金方面存在很多矛盾，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造成行政领导常常不顾社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矛盾，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企业活动在经济上的动机消失了，更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
从农业领域来讲，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进行的就是相关改革，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制农业的思想与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仍未能改变。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实行的政策是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在农业改革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
另外，农业劳动者实际上还是无权参与生产与经营活动。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批评由于农业劳动者无管理权，农庄理事会流于形式，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个问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1982年逝世时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
停滞产生的严重经济后果
改革的停滞带来社会经济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是全面的停滞。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新的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这种停滞并不只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停滞的结果，使苏联逐步迈向衰败。前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利加乔夫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力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当时已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但18年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个局面。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综合经济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66年—1970年为5.1%，1971年—1975年为3%，1976年—1980年为2.3%，而按苏联学者估计以上三个相应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3.2%、与1.0%。（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报告指出：80年代初苏联经济缓慢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价出售石油，大量生产和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4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农业问题也十分突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农业体制没有根本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投资大、效益低，生产稳定性差、波动幅度大，仍是苏联农业的基本特点。就粮食产量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就有10年减产。有些年份减产幅度还很大，如1975年比1974年减产5560万吨，1979年比1978年减少5790万吨。粮食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靠进口来满足其国内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1981—1982年，由于购买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得进口大量粮食。”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苏联70年代初提出集约化方针后，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80年的40戈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位产品消耗量仍然要比美国大得多，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法等国同类产品高1—1.5倍。农业效率低下问题更为突出。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76年-1980年平均只及美国的20%-25%。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一直在被批判，资源配置主要靠行政指令，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上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使得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很快达到“鼎盛”和“顶峰”。但它导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更加畸形。这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同样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这里想起了一则关于苏联这个时期的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后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页）接着，他又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联系了起来。此后，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连篇累牍地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这些论著都在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只是发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苏联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变革了。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所通过的各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就可以发现，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都在强调不能影响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有关决议中指出：“统一的国家计划对所有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苏联人民的集体劳动，发挥保证和指导作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页）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还强调：“经济管理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改革引起的权力之争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落实。经济改革首先关系到实行改革的人，因此势必会涉及各种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益密切结合，因此，改革必然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在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看来，现行的管理体制虽有不少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供委和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关，把国家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苏联害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高度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影响资金聚集到国家预算，减少国家集中调配全国的物资和资金的可能性。而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可使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隶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指令之下，尽管这大大限制了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影响了地方和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实行集中控制经济的有效方法。
从各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从未停止，各方经常在报刊上互相指责和质问。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管理等机关则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从执行决议来看，由于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政治体制的倒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体制的倒退反映在很多领域，恢复并逐步加强了党政集中领导体制政治。这突出表现在：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后期，这一情况日益严重；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后，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日趋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
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类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赫鲁晓夫执政时，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他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
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而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还有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
重新斯大林化。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加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
随着重新斯大林化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停滞。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宣传都要符合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的要求。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其中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增强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意识形态出现停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思想感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苏联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
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
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样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
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
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很快被压了下去。这个时期，从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他在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十分卖力，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又最起劲，并且在批判时，还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
勃列日涅夫思想守旧，缺乏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都会很困难。他的助手给他写讲话稿时，他对他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理论家，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删去经典作家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勃列日涅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出现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他上台初期，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积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1970年代中，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表现不满。据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回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这样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转引自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到后来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病人之后，更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改革，整个体制改革像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国家一样，朝着停滞方向发展，不断地滑坡。
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他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就必然会日益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已被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
“布拉格之春”与美苏争霸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推行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是修补性的。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使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不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试图推行的改革具有相当代表性。由于历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捷克斯洛伐克于1963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降至0.54%，工、农业发展水平低于战前，外贸逆差大大增加，职工工资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增长，并于196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是与中央各部平行的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方案，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要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
捷克斯洛伐克力图推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要从根本上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斯大林在二战后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体制模式决裂。这样的改革目标必然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对，最后决定出兵镇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明，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留下的意识形态行事的，在他看来，任何背离苏联模式就等于背叛、犯罪，他确信如果不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他曾对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年科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倾向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镇压结束后，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说，1968年捷共的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一年也是苏联国内保守分子十分活跃的一年，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不赞成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苏联推行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阿尔巴托夫谈到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时指出：“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另一方面，实行扩张、争霸政策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如果以苏美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来考察，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国内与国际诸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80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继承了斯大林的传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扩军、争霸的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军工综合体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据一般估计，苏联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当，甚至还超过美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如何保证巨额军费开支所需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保证其扩军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