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以论说话语的变革为必要条件，因为“论说”既是客观的解读，也是逻辑的创制，是实践活动自觉展开的内在要素。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现代化转型，对“物的依赖”的体制约束和文化超越及理论论说也都颇有成效，因而其“话语”合法性乃至霸权地位相对牢固。中国的情形则不然，现代化转型实践持续百多年后仍在艰难推进，西化与传统的抵牾依然胶着，现代与后现代的龃龉更疑云渐起。“独尊儒术”固已杳如黄鹤，“儒、释、道”互补亦近明日黄花，倒是“中、西、马”三雄逐鹿仍然未及终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构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需要的话语系统，至今是一项未竟的重大思想工程。
一、变革动因——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危机
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在内外矛盾叠加放大的世界历史洪流中被迫开展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然而，虽然“中、西、马”各路圣哲都曾临场指点，结果却都难免受挫，论说转型发展的话语相继遭遇信任危机，话语变革的历史任务至今任重道远。
首当其冲的思想信任危机指向以儒家为首、“儒释道”互补的哲理逻辑和话语系统。首先是十九世纪末引入的“进化论”哲学，不再重视温良恭俭让，开始强调面对竞争世界必须首先图强和自保，甚至鼓励变革祖宗成法，直接挑战和颠覆传统哲学话语习惯及其主流价值观。此后，“启蒙—救亡”、进步、革命逐渐演进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开明政治精英的普遍思想共识和话语介质。
其次，是“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其时，戊戌变法惨烈失败，辛亥革命有名无实，都严重激发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他们开始认为，必须对传统的话语形态进行全面反思和坚决清算，因为问题不在个别要素而在文化系统。既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及其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总根源，那就必须对传统哲学及其整个思想、信念展开全面的批判和坚决的颠覆，于是内容上要“打倒孔家店”，形式上要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
第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意图用所谓“造反有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反潮流精神，替代“温良恭俭让”的实践话语，无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逻辑造成颠覆性破坏和打击。
最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进是毁弃传统中国哲学话语的决定力量。市场经济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而言，早已不再只是思潮，而已经是现实实践，不再是精英们的鼓噪，而是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客观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实践的关联要素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本化、全球化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的客观根基。小农经济、村落生活和熟人社会正在加速衰微，普遍的等级观念迟早要丧失其合法性，“三纲五常”于今人恰如痴人说梦般不可理喻。走上市场的人们习惯于利益权衡，进入城市的人们被迫面对职场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传统哲学话语在市场上的走俏却无法掩盖其灵魂的失落无依。
继传统哲学危机之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也遭遇到普遍深刻的信任危机。
作为一种外来话语，一方面，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实际、长远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撇开个别地区、人群而就整个民族和人民整体来说，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完整地理解和信服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哲学精神。除了政治、学术层面，人本、民主、科学这类哲学话语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的影响十分有限，比如熟人圈、等级制等还是占据主体层面，而“西化”至今仍不是一个褒义词语。
拒斥西化的动能一方面来自几千年的文明话语教化。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也的确存在着重大和致命的道德缺陷、审美缺陷、经济政治缺陷和文明历史缺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26其所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竞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经济危机、人的异化、种族歧视、生态破坏等等，无论其深度还是范围、广度，都为此前任何世代所不及。中国一百多年来，从未真正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反而选择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精神不信任的事实证明。
当前的哲学危机不幸恰恰就是对流传已久的教科书哲学话语的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机理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现实矛盾体验，人们当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信任和信仰本身其实已经包涵了不少复杂的“误读”的成分。本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从历史规律和人本价值相结合的立场出发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不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主要只是在传统道德价值的立场上盲目地拒斥和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进而把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和文明成分也一并排斥掉了。更有甚者，竟把国家、政府、权力乃至官员对社会、人民、思想的绝对优势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或特征，结果导致“官本位”的文化惯性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等封建主义文化借助社会主义的名义死灰复燃并挥之不去。在实践上，这种被封建主义玷污了的所谓社会主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挫伤了不少民众、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信仰和信任，助推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随着社会禁锢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幸福需求、活动空间、信息管道等各方面都在水涨船高。但是，“极左”时期反复无常的权力争斗、现代社会发育的缺陷、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转型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等级制残留、权力腐败泛滥的现实，都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催生和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怀疑和否定。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中(中国传统哲学)、西(西方近代哲学)和马(马克思主义)”三大哲学显学，每一个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话语合法性危机。当前社会暗潮涌动的狭隘、浅薄的自我意识和庸俗实用主义精神，表明信念危机和哲学话语危机正在演化为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所以，直面问题和重建哲学话语，正是当前发展实践的重大任务。
二、变革契机——作为转型发展新型话语系统的实践哲学的缘起
话语危机促成了新话语的萌生。“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220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主张把实践看作是真理的根本标准，使教条主义论说习惯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面向现实实践的哲学精神逐渐获得话语权力。在哲学研究中，起初还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局部修补，比如更多引介科学技术新成就、在认识论中引入更多辩证法、主体性和实践论要素、增加历史唯物主义在教科书中编排比重等。随着重提异化问题，以及中西哲学热潮频现，经济变革、社会转型总体推进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网格频遭撕裂，教科书式的话语平台越来越显局促，实践哲学应运而出。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践哲学更从狭义的体系革新演进到哲学观的整体性创新阶段。此后，虽然在具体细节上遭遇诸多批评，但实践哲学仍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旨趣各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索，其摈弃教条主义、走向现实实践的理论品格得到普遍珍视。
首先，实践哲学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其次才可能是某种哲学体系。哲学观是对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哲学史线索等问题的看法，主要研究同类哲学观内部诸种哲学思考和诸种哲学体系的共相和规律及其创新问题。相对而言，体系则是相对较为狭窄的概念和较为具体的思考，是在既定哲学观内部以某种方法、视角对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成果及系统表述。体系总会表达一定的哲学观，但不限于哲学观问题的回答本身，而要具体表征和实现一定哲学观的理论定位。一般来说，如果在常规时期，哲学家们主要还是以哲学具体问题的思考、具体观点的表达或者说具体体系的创造作为主要工作内容，那么在历史或思想历史面临重大发展任务时，哲学观总会浮现和凸显成为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重大对象，而这种思考常常造就某个或数个杰出的哲学家，形成某种或诸种具体的、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历史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伟大的哲学家，都对哲学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都创造了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对而言，前者更突显哲学参与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主题，后者则更多强调哲学的纯粹“求知”的意味。而在此后，有许多哲学家或者追随前者、或者追随后者，在不对哲学观进行专门、系统论述的情况下也创造了许多具体的哲学体系，以至于有所谓“每一个人天生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发展倾向。
其次，从研究对象来说，实践哲学强调哲学以实践为研究对象。传统观念把哲学对象规定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和规律”，实践哲学强调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历史创造等的实践活动。实践是标志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表明了人类存在方式的自由自主性质，在概念上是践履自由自主精神的客观物质活动，在内容上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物质世界与精神体验及精神创造、现实与历史等诸种要素的对立统一，涵盖但绝对不限于认识和把握“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对象，因为本质和规律只是实践诸要素的局部而不是全部。
第三，从理论内容来看，针对传统体系把哲学看作是“世界观的学问”，实践哲学主张把哲学定义为“实践观的学问”。前者强调对世界进行总体性、客观性的把握，由此引发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派别，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隔空对峙”。这里所谓“隔空对峙”，主要是说这种对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派别之争，只是以理论和看法作为争论基点，并不突显实践作为问题的增长土壤，不突出实践作为两种派别和观点对立统一的基础性意义。然而事实上，所谓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唯心主义(Idealism)并不是一种纯粹知识论的论争，而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论话语论争。论争虽然的确会涉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本质问题，但完整和根本的意义却要远远超出科学范围，因为它还包括价值学、伦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创造学等内容和要素。实践哲学强调的，是哲学不能沦为实践个别要素、内容、原则和层面的片面代言，相反应该从实践整体出发既反映个别又超越个别，强调实践问题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问题生成源，是哲学研究的视野范围。
第四，在哲学的研究目的和学术目标上，实践哲学强调学术目的不是树立什么绝对科学的真理体系，不以客观必然性为唯一目标，不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乃至一般科学为学术范本，相反哲学要以人类存在方式的构建、重建、改善、完善和良性发展为根本学术目的，以促进人类福祉和实践世界的健康发展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学术目标。
第五，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标准上，“世界观哲学”主要研究方法是尽力“客观地”揭示事物的客观本质和普遍规律；它以能否客观性、科学性地“理解”、领会和把握世界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标准或首要原则；因而把排除主观性因素、偶然性因素、个体性因素和价值立场作为致思取向；进而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争论中选择唯物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立场，在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峙中选择辩证法为唯一正确方法。而“实践观哲学”则不同，由于主要关注人类存在方式的处境和改进，它要求既考虑客观性、科学性地理解世界的要求，更进一步要求把这种理解的需要与改变世界的主体性、价值性、情境性、艺术性、个别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实践性地”把握、领会和揭示。也就是说，实践哲学强调以实践的完整性、具体性作为认识的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47
最后，在体系创建问题上，作为哲学观的实践哲学必然有效催生各种形态各异的实践哲学体系。世界观哲学只能认可一种体系，不鼓励多元体系并存。而实践哲学鼓励多元体系共生。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的确产生了多种体系构想，比如“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以及在更具体层面发生的实践人学、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美学等等，它们是实践哲学在哲学观上实现变革的结果，但任何一个都并不是实践哲学哲学观的最终版本。在实践哲学哲学观视野中，哲学的体系可以从无数多维度和层面发生、展开。
三、变革路径——从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看转型发展路向
就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实践的具体情景来说，实践哲学本质性的任务是要从实践出发论说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改革开放事业。具体来说，似应从转型发展的客观规律、普遍经验与人们的切身体验和情感两种尺度的综合中，以建设优良社会生态为牛耳，论说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的必然必要性。
这里所谓社会生态，关涉的不是一般所谓自然生态，相反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优良社会生态，实际上就是能够为人们的高质量生存、生活和发展提供最优条件和动力的社会关系形态。
社会生态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是个人生存实践的条件。起初，“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71人们只是因为要生存、生活才相互分工、合作、交往，形成技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价值认同关系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但是，一旦社会关系形态形成以后，个人就成为相对弱势的方面。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利益咬合、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生存利益链条，每个人都只是社会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能按照既定的社会生存法则取得自己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价值份额。这种社会关系形态必然型塑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能力和交往规则意识。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造就不同的生存体验，造就出不同的生存手段、生存趣味、生存法则和生存文化，造就出不同的人和人性。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60。在可能的条件下，人们宁愿生存于造就优良福利效果、生存体验的社会关系形态里。而且事实上，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者，在历史相对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存在转型发展机遇的情况下，人们完全可能反过来按照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尽可能地构建生态机制优良、优秀的社会关系形态。这种优良社会生态能够最大限度创造社会福利、公平关系、幸福体验和发展信心。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形态也能够产生相对而言最大限度公平公正的人际交往关系，鼓励人们挖掘自身潜力，以合理、正派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减少投机心理，因而它也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再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好人能够获得好报的社会。
当然，优良社会生态的判断标准是相对的和历史的，建设难度也是巨大的。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转型实践同时面临“人的依赖性”惯性和“物的依赖性”乱局的重围，使得优良社会生态的建构面临特别复杂的话语困难。
“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和“物的依赖性”的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两大基本社会生存状态，而未来的社会则是对前两者的积极扬弃。[3]107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生态关系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和他人的自身能力，如体力、智力、品格、德行等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权利份额、社会地位，人本身直接构成社会交往的主要依据。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对人的本身的依赖、重视乃至崇尚还是狭隘的和初级的，更多只是开发了人们在低级交往关系和简单交往环境中的直接能力，比如身体的搏击能力、心理的耐受能力、头脑的推算能力以及情感的收发能力等，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物化能力尚未得到更高的开发。这也就是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3]112所以，“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而在“物的依赖性”的社会里，“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在这个社会，“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3]110
实际上，“计划模式”的现代性方案就是“人的依赖”和片面的“物的依赖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临时性产物。它是一种便宜选择，在具有积极历史功用的同时，也隐隐蓄留了人治、官本位、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生态机制和“文革”那样的社会动乱暗流。至于如何从中超越出去，创造真正优良的社会生态，问题远为复杂难解。就当前的理论努力来说，我们应该强调走向实践的话语精神。实践地论说发展，一方面鼓励直面当前实践的真实处境(我们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首先坚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上学习和追赶现代文明，着力促进建构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转型实践。另一方面，要超越旧实践的局限，把人民的生存体验、生活质量始终作为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的根本实践尺度。在哲学上，既要割断对传统话语的教条主义依恋，又要防止随波逐流的经验主义统治，进而积极探究和改进实践的话语向度，坚持实践地论说发展，灵活发挥各种哲学遗产的建设性作用，为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提供更充分的话语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