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近照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做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一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权体制，都难以避免威权精英阶层的自利化倾向，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然而，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属于“强国家—弱社会”型结构。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社会对官员的制约力本来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来就缺乏体制内的权力监督机制，这两个因素相叠加，就会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在对权力制约上的双弱结构，即体制内先天地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体制外由于社会弱，也没有制约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作为被保护人的下级，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任职达四十年之久，多年来乌坎村的支书利用职权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国家—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二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应该说，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两极化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要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每平方米的价格达15万元，这一平米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平均所得收益的总和。这个鲜明的对比正是市场经济下的两极化的一个例证。　

而且，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条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更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老板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为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所制衡。这种结构性弊端特别表现在管理层收购政策的实施后果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管理层收购的政策在经济上确实产生奇效，多数转制后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生机。国家也成功地扔掉了多年沉重包袱，银行不再把老百姓的钱注入这个毫无指望的无底洞，走出坏账不断的陷阱，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银行总崩溃的危机。但管理层收购获利者以极低的价格折成只有自己可以购得的股份，把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转变成为自己的私有企业，产权虽然明晰了，经济总体上也加速发展了，但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腐败，就变本加厉显露出来了。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购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地及低收入的普罗大众的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卫生、失业、教育高费用，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全感十分强烈。

三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涨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到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的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的家属楼每人可分到200平米的住宅。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

从经济上说，造成目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主要体现，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

据专家披露，近年来，“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其中还不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庞大的财政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己变为26：1。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雪上加霜的是，如此庞大的三公开支，即缺乏透明的财政预算，又缺乏有效的对财政预算使用的监督与管理。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在财政预算透明度上的世界排名，是倒数第十三位。

据报道，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宏观税赋占GDP的比重为34。5%。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宜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30%左右，2010年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但是，税赋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高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一位小企业经营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账本：他的进销价差20%，即每100元销售额中有20元毛利。然而，这20元的毛利要交给政府增值税、附加税、防洪费等近4元，还必须付给房东房租、支付水电费、支付工资，此外，还要支付职工工资的24%作为社保、5%作为住房公积金，这样计算下来，每月的必须开支占销售额的12%，现在剩下区区4元了，这4元要上交企业所得税0。8元，只有3。2元的净利润，即使这3。2元，还要交分红所得税0。64元，到手的只有2。56元。这也就是说，投入80元资金只有2。56元的回报，回报率3。2%，还不够存入银行定期利息。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