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中共文献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请您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梦”这一主题，谈谈您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请您谈谈什么是中国道路？与其他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相比，中国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陈晋：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国党代会报告标题，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突出出来，鲜明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旗帜、形象和方向。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突出道路问题的重要性。他在中央党校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讲话中又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中国道路，又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响的模式。越南、朝鲜、老挝、古巴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欧洲政坛，至今还有势头不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90 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由此出现各种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相继出现“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印第安社会主义”也有不小影响。在理论上，国外还有许多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也都各有其社会主义观。中国搞社会主义，曾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吃过苦头，才走出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有着鲜明区别的道路。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国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回答了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资源这么贫乏，发展这么不平衡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记者：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么，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什么必然关系？
陈晋：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如果不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如果不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开创，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力推进，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持和发展，才走出今天的壮景。这个论断，是十七大报告以来重要文献的一贯表述。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中国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我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依据，即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有其明确的主题内涵，即我们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这个论断，是对30多年来中国道路开创和发展过程情形及其特点的简洁概括。
同时，中国道路不是突然被开创出来的，它奠基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对国情和世情的判断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实际工作内容上，确有不同。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是指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中国道路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体。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有哪些？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关于“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以上，都属于十八大报告说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中国道路的开创，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没有从干部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基础准备，改革开放就很难推进，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能坚持得住，发展得好。
关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过渡演进方式，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四层意思：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这四层意思，具体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怎样起步的，同时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探索新道路的。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那么，走好中国道路，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上怎样才能树立自信？
陈晋：树立自信，既要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来认识和承认中国道路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这个基本事实，也要清楚中国道路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在“三个自信”中，树立制度自信最为关键。走中国道路，在任何方面的进步和完善，最终都应该落实到制度建设上面；任何方面的动摇，最终都可能反映在制度上的动摇。现在西方一些人谈论中国道路，往往把社会制度和经济成就割裂开来，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但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要让中国经济在长达30 多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如果对制度没有自信或信念不坚定，如果对制度不持敬畏之心甚至任意践踏，其保证作用就很难发挥，对人们走中国道路的信心就会带来根本性的伤害。
懂得远比知道重要。所谓自信，来自道路的科学性及其魅力，来自人们对道路科学性的真正了解和懂得。在懂不懂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还是反复讲的那个道理：真学才会真懂，真懂才会真信，真信才会真实行，真实行才会真有效。真有效了，道路的魅力韵味就出来了，自信就有了，牢固了。要坚持好中国道路，内在逻辑大体如此。
自信还是不自信，不光是关起门来的自我判断，也不只是跟自己以前的道路相比如何。我们沿中国道路前行，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要敢于和国外比，敢于和现在比，也要敢于比未来。中国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解决问题。中国道路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为世界发展注入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也让世界瞩目。只要我们沿着中国道路走下去，让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势再巩固一些年，让对中国总体有利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再持续一些年，有关中国道路的种种误解、曲解乃至恶解，势必将逐渐淡去或是不攻自破。那时，中国道路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正确评价。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什么是“老路”，什么又是“邪路”？您是如何理解的？
陈晋：坚持走好中国道路，要清楚哪些路是不能走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为了突出坚持走中国道路这个要求。
“老路”和“邪路”，是过去经常讲的指意明确的一个比喻。不走“老路”，不是说对过去的探索都不尊重，而是说，实践已经证明，过去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以及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才通过改革开创出新路。不走“邪路”，不是说对外国各种道路中好的东西不尊重，不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了，我们的改革不前进了；而是说，各个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只有一条。换句话说，中国道路是有原则、有方向的，在改革开放中，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能用其他什么方向来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方向。比如，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的完全按劳分配制度，也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制度，而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实行这种制度，不搞平均主义，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可能没有差距，但不能差距过大，更不应两极分化。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道路的概括中，强化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说明我们党越来越重视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同时也说明，要不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要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走的路是不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不走“邪路”、“老路”的具体含义，就是坚决抵制抛弃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同时，要自觉纠正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不走“老路”和“邪路”，都突出了对中国道路的牢牢坚持，并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二者互为依托，是统一的。
记者：中国梦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您是怎样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的？
陈晋：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这三个含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表述得很清楚。中国道路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的现状是：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国道路的前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梦的三种含义里，现代化是形态，社会主义是灵魂，民族复兴是主体。正是围绕民族复兴这个中国梦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道路从来连接着中国梦，中国梦本就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中国梦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刺激出来的。没有衰落的低谷，就没有在沉沦中崛起的梦想。负责任地构想未来，必然要解决走什么路，才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的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梦想未来、提出目标比较容易，选择走什么路反倒艰难万分，往往要经过曲曲折折的实践探索，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反过来说，道路总是承载着信仰，没有崇高信仰的道路，很容易滑向机会主义，终难走出一片明朗的天地。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梦”不同，“路”必不同；“路”不同，“梦”亦将不同。只有“路”和“梦”的紧密结合，才会使“梦”深刻地承载历史，让“路”正确地对接未来。说中国道路寄托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就是这个意思。
在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的追求。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找到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道路。其中，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民权主义则是现代化的基本诉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求“均富”的民生主义，很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目标之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使国家复兴”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这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目标之二，就是他说的，“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 ，进而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民族复兴在现代化方面的体现；目标之三，是大家都熟悉的，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族复兴的灵魂。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再次探索道路问题，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对这条道路的目标，毛泽东设想的精要是，让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民族复兴也不光是自己站起来，强起来，到21世纪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开创中国道路，一开始就明确，通过改革开放之路，目的就是自觉地“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4年，他确切地讲，“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987年，针对“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现象，他明确表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1990年，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再次明白告诉人们：“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可见，在中国道路的开创过程中，中国梦里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民族复兴这三个内含，一开始就是不能割裂的。
正像人们熟知的那样，到十五大，我们党正式把中国道路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对接起来。十六大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之“梦”，从此前的“富强民主文明”扩展描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中国梦诱人，但绝不虚幻。在中国道路的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不仅始终作为目标存在，而且始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连接起来的。比如，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之“梦”，围绕“小康”这个阶段性目标，我们先后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阶段到又一个阶段的实践行程。以后，我们还要经历从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衔接和实践。以上不同的目标概念，语境不同，内涵也不一样，但都反映了中国梦所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已经发展到新的境界的中国，不仅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也会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添加更多的资源和标记。
中国道路是着眼于现实，面向未来，催人奋进的复兴大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永续奋斗。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让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走中国路，圆中国梦，无疑是当代中国最耀眼的时代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