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8月26日刊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继业副研究员“中国急西进或惹极端势力 何苦为美解围”一文，该文认为，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大踏步地“进去”，而是认清形势，研判战略风险并妥谋规避之策，把握好“西进”的度。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中国“西进”之路绝非坦途。然而，削足适履，因噎废食，因小失大都是没有必要的：

一是所谓的“过度”西进将导致与俄、印等大国关系恶化问题。当今的俄、印警惕地看待中国“西进”，谨守其传统势力范围，可能引发其“战略反弹”，并导致“新兴国家战略合作”的“解体”，最终极大地恶化中国周边环境。这一论断令笔者产生几个疑问：一，只要是某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就应该敬而远之，绕道而行吗？二，“战略反弹”，是怎么个反弹法？要反弹什么？三，“新兴国家战略合作”指的是什么？如何“解体”？

先说“传统势力范围”问题。从殖民时代至今，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些国家的所谓“传统势力范围”。从当今世界情势来看，中东、亚太、拉美都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非洲诸国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如果“传统势力范围”都是“老虎屁股”，都“摸不得”，那当今中国就只能是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政府一样“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自娱自乐，自生自灭了。再说所谓“战略反弹”问题。苏联时期，“中亚”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苏联解体之后，诸“斯坦”纷纷独立，中亚再次出现在世界政治版图之上。二十余年来，负重蹒跚的俄罗斯对中亚地区这一“战略遗产”当然是“软硬兼施”，“死缠烂打”，但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中国“西进”中亚，事实之一是，“上合组织”的“战略合作”日益深入和扩大；事实之二是，中哈原油管道将于2014年满负荷运营；事实之三是“东突”的境外（主要是中亚）基地基本覆灭。至于印度对于南亚和印度洋的野心，那也是“路人皆知”的。对于中国“西进”南亚和印度洋，事实之一是，中巴战略盟友关系至今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并且日益深化、固化；事实之二是，复兴的中国即将拥有远洋海军并且必将南下。只要中国海军南下，出中国南海，穿马六甲海峡便立即进入印度洋。航母不是炮艇，不是用来看守近海的，中国的航母也绝不是“宅男”。印度“国产航母”下水的次日，是“进口潜艇”的“自杀”之日。印度有反弹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恐无反弹之力也是可以预期的。最后来看所谓的“新兴国家战略合作”。恕笔者愚鲁，“新兴国家战略合作”不知所谓若何。涵盖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新兴国家战略合作”组织目前仅有金砖国家组织，而金砖国家组织的“战略合作”迄今尚未涉及中亚、南亚和印度洋等“禁脔”。如此说来，并不存在的战略合作不会因“西进”而“解体”了，中国也不用独力承担“西方的战略压力”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也不会“极大地恶化”了。

可见，所谓的“过度”西进将导致与俄、印等大国关系恶化问题，其实是个“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的古旧话题。

二是在“危险地区”“过度西进”导致的经济和人员风险问题。最近一些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触角逐渐覆盖中亚、中东、非洲等许多“危险地区”，在相应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员也因而“身处险境”。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的论断仍然令笔者产生几个疑问：一，何谓“危险地区”？二，中国利益和人员为何出现在海外？

先来看所谓“危险地区”。通过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中亚、中东和非洲与恐怖袭击、绑架、爆炸息息相关。甚至，连“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也不例外。诚然，中国人在中亚、中东和非洲遭遇的绑架、袭击的频率和遇害的比例“前所未有”，但这只是因为此前中国利益和人员基本上只存在于国内，并未到达这些地区。“频率”和“比例”并非“史上最高”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某些人看来平和、安全的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暴力事件不断爆发，其“频率”和“比例”恐怕与中国人在中亚、中东和非洲遭遇的绑架、袭击的频率和遇害的比例不相上下，甚至更高。再看中国利益和人员为何出现在海外这一问题。中国企业去阿富汗开采铜矿，并非该中国企业热爱阿富汗，而是中国（企业）热爱铜矿，需要铜矿。试问，中国企业能轻易收购美国拥有的世界第一大露天铜矿宾翰铜矿吗？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事件，不就是几年前的事情吗？2009年6月，由英国石油公司（BP )和中石油集团组成的联合体已赢得了伊拉克产量最大的油田即鲁迈拉油田的开发合同。请不要忘记，这是伊拉克在近30年来首次将油气田面向国际招标达成的首份合同。请不要忘记，这不是萨达姆时期“稳定”、“安全”的伊拉克赋予中国企业的合同，这是美国“攻占”之后“动荡”、“恐怖”的伊拉克赋予中国企业的合作。在阿富汗也是如此。在中国“西进重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赞比亚，赞比亚谦比西铜矿即中国有色非洲矿业公司已经多次爆发“经济和人员风险”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多次被绑架，更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投资环境良好的地方，要么早有欧美企业盘踞，要么中资企业难以进入。所谓“风险大的国家要多看少投”是在完全无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现状的前提下做出的结论。

可见，所谓在“危险地区”“过度西进”导致的经济和人员风险问题，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古旧话题。

三是“过度西进”导致承担与自身实力地位不相称的责任问题。中国承担“与自身实力利益不符的责任”自然是不妥的，也是不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的论断仍然令笔者产生几个疑问：一，何谓“与自身实力利益不符的责任”？二，“传统势力范围”的进退问题？

首先来看“自身实力利益”与“责任”的吻合问题。美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从2001年的28.6%下降到了2011年的15%左右。与此相反，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却大大增加了，达到5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研究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动用了那么多的军事力量，中国在军事方面没有丝毫付出，但获得了‘搭便车’的机会。”作为中小国家，搭便车是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在复兴之路上快速前进的中国，理应承担与“自身实力利益”吻合的国际“责任”。再来看，“传统势力范围”的进退问题。如果不要轻易进入他国“传统势力范围”，以免引发“战略反弹”并最终“极大地恶化中国周边国家环境”，那么，中国趁着美国“逐步撤出中东”这一“传统势力范围”之际进入中东，那岂不是不会引发“战略反弹”吗？何乐而不为？此外，笔者认为，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下降，绝不等同于美国“逐步撤出中东”。

可见，所谓“过度西进”导致承担与自身实力地位不相称的责任问题，其实是个因小失大的古旧话题。

中国“西进”，自然是要拓展中国的战略空间，尤其是西南方向的战略空间。“西进”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而非他国利益的拓展。中国无意也无力为美国“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