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历史上经常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涉或侵略，其中荷兰和日本的殖民时间最长，分别达到了38年和50年。1945年10月2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和实施行政管理的权力。[1]抗战胜利后，随之而起的却是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最后退据台湾。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介入台湾海峡，台湾问题或许早已解决。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最终改变了两岸态势，在美国的支持下，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和北京争夺国际社会“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认同，[2]台湾再次与大陆分离，直至今日。[3]

台湾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问题形成的背景和后来的发展又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4]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5]正因为有美国的介入，台湾问题不仅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心与关键，而且也成为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6]事实上，二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的60多年里，中美关系一直跌宕起伏，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迂回曲折地发展。[7]二战后，美国从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无理干涉中国统一的进程。这一阶段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保持与国民党当局的官方联系，从这开始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难以跨越的障碍。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后，中美双方突破了冷战思维，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12月6日，中美双方在经过多轮双边会谈后，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八·一七公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苏联和东欧剧变，两强的格局不再存在，美国长期以来“以中制苏”的目标也不复存在。过去台湾当局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与其产党对手一样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8]然而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开展以“主权独立”为目标的“务实外交”。1989年以后，美国借台湾问题寻找事端，台湾问题成了起伏跌宕的中美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引爆点。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海问题上的两面性政策导致“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陈水扁在2002年抛出“一边一国”论，2003年又提出“公投绑大选”和“新宪”。[9]但是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内外交困，愿意保持台海相对和平，而不愿看到“台独”毁坏中美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并与布什总统会晤，布什政府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不希望看到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损害中美关系”。[10]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良性互动，2009年中美关系也发展比较顺利，然而2010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继续对台湾出售布什政府时期同意出售的武器，这一事件说明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看似降低了，但事实上台湾问题依然是制约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11]中美之间由于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意识形态、文化、地缘政治和台湾问题)和结构性的合作(利益深度交织、全球化、多国崛起等)，指望美国公开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在现阶段还有难度。[12]

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美国“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看似“采取‘不介入’的态度”。邓小平曾指出，虽然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但不占主导的地位。他揭露道，“美国历来是介入的”，“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可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13]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美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国的介入，中国的统一大业遭受阻碍。美国这种两面政策不仅左右着中国与美国，以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塑造了美国民众对中国以及对中国台湾的认识。为了真实地了解美国民众如何认识中国台湾的地位，本文利用“美国人对华态度”实证调研的数据深入分析“美国民众如何认识中国台湾？哪些因素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等。

二、问卷调查与假设

自从1972年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在迂回曲折中前进，时而好转时而恶化。美中关系也一直是媒体、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仅得到美国普通公众的关心，也受到美国意见领袖的广泛关注。一项由百人会(C-100)[14]发起的调查研究显示：与1994年相比，2004年美国普通公众和意见领袖都普遍认为他们对中美关系更加熟悉了。C-100沃思林研究(1994)显示在1994年有46%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到2004年C-100佐格比民意调查[15]发现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达到了59%。皮尤(PEW)、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盖洛普(Gallop)、英国广播电视台(BBC)和美国新闻网(CNN)都相继开展过美国人对华态度的调查。然而以上的研究通常是从比较宏观的方面调研，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调研，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相当有限，问题也比较简单。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和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主持了“美国人对华态度”调查研究。该调研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在美国全境范围内开展调研，希望借此评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调查问卷从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出发，采取自行设计与主导的方式。在设计过程中，一方面向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全球知名大学的政治学、传播学与民意调查实证研究专家深入咨询了相关意见，另一方面就相关中心议题咨询了北京、上海的一线官员、国内专家，经过五六轮讨论和多次前期测试，最终严格按照科学规范形成了调查问卷。调查委托印第安纳大学调查研究中心(这是美国最好的电话调查中心之一)于2010年6月到2010年11月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共回收有效样本810份。其中男性占49.6%，女性占49.9%；白人/高加索人占84.4%，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占5.8%，其他民族占9.80%。

在研究公众态度(public attitude)和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方面，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采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在公众态度方面，Enrique Gracia & Juan Herrero研究了公众对于举报家庭暴力和举报行为的态度；C. Lauber等人研究了公众对精神病人强制入院的态度等一系列关于公众态度的研究。[16]在政治认同方面，Andreas Dür & Gemma Mateo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有的支持宪法条约公投，而另外一些成员国却反对；Jairo Nicolau研究了巴西的2002年总统选举，CH Tsai研究了2002年台北的市长选举等等。[17]其中个人的人口信息(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等)，党派认同等通常是决定公众态度，尤其是决定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中美关系之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在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里，美国对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外交关系从1978年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与台湾当局有官方的联系；1979年以后“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从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此后美国官方表述历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然而“对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军售”在“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幌子下进行着暧昧的活动，并对台湾事务进行干涉。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一直在美国的议会和公共媒体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不断开展所谓的“银元外交”、“务实外交”等。[18]台湾问题历来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也是美国总统竞选的手段之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个总统选举期间都会在中国议题上大做文章，作为“以台制中”棋子的台湾问题也频频受到各党派和媒体的关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假设：美国民众对台湾的认识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并且——

假设1.美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对其在“中国台湾”的认知方面有影响；

假设2.美国民众的党派属性和政治倾向对其在“中国台湾”的认知方面有影响；

假设3.美国民众接触媒体的频率和接触相关中国的新闻在美国人对“中国台湾”的认知方面有影响；

假设4.美国民众所接触媒体的党派属性在美国人对“中国台湾”的认知方面有影响；

假设5.美国人的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和人种)在对“中国台湾”的认知方面有差异。

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准确获得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的认知，问卷中设计了“在您看来，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回答1表示“是”，0表示“不是”。

政见方面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以下两种：党派归属情况：“一般而言，您觉得自己是民主党人士，共和党人士，还是无党派人士？”民主党人士，〈0〉否，〈1〉是；共和党人士，〈0〉否，〈1〉是；无党派人士，〈0〉否，〈1〉是。政治倾向：“一般而言，您觉得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温和派？”自由主义者，〈0〉否，〈1〉是；保守主义者，〈0〉否，〈1〉是；温和派，〈0〉否，〈1〉是；对这些没有过多的认识，〈0〉否，〈1〉是。

政治观念的解释变量通过5个问题来展示：在接下来的系列问题中，我将会阅读两段一些人认为对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话，请您告诉我，在您看来哪一方面更重要？政府1：“应当通过公平、公开、定期、竞争的手段选举国家领导人()”或是“一个能考虑到人民利益的有能力的政府，不管它如何当选()”？政府2：“批评政府的时候，人们应当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或“政府有责任限制有害言论在公众间传播()”？政府3：“在做决策时，政府应当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或“在做决策时，政府只需从其自身认为对人民最大利益的判断出发()”？政府4：“允许两个以上竞争性的政治组织的存在并互相竞争()”或者“政府密切关注其他政治组织的建议和意见()”？政府5：“通过竞争性选举选拔政治领导人()”或“根据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品行而不是公众投票来选拔政治领导人()”？

媒体和信息来源的解释变量主要如下：美国人信息获取渠道包括信息获取的频率：“您有一周7天，一周5～6天，一周3～4天，一周1～2天，一周少于1天，还是从不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和浏览网站呢？”[19]过去一周获取的中国方面消息：“在过去的一周里，您有通过报纸(含网络版)、广播、电视、浏览网站获知有关中国的新闻吗？有，没有”。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总是相信，大多是相信，有时是相信，几乎不相信，从来都不相信”。[20]对中国信息偏好：“您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有多大兴趣？非常感兴趣，有点感兴趣，几乎不感兴趣”。[21]是否到中国参观过：“您曾经到过中国大陆吗？没有，有”。在获得国内和国际新闻时，通常哪两大电视台是您最经常收看的呢(输入电视台名称)？[22]

人口统计学资料方面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以下几项：性别：男，女。年龄：(18周岁以上美国人)。婚姻状况：未婚，已婚。教育程度：中学学历，高中学历，大专或类似学历，本科或以上。年收入水平：少于15 000美元，15 000～24 999美元，25 000～34 999美元，35 000～49 999美元，50 000～74 999美元，多于75 000美元。

种族方面的解释变量主要如下：拉丁裔：否，是；白人/高加索人：否，是；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否，是；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本地人：否，是；亚洲人：否，是。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二值响应(binary response)出现在许多领域，Logistic回归通常就是用来将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和离散的响应变量整合起来。对于二值响应模型(binary response model)，响应Y为个体或试验单位，它可以取两个值(如Y=1，某种疾病存在；否则Y=0)。假设X是一个解释变量向量，π=Pr(Y=1|X)是响应概率，那么线性logistic模型表示为：

logit(π)≡log(π/1-π)=α+β'X

这里α为截距项，β为系数向量。

Logistic模型在更为一般的线性方程内具有共同的特点，响应变量均值函数g=g(μ)被假设为和解释变量线性相关，μ取决于响应变量的随机行为，而解释变量被认为是固定的，函数g提供了随机组件和系统响应变量的连接，Logit和probit是最常用的两种连接函数。[23]

本研究采用SAS的logisit处理，连接函数分别选用probit和logit。党派属性中“无党派人士”作为参考组，政治倾向中“没有过多思考”作为参考组，人种中的“其他人种”作为参考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结果分别采用probit和logit作为连接函数处理。美国民众的政治倾向、媒体、个人统计资料和种族四方面在塑造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的认知上有差异。下面主要针对采用probit连接函数的模型进行阐述，详细的影响关系如下：

1.党派归属的影响

参考组为无党派人士，民主党人士比无党派人士较低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共和党人士相对无党派人士有较高的认同。有政治倾向的美国民众比在政治倾向方面没有过多思考的美国人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认同度上低。

2.政治观点的影响

认同“一个能考虑到人民利益的有能力的政府，不管它如何当选”的民众相较“应当通过公平、公开、定期、竞争的手段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民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认同“政府有责任限制有害言论在公众间传播”的民众相较“批评政府的时候，人们应当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民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认同“在做决策时，政府只需从其自身认为对人民最大利益的判断出发”的民众相较“在做决策时，政府应当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民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认同“政府密切关注其他政治组织的建议和意见”的民众相较“允许两个以上竞争性的政治组织的存在并互相竞争”的民众较低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认同“根据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品行而不是公众投票来选拔政治领导人”的民众相较“通过竞争性选举选拔政治领导人”的民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媒体的影响

经常收听广播的美国人非常显著地(p=0.0272＜0.05)不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美国的广播历来是反华的急先锋，如美国之音一直就在从事反华宣传活动。经常阅读报纸的美国人也较高地不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经常观看电视和频繁浏览互联网的美国民众会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电视媒体的党派属性从保守到自由派编码，参考组为其他媒体，有党派倾向的电视媒体的受众比没有党派倾向的电视媒体的受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自由派媒体受众比保守派媒体受众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4.最近对中国的关注

对中国新闻感兴趣、到访过中国的美国民众不太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最近对中国有关注的美国民众多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近通过网络关注中国的美国民众却不太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5.个人统计资料方面的影响

女性显著(p=0.0209)地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比男性高0.3331(参照组为男性=0)，这表明美国的男性公民在政治议题方面比女性公民更加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年龄越长，未婚美国人越易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可能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通常是在利益相关密切的一方，也可能由于其为台湾当局重点游说的对象群体所致。

6.种族

参考组为其他民众，黑人或非裔美国人、拉丁人、白人/高加索人、亚洲人比其他民众较高地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本地人在“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方面有较低的认同度。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国民众的党派属性和党派认同在台湾的地位认知方面确实有差异，而且美国民众的政治观念也确实在此问题上产生显著影响。认同“一个能考虑到人民利益的有能力的政府，不管它如何当选”、“政府有责任限制有害言论在公众间传播”、“在做决策时，政府只需从其自身认为对人民最大利益的判断出发”、“根据候选人的经验、能力、品行而不是公众投票来选拔政治领导人”的民众更加容易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说明中美在核心利益方面的认知差异，政治观念起着一定的作用。

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的认识受到广播媒体的显著影响，经常收听广播的美国人更易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经常收看电视则较易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开展的中国境内之境外记者的综合调查结果发现“报刊和通讯社的记者较少受到中国公安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干扰，而电视台记者经常或频繁受到干扰”；“电视媒体记者在衡量中国事件的新闻价值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关乎本国的利益’，在这一方面他们比其他类型媒体看得都要高”；“北美和欧洲的媒体记者大多觉得中国政府官员跟他们作对”等。[24]本研究表明，电视媒体对美国民众对华，至少是对中国台湾的认知有一定的改善。所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如何很好地处理中国媒体与美国媒体，以及中国政府和美国电视媒体的关系将至关重要。中国对外宣传台海两岸关系时要高度重视传播的双向性、互动性，对受众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和媒体生态需要有深入的了解。[25]

回归结果似乎显示美国民众接触媒体的频率与最近对中国的关注的结论有悖，如“经常通过网络浏览新闻”的美国民众和“最近通过互联网关注中国”的民众在台湾地位的认知上截然相反，但都不是很显著(P值分别为0.4871和0.8352)。这说明报纸、广播和网络媒体在影响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方面有很强的可塑性，并可能受到当前热点的影响。

因此在两岸关系已经实现和平发展并争取最终和平统一的当下，必然不能放弃对美国民众的争取。自中美建交以来，台湾当局一直不停地在美国开展游说活动，企图影响美国的民意。台湾传统的游说组织包括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在美台胞及其组织团体等，他们不惜重金雇佣代理机构和个人，美国国内亲台利益集团，与美思想库、教育界和文化界建立良好关系，寻求影响决策的间接渠道等，本文研究显示美国人的教育程度确实与“中国台湾”地位认同负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利用台北经济和文化代表处游说多个州通过支持台湾的议案，通过经济手段吸引议员参加商务活动，并和媒体建立良好的渠道；此外还以民间的名义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影响的政界人士到台湾访问、旅游等。本文的另一结论也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政治倾向思考不多的美国人会更加认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美国民众(温和派、保守派或自由派)，则大多持相反态度，这也说明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和台湾的游说活动或许有更加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似乎也应该拓展传统的外交模式，加强中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议员的联系，构建良好的合作纽带。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开展的“外国人眼中的上海”调查，[26]显示“80.7%的外国人来到上海后，对上海的印象变好，只有1.6%的外国人印象变差”，尽管上海目前还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不过作为中国和国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美国议员来中国后会改变对中国的成见。

最后，中国大陆有必要突破目前以政府为主体的外交模式，重视民间力量，通过民间的社会、文化和商业活动来影响美国民众甚至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识。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研中有55.0%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有满足其公众需求的政治制度”，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多，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并不认同。然而80.2%的美国民众一致认为“中国限制其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中58.3%的认为以此形容中国非常准确，21.9%的认为比较准确)，仅仅7.8%的美国民众持反对意见(其中4.0%认为以此形容中国完全不准确，3.8%的认为不太准确)，另外11.9%的表示中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充分利用他们所谓的“人权、民主、人道”来博取美国的同情，来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大陆目前也需要通过民间力量向美国展示大陆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消除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权”认识的误区。只有消除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台湾认识的误区，才能打破台湾当局在美国活动的空间，才能消除美国精英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台湾问题迎合甚至煽动大众的情绪，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才能最终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注释：

[1]刘文忠：《阻碍中美关系改善的一部法律——评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20周年》，《两岸关系》，1999年第6期，第44-48页。

[2]Winberg Chai. "The Taiwan Factor in U. S.-China Relations: An Interpretatio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2010.29(3):131-137; Joel Atkinson. "China-Taiwan Diplomatic Competition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Pacific Review, 2010.23(4): 407-427.

[3]张连红：《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年第6期，第40-43页。

[4]谢郁：《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世界知识》，1999年第16期，第16-19页。

[5]李家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光彩角色》，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69/2536772.html，2004年6月1日；卞庆祖：《“台独”问题与中美关系》，《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4期，第25-29页。

[6][9]卞庆祖：《“台独”问题与中美关系》，《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4期，第25-29页。

[7]王生怀：《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理论建设》，1999年第5期，第54-57页。

[8]傅立民(Chase W. Freeman，Jr)：《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郑诚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7期，第8-13页；选自人民网英文版，2004年4月24日。

[10]新华网：《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1/content_4454675.htm

[11]陶文钊：《2010中美关系扑朔迷离》，《世界知识》，2010年第3期，第42-43页。

[12]袁鹏：《中美关系：新变化和新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第29-37页。

[13]刘曼抒：《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思想》，《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9-12页。

[14]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由杰出的华裔美国公民组成的全国性的无党派组织。会员们集其优势和经验来解决中美间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推动亚裔美国人的发展，同时促进美国与大中华区的关系。

[15]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随机采访了全美国范围内的1202位成年人。采访时间为2004年8月12日至2004年11月12日，所有电话都是从位于纽约尤蒂卡的佐格比国际总部打出。误差范围为±2.9个百分点。在地区、党派、种族、年龄和性别方面给以微小的权重，力图使样本更加精确地反应总体情况。在小群体内有较高的误差范围。

[16]Enrique Gracia & Juan Herrero .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Reporting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Repor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 68(8): 759-768; C. Lauber, C. Nordt, L. Falcato, W. Rossler. "Public Attitude to Compulsory Admission of Mentally Ill People". Acta Psychiatr Scand. 2002.105:385-389; MKKim, et la. "Positive trend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pilepsy after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 among Rural Korean Residents". The Kore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003.18:248-254; DJ Rebovich, JL Kane. "An Eye for an Eyein the Electronic Age: Gauging Public Attitude toward White Collar Crime and Punish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Crime Management, 2002.

[17]Andreas Dür, Gemma Mateo. "To Call or Not to C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ferendums on the EU's Constitutional trea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1.44(4): 468-492; Jairo Nicolau. "An Analysis of the 200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Brazi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7.1(1): 125-135; CH Tsai. "Bayesian Inference in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A Case Study of the 2002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005.

[18]刘国奋：《李登辉“务实外交”综评》，《台湾研究》，2000年第3期；谢郁：《1999年台湾“务实外交”评析》，《台湾研究》，2000年第1期。

[19]为了便于分析描述，重新编码后为：一周7天，一周5～6天，一周3～4天，一周1～2天，一周少于1天，从不看。

[20]为了便于分析描述，重新编码后为：总是相信，大多是相信，有时是相信，几乎不相信，从来都不相信。

[21]为了便于分析描述，重新编码后为：非常感兴趣，有点感兴趣，几乎不感兴趣。

[22]根据录入的电视台名称，研究团队将其按电视媒体的党派属性重新编码，编码后表示为：其他党派，保守派，中立，自由派。

[23]SAS帮助和文档；Hosmer，D.W，Jr. & Lemeshow，S.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Second Edition，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2000；Stokes M.E.，Davis，C.S.，Koch，G. G.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Using the SAS System，Second Edition，Cary，NC：SAS Institute Inc. 2000.

[24]2009年11月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对驻中国的境外记者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境外记者的综合问卷调查》，依据外交部新闻司2009年提供的正式注册的驻华境外记者名录，确认有效样本397个，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28份。

[25]李贞：《20世纪90年代台湾在美游说和中美关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第47-48页；郑安光：《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简析台湾当局的国会游说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27-36页。

[26]2011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形象与城市文化创新战略研究基地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展开了“外国人眼中的上海”实证调查，评估外国人对上海城市形象的主观感受与建议，并作为十二·五上海国际传播规划的参考依据。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86份，其中男性占65.4%，女性占34.6%；欧洲裔占51.4%，亚洲裔占33.6%，其它洲裔占15%。

(曹永荣，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052；韩瑞霞，女，通讯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052；徐剑，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200052；刘康，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52；吕杰，男，美国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约翰·奥垂治(John Aldrich)，男，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