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规范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搞活“看不见的手”,政府逐步从市场竞争中退出,成功向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转换。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人们常说,改革迫在眉睫,只有依靠改革才能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是:为了持续健康增长,转型成为必然。要想实现转型,就必须进行改革。这就是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重速度不重质量效益、吃资源环境子孙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政府及政府支持下的企业话语权过大。现在这个模式的运转越来越困难,难以为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及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占有明显优势,而政府和政府支持下企业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搞投资。再加上我国老百姓的高储蓄意愿,所以高投资率或者储蓄率成为这一模式的结果。高投资率和储蓄率又形成了产能的快速扩张和过剩。内部消费消化不了怎么办?只好靠外需、靠出口,长期顺差又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我国的贸易顺差从1979年到1993年的15年间,年均负25亿美元;1994年到2001年,也是汇率并轨改革以后的8年间,贸易顺差是年均243亿美元;加入WTO后到现在的11年(2002年—2012年),年均贸易顺差是1645亿美元。

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付出的代价很清楚:第一,耗费大量本来就十分稀缺的资源,形成了资源的硬约束。如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第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硬约束。第三,有悖于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长期顺差,积累大量的外汇。因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外汇投资渠道狭窄,投资主体经验不足等原因都使得我们积蓄起的大量外汇很难做到保值增值,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是相违背的。第四,庞大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

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之初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当我们发展走到今天,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再不转换,就走不下去了。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短期看,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长期看,却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就要弄清造成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特别是背后的体制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不规范,企业和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仍然不清晰。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

所谓“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即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县际政府之间、乡际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的简称。“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我国改革开放和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一发展模式的所固有的缺陷——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某些时候、某些县级政府自身就沦为了负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此外,一些干部往往将政绩看得比其他因素更重,导致其决策出现扭曲,竞争行为短期化,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正常竞争。正是上述体制机制问题,导致了经济增长模式的粗放化。

正因如此,我认为,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规范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搞活“看不见的手”,政府逐步从市场竞争中退出,成功向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转换。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守法合规经营,自担风险,自享收益,减少对政府的依附。个人真正成为具有监督权和话语权的市场竞争参与和监督者。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激发出社会各界创业积极性,降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而改革的路径,从大的原则上讲,仍应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渐进改革之成功道路,正所谓“凡事缓则圆”。例如,尽管“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有些缺陷还很严重,但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是创造我国发展奇迹无法替代的关键因素,我们决不能一夜之间将其抛弃,而要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和规范,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使之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改进和规范的关键是要加强对“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负外部性的监督和制约,抑制其弊端。

一是要强化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二是要强化舆论监督和制约,让舆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三是要强化上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首先,要制定出较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不断完善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的办法,把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再次,要通过改革,利用体制和机制安排,使“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加有效率。

比如成立流动法院,或者将跨县的案件由市级法院审理,跨市的案件由省级法院审理,跨省的案件由最高法院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监管也应尽可能地由上级政府采取垂直管理的模式加以强化。此外,还要在税收、土地转让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让县级政府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克服负外部性问题,使县际政府间竞争更规范、更理性。例如,开征不动产税、消费税等地方税种,逐步改变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状况。再如,可以硬性规定县级政府主要领导的任职不得少于一定的年限,对其奖赏可以从薪酬待遇和级别上加以考虑,而不一定要提拔走人,鼓励地方干部考虑问题长期化,减少短期行为。从长远看,还是要弱化行政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