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经过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在提出阶段，“依靠群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8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这些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讲话和实际行动中。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奠基人”。 在形成阶段，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及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七大”第一次明确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观点正式形成。

在发展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群众路线”做过阐述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八大”党章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做了新的概括和系统阐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又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丰富和发展。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实质是回答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回答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关乎党的性质的问题，回答的是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回答的是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党的群众路线”大致经历了“提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一、提出阶段

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光辉席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依靠群众”成为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

党的群众路线是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的。党成立前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就指出，“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对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第三条提出“ 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一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群众意识（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纲领”也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起草，目前仅存俄文和英文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领。

1922年7月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7年４月至５月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６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从这一期间党的文件可以看出，党一直在探索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

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做政治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早在1921年秋天，毛泽东去安源发展党员、动员革命，后同李立三、刘少奇共同组织了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总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运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3月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用32天的时间考察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后来，毛泽东先后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第一手资料。在1933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努力保护群众利益，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些是毛泽东早期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践。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

二、形成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要求“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七大”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还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就“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七大“党章”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七大“党章”第一章就要求党员条件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这一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次强调群众路线问题。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要求“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七大”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三、发展完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1951年5月毛泽东在《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指示“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

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如何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他强调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在党员的教育材料、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而不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应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内涵、新的方法等各个方面。“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八大”后，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还多次反复强调群众路线问题，不但继续对群众路线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而且进行了深入的实践。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研，刘少奇先后在宁乡、长沙农村蹲点调查４４天。刘少奇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在调查中细致入微，甚至通过观察粪便，发现“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1966年3月８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周恩来立即在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随后亲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不顾余震危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走村串户，多次钻进低矮的窝棚，慰问伤员，在听见一位老大娘因失去儿子的哭声时，赶紧钻进窝棚，上前拉住老大娘的手，含着泪说，“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在走访灾区时给群众讲话，当警卫员拿着小木箱他刚要站上去，发现群众面向北冷风吹向群众，就立即下来拎着小木箱走到群众南面，他面向北，迎着风讲话。周恩来是全党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楷模。朱德一生都与群众打成一片，被称为“人民的总司令”，“朱德的扁担”家喻户晓，一直被人们传颂。1962年朱德回四川老家调研，走街串巷，天不亮就起床，一看大街没人，就意识到问题，要求直接见到群众。陈云一生生活简朴，几次回青浦老家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从来不住饭店，而是住普通农舍，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农家大麦茶。1961年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出了光辉榜样。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在探索中也出现波折和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也是“依靠群众”，但是搞成了“群众运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也成为片面理解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错误范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为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1979年11月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陈云同志在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中提出，搞调查研究“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胡耀邦在调研工作时指出，“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决议”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又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总结上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党的群众路线伴随着党的历史而形成，伴随着党的历史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不断探寻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之路，探寻人民群众的幸福之路。党的成长和党的群众路线都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挫折、拨乱反正和再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思想，被9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实现党的理想、党的目标、党的宗旨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党的历史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胜利靠人民，失去群众根基的任何方法都注定要失败。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从人民中来，党员是人民的一份子，党离开人民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当前，党内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倾向，有些还相当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又一次伟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