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媒体时代，中国的传媒精神要求以中国梦为灵魂将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批判主义的建设理性相统一，及时、准确、冷静、客观、均衡地传播新闻、事实、知识、理论和信息解释。为塑 造和构建这种传媒精神，中国传媒应当强化国家意识、遵循传媒规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理性，在唱响国家主旋律的同时解放和提高传媒生产力。

传播恒在，技术常新。2009年4月，美国全国性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出纸质版标志着新媒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是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面对新媒体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渗透而出现的大众传播新格局，面对新媒体本身引致的社会问题，面对新媒体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成为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导力量，如何塑造和构建中国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进入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中国传媒面临新挑战

本文所说的新媒体指在电子信息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本文所谓的新媒体时代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数字化与新媒体优势互补、相互融合而呈现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大众传播时代。基于这样的定义，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具备了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互动化、普及化等新媒体特征。

大数据指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以至于无法通过一般的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更为积极的资讯。大数据强化了相关关系，弱化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须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智能化生产和无线网络革命三大技术驱动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以及手机多媒体化、流媒体电视普及化、广播网络化、报刊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信息爆炸（例如，全网流量累计达到1EB的时间在2001年是一年，而2013年仅需一天[1]），颠覆了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习惯，使人类的认知方式、交流渠道和互动形式面临全新挑战。

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媒体虚拟空间。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对外宣传的新渠道；又对现有的新闻管理体制造成较大冲击，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时代，网上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意识形态渗透突出，网上各种社会矛盾、热点敏感问题的扩散成为影响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严重。鉴于网络传播中多元意识形态造成的“共识断裂”具有放大社会风险、挑战主流社会共识的内在冲动，中国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既是技术问题，又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涉及媒体业态格局演变与调整的政策问题。由此可见，如何优化新媒体功能、规避新媒体风险、解放和发展新媒体生产力，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塑造和构建传媒精神是大数据时代发展新媒体的战略使命

新媒体和大数据是孪生关系。大数据使用成本之低、传输速度之快，新媒体互动之快捷、表达之低门槛、辐射之全方位，使谣言、诽谤等各种精神垃圾搭车而上，低俗之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成为新媒体的公害。一些媒体网络互动着无知者无畏也无耻的内容，不辨是非地迎合受众兴趣；一些数字电影“让庸俗者更庸俗，低级者更低级，色情者更色情，暴力者更暴力”；一些IPTV把人们的时间都拿去娱乐了；一些网站将色情、暴力奉为提高点击率的法宝；一些网络舆论中的“水军”、粉丝经济等现象严重影响大众情绪和社会心理，甚至左右社会事件的走势。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严峻挑战，何谓传媒精神？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堕落了吗？如何塑造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

在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文化和电影研究专业教授品斯特认为，要用精神分裂分析法看待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她指出：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电影视为一种“可见性的机器”，认为电影能够产生“现实的印象”，被当成“现实的幻觉”，被看做是由主体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大众传媒；当代数码文化的视听影像是以“作为幻觉的真实”来吸引人们，数码的电影机器装置必须被看做一种患有精神分裂的“不可见的机器”，伪装者、魔术师、江湖骗子、狡诈之徒和妄想症患者是虚假的权力症候和症状的制造者[2]。英国文人狄更斯认为，新媒体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代，是怀疑以至虚无的时期也是信仰的时期，是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初露的季节[3]。总之，许多欧洲人认为，新媒体时代的传媒既能产生最美丽的创造，也能制造最恐怖的窒息。

在美国，宗教预设定论的本质属性，使救世主耶稣基督搭救世界的精神成为美国传媒的“天赋使命”。早在1845年7月，《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创刊人兼主编奥沙利文就宣称：美国的创建是天定命运，美国的扩张是上帝安排，美国负有传播民主制度的天赋使命，有义务强行搭救邻近国家[4]。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天赋使命的传媒精神在新媒体时代愈发强盛：一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用基督教精神统一国民意志。二是在涉及国际事务的意识形态领域，遵照“神的旨意”改造世界。传媒精神力求体现民族优越感、利他主义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风格、个人主义、温和礼让、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三是制作大量包含最新视听技术和色情暴力元素的娱乐文化产品外销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让人们生下来就开始娱乐，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既能赚其他国家的钱又能扩大美国传媒的影响力。四是在国内消费的文化产品中极力弘扬基督教正面、人文、积极向上的精神，倡导善良、诚实、同情、做普通人、家庭稳定等健全人格应该具备的品质，把能够提升人文精神的精华部分留给美国的孩子看。五是在经济领域极力要求其他国家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美国自己则表面宣传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际奉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由此可见，美国传媒具有“显然天命”精神[5]，其采用的是分层次、分地域的差异化战略，为谋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服务。

在中国，王永亮、程燕群认为要用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政治家的人文精神共同熔铸成传媒精神[6]。宫承波认为：新媒体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强调互动，追求平权；回归‘本我’，崇尚自由；标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扬感性，尊重个性；新媒体的文化精神代表了新媒体精神的潮流和方向[7]。卢展工认为媒体人要具有“三平”精神，即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责任感[8]。也有人说：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庞然大物，正驱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完全不同的质变与量变。还有人悲观地认为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顶着社会责任、道德与文化光环的传媒人一边商业一边文化，一边造假一边良知，一边在还原事实真相一边将真相扩大化，两条腿走路的媒体人一不小心就劈了两条腿——偷窥被发扬光大，消息被以讹传讹，传媒利润被最大化。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世界是平的，但传媒仍然是凹的。面对科技推动、以人为本、虚实相间、互动包容、市场主导等新媒体特点，虽然多渠道的自由表达带来多元化的杂音、噪音是必然现象，但是，传媒精神从来就不是市场主导下的大众口味，唱响主旋律、强化公信力、关怀弱势群体、体现民本思想、彰显批判精神、引导社会舆论、把握价值取向始终是中国传媒的本质要求。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必须有益于国是：尊重公民知情权，有疑必报；尊重所有当事人，真相第一；理性解读，推动主流社会共识、增强国家凝聚力。当今中国，尽管对新媒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加开放务实，但在如何塑造鼠标下的德行方面还研究得远远不够，以至于什么是“传媒精神”至今尚未有一个定义。

三、大数据时代塑造和构建中国传媒精神的对策建议

传媒既提供信息又提供关于信息的解释，其社会功能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不断调整、矫正和重新定位，传媒精神也随着媒体功能的变化而呈现多维度表达（如以人为本、社会公器、舆论监督、政治喉舌……）。因此，塑造和构建中国传媒精神应秉持大国理性，从基本概念入手凝聚社会共识，既要有批判思维，更要有主体精神、建设心态、行动理念和行动方略。

（一）传媒精神的定义。“传媒”指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包括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是物质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反映，精神具有能动性并可以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转化为物质力量。当“传媒”与“精神”组合成“传媒精神”时就产生了三重涵义：一是遵循和运用媒体技术及规律，二是具有地域时代气息和人类思维理性，三是既发挥传媒工具的功能，又发挥人类精神的能动性。21世纪第一个龙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梦引入治国理念[9]。由此而来，本文将中国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精神定义为：以中国梦为灵魂把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批判主义的建设理性统一起来，及时、准确、冷静、客观、均衡地传播新闻、事实、知识、理论和信息解释，多层次、全方位地为建设国家能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福祉、弘扬中华文化、振兴社会文明服务[10]，为共创共享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百姓当家、心灵安康的人类文明新境界服务。

（二）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强化国家意识，建设国家能力[11]。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多元复合社会转型时代，赋予中国传媒人铸造国家精神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传媒人不分民族、阶层、团体、性别地认同我们伟大的祖国，努力提高传媒的引导力、批判力、穿透力和向善维持力，履行好舆论导向功能、社会调控功能、信息传播功能、文明建构功能和舆论监督职责，自觉地成为社会生命、国家形象和民众精神安全的建设者、守望者、捍卫者，为构建健康、积极、进取的国家主旋律、全面提升国家精神安全创造强大的社会共识和舆论氛围。

（三）以中国梦为灵魂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建设理性相统一，遵循传媒规律，扩大传媒影响力，解放和提高传媒生产力。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中国梦这个统一信念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美国学者也承认，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共识与秩序比自由更重要[12]。面对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非线性化、传播效果难以预测等特征，传媒人当以中国梦为灵魂把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批判主义的建设理性统一起来，根据新媒体特征来研究并遵循传播规律。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有三条重要规律：一是有效的信息传播具有化解疑团、消除流言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受众作出合理判断；二是受众拥有更多的传播机会，并享有一定的传播主体地位，有可能对媒体的表现作出更多负责任的反馈，从而影响和决定媒体的格调；三是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该想象的反应将影响舆论的生成。有鉴于此，在根据不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整合分析数据，为受众提供具有正能量的个性化专业化信息的同时，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提高传媒影响力：一是坚持“内容为王”，致力于内容的精选和形式的极致化操作；二是提高受众对传媒的忠诚度，通过受众数量的增加、格调的提高扩大传媒影响力；三是正确选择目标受众，对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打上具有引导舆论生成的渠道烙印。通过上述彰显传媒精神的表达形式和传媒活动，提高生产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共识、美感的能力，引导受众积极参与社会再生产活动并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促进因素。

（四）用中国梦扩大民族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理性，推进新媒体社会监督功能健康发展。中国梦在凝聚中国共识、振兴民众精神、引领社会思潮、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统一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和内生活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通过新媒体加工和传播各种信息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潜在风险。面对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媒体人要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中国梦为灵魂发挥传媒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弘扬社会文明，优化社会监督，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在传播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的正能量信息方面发挥愿景领导作用[13]。

综上，传媒精神的塑造和构建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的工程。就微观的传媒企业而言，其传媒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特征是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混合，应当在供求规律支配下把握改革机会、营造创意氛围、打造核心竞争力，在此过程中塑造传媒精神；就中观的传媒产业而言，传媒是关乎意识形态命脉的各种力量之折射，遵循“场论”和“注意力经济”规律所溢出的传媒效益难以被简单地纳入经济领域，要在优化传媒产业链中打造传媒精神；就宏观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言，任何传媒产品都不可能畅通无阻地传布世界，传媒生产力的解放永远须秉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J].北京：求是，2013，(4)：47.

[2] [荷]品斯特. 媒体文化精神分裂分析宣言[J].廖鸿飞，译.北京：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8）：96-97.

[3] [英]狄更斯.双城记[M].张玲，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

[4] John L.O'Sullivan. Annexation[J].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Review Volume 0017 Issue 85(July-August 1845)： 5-10.

[5] 孟庆鹤.美国传媒中的“显然天命”精神[J].西安：新闻知识，2011，(2)：43-44.

[6] 王永亮，程燕群.传媒精神刍议[J].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1）：32.

[7] 宫承波.新媒体文化精神论析[J]. 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10，（5）：60-64.

[8] 刘 芳.平凡但不平庸——解读传媒人的“三平”精神[J].成都：商，2013，（2）：143.

[9] 新华时政.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EB/ol].新华网，(2012-11-30)[2013-02-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30/c_124026690.htm.

[10] 由佳田.中国梦开创社会文明新境界[J].北京：中共党政干部论坛，2013，（3）：39-41.

[11] 史世鹏.国家能力建设理论：构建与创新[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6）：59-62.

[12]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7.

[13] 史世鹏.愿景领导：塑造未来的战略方法[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2）：116-120.

作者： 由佳田（1992-），女，山东龙口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传媒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