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自身以及它和美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双边投资关系却几乎毫无改变。私营企业的直接投资由美国流向中国，由于这些投资和其他渠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而催生的出口加工业，以及中方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产生了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而这些官方储备反过来又投资于美国国债。中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限制了外国投资资金的流入。鉴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经营时遇到种种困难，中国的企业几乎不对外直接投资。
如今这种长期一成不变的局面正在转变，政府高层正致力于推动资本账户的放开。中国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与上述目标的紧迫程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的转变也正在进行中：对外投资不再仅限于政府购买国债，也包括大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美投资头寸的演变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构成是受独特的发展路线影响的。1979年之前，中国的FDI是受限的。1980年底，中国打开了FDI的大门，引入了所需的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一举措为中国经济打造了高效的区域生产链条。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FDI被投资国。2011年底，中国在册的FDI已经超过18亿美元。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尚被管制得比较严格，因此中国的国际债务主要是国外的FDI以及短期组合投资和其他少量投资。
中国资产与负债构成是完全倒置的。中美投资关系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演变。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头寸长期以来主要是跨国公司的FDI。到2011年底，美国公司在中国的FDI资产规模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十年前的6倍。从2005年起，美国投资头寸中包含股票在内的投资组合（少于10%投票权的股权）飞速增长。相比之下，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组合主要是低回报的政府债券，以及小部分的股权、公司债和极少量的直接投资。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对外的投资头寸也将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投资主导的中国增长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需要新的增长模式，中国正在启动结构调整以改变其全球投资头寸。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再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后中美之间的双向资金流就是例子之一。缩水的经常账户盈余降低了外汇储备的积累速度，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虽然起点很低，但最近政策的频频改变预示着双边投资资金流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
中国全球投资资金流的转移重点是对外的FDI（OFDI）。过去中国提到FDI一般都是对内的，但尽管全球FDI的投资环境一度动荡，但中国的OFDI却从2004年的不到50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800亿美元。中国占全球OFDI资金流的份额从2007年的少于1%陡增到2012年的5%，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中国OFDI增长背后的三个因素首先是，非常规能源的崛起使美国成为了全球油气投资的主阵地，这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企业扩张海外生产基地，并参与到尖端的萃取技术中。
内部结构调整点燃了中国对美国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项目的兴趣。不断加剧的竞争，投入要素和治理环境的成本的提高，地方性障碍导致并购更加困难，这些都预示着以国内市场和出口为目标的旧中国商业模式的终结。不争的事实迫使中国企业把目光放到美国资产上，希望以此增强他们在本土的竞争力，并同时打开通往美国消费者的大门。
中国企业对“走出去”所做的准备越来越充分。经过30年的内向型经济发展之后，这些企业还缺乏在成熟经济体中运作资本的准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有所成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外国市场进行管理和劳动力本地化的重要性。
中国官方也从反对到大力支持直接投资海外市场。他们意识到了全球运作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而不再和以往一样过度关注扩大外汇储备，并且感受到了持有大量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外部资产的危险性。
投资重心转移导致新的政治挑战
过去中美经济关系的冲突主要集中于贸易、汇率和侵犯知识产权。目前绝大多数与投资相关的纠纷是由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国公司的管制引起的。美国官方也表达了对中国持有巨额美债的担忧。而中方主要担心的是手中美债的安全性。投资目标的演进会导致政治关系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预测一些政治关系的变化。
双边和全球收支的不平衡已经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金融账户的变化，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经常账户形成了两方面冲击。在允许公司进入高附加值行业的前提下，海外直接投资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OFDI的增加促使中国企业为美国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与此同时，OFDI也可以作为海外市场的替代品，生产的本地化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的顺差。
除了贸易方式之外，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能会对经常账户中的中美投资收入现金流产生长期的影响。过去，外方在中国的资产投入回报率远高于他们付给中国投资者的债务利息。这个差额看似很大，但鉴于中国在美的资产是美国在华资产的十倍，所以仍有上升空间。增加的FDI和其他高回报的资产会改变目前这种情况，并进一步提高净支付额，并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这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寻求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再平衡来保证本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安全。
投资数额的上升也引发了大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担忧。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很关心中国国有企业的超然地位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并损害中外企业对全球资产的公平竞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于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入市后表现的审查程序的监管和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市场内部长期存在的不对称性加剧了大家对于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尽管中国采取了开放政策，但其对内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仍然是G20国家中最低的。所以在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OFDI额度很低的情况下，FDI的开放程度不是重点。但随着中国的OFDI已经渐渐接近了外国对华的投资额，且近年来外企和私企的经营环境不容乐观，美国日益把与中国互惠提上了议程。
另外中国公司通过海外并购获得潜在市场力量，欧盟委员会已经声明他们会把中国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辖下的所有公司作为一个公司实体来看待，以便更好地评估其市场份额。这样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是中国政府。
中美双方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欺诈性索赔的争端是跨境投资新形式引发担忧的一个缩影：根本在于中国与现代市场经济体之间透明度和监管力度的差异。中国的法制和监管机构与美国和其他OECD经济体的监管标准并不一致。
中国近期的FDI潮又唤起了曾经的担忧：外国企业拥有美国资产所有权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对此的担忧大体分为四类：战略资产的控制；重要国防投入生产的控制；恶意转让敏感领域科技技术给国外势力；间谍、破坏以及其他行动。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中国与朝鲜、伊朗的关系，以及军事力量快速现代化等因素，美国在和中国投资合作时，比和其他国家交往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更加严重。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主要负责筛选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外国投资。CFIUS最近的记录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开放程度：自2000年以来已经超过了600个投资项目，大多数都不必要再审查。这些经CFIUS审查的项目基本都得到了公平待遇，并且通过了审核。但是，技术上的改变迫使CFIUS对于定义的校正和标准的审查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既得商业利益者和鹰派的惧华情绪仍然会排斥中国公司，使过去的筛选程序含有政治意义。美国的领导层必须要加倍努力地捍卫CFIUS的中立性和透明度，并坚决反对审查过程政治化。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制定了对内投资影响国家安全的审查程序。这个程序包含了审查标准。实际上这一构想还没有正式实现，但根据目前除国家安全和反垄断审查外的开放程度推断，中国正逐步从审批系统过渡到对内直接投资的现代规范机制上。
对于迫在眉睫威胁投资开放的事宜，中美双方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很明显，战略互信可以避免引入为保护双方投资不在一夜之间陡增的繁琐机制，但是，实现解决互信的目标并不切实际。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可能会彼此怀疑，但是最终中美都会意识到双边投资是互利的。
中国应加快国内改革
中美投资关系正在变化。对中国直接投资资金流的分析表明，这种转型对于中美关系不仅在经济上，包括政治和安全方面都有广泛意义。
中国增加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资本、保持和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增加了收入和创新等。它可以巩固中美经济关系。过去，美国与中国更紧密地进行合作，更多的是想获取抽象利益。目前中国对美投资意味着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产生税收和其他地方利益。这种改变将会在中美经济合作中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益处。
同时，中国投资的增加也引发了额外的担忧。因为国家安全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未来仍然如此。但新的经济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经济指控，包括全球资产价格的扭曲、由于市场力量滥用导致的不公平竞争、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等。美国和其他持有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必须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使这些问题合法化，并且改变美国狭隘、谨小慎微的观念以及扼杀来自中国的竞争者的做法。
这些挑战也引发了中国决策者的思索。对于中国公司的怀疑多数源于中国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增加透明度，提高公司管理水平，规范国企和私企之间的竞争环境，放开外国公司的准入门槛，实施可信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竞争政策，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干预。如果不设法解决这些制度问题，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遇到阻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