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统一战线理沦与实践，就是关于依靠力量和同盟军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一部分。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阶段。另一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阶段。

一、第一阶段

邓小平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建国后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这个阶段中，他出色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某些方面有创造性和开创性的发展，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1927年2月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就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开始了他的统一战线的实践。但为时很短，到1927年6月冯玉祥和蒋介石合流反共，他就离西安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到，任党中央秘书，后任秘书长。

1929年，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的矛盾，掌握了广西省的军政大权。俞作柏，大革命时期的左派，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李明瑞，北伐名将，思想进步。他们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后，自知基础薄弱，力量不足。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广西工作。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代表到广西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先后派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去广西。邓小平同志到广西后，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掌握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军权，由共产党员张云逸担任笫四警备大队队长兼南宁警备司令，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第五警备大队队长，从而把统一战线同兵运紧密结合起来。又通过这种关系，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农会、工会、妇女会、学生会，并改造旧政权，撤换一些反动县长，从而把统一战线同群众运动和改造旧政权结合起来。就这样，当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高潮，为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29年8月，汪精卫策动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反蒋倒蒋，派人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参加。对此，我党作了客观冷静的分析，指出俞、李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政治经济薄弱，参加反蒋必然失败。俞、李不听我党劝止，通电反蒋后，蒋介石收买了李明瑞的主力和桂系旧部，不到十天，俞、李反蒋即告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所幸经邓小平同志反复说服和坚持，俞、李同意把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在南宁，保卫后方，以防不测，保存了革命力量。反蒋失败后，第四警备大队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拉到百色，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拉到龙州，并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后红八军大部失败，残部并入红七军。红七军则不断壮大，极盛时达到八千来人，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我党一次成功的统一战线实践，开创了把统一战线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成功范例。李明瑞也经过党的团结教育，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加入了党，并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对革命建立了殊勋。但可惜，1930年10月，中央派代表邓岗到红七军，不顾邓小平同志的反对，强行贯彻立三路线，要红七军去打柳州，打桂林，夺取广州，使红七军遭受很大损失，人员减去大半，后进入江西中央红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华北局书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潞线和方政策。

一是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要“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41—42页）对于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和人员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孙楚等，邓小平同志本着掌握中日矛盾团结对敌的原则，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他们的反共摩擦和进攻，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利用矛盾，择其最反动者坚决打击之，能中立者则中立之，不斗则己，斗则必胜。然后适可而止。

二是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原则。他指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曰寇、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他全面沦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内容，党对政权的指导和临督、党团的运用等问题，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他特别深刻地批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对共产党的恶劣影响。他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派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便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其所造成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误解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误解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崇尚简单的举手表决，回避复杂的民主政治斗争。“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而“‘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在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策略。他提出：“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在《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的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地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不仅是新区统战工作，而且应当是一切统战工作的基本策略。他还指出：“你们到贵阳后，还应物色二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不积极反对我们和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有些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烦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这样做”。“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

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他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针对党内关门主义思想，作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讲清了不少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主要是：

（1）“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有些同志把胜利看作只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2）“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敌人。”

（3）“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

（4）要从整个社会存在着不同阶层的复杂情况来看统一战线的作用。“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5）“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6）“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到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

（7）共产党员怎样体现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决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第三，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

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和八大以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监督的重大意义，包括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他指出：“在贯彻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二、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1979年6月15日在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宣言书和基本纲领。

统一战线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新在哪里？根据邓小平同志《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这个宣言书和基本纲领及有关的论述，主要是：

（1）“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了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停止执行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3）“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大陆范围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联盟，二是同港澳台同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基础的联盟，三是同几千万在海外的爱国同胞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基础的联盟。

（4）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5）“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6）“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7）公有制占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逐步发展。

（8）以“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港澳台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9）几千万在海外的爱国同胞，心向祖国，在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华民族振兴方面，日益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上述种种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由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转变为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内部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差异，其中又大量属于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和不同意见，这是一种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相得益彰的建设性的矛盾和差异；统一战线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而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问也有统一战线。”这就是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实质。至于统一战线的名称，邓小平同志1979年6月还沿用“革命统一战线”；同年9月在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提出改称“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以体现扩大团结面和利于祖国统一；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去掉“革命的”三字，改称为“爱国统一战线”。总之，我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爱国统一战线。

三、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几个重要方面和领域

（1）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各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他说：“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同时高度评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及所联系的人们的科学文化优势，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同志更高度评价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为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提出“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于1989年12月30日下发执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同样极其重视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问题，他指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忱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最早是从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讲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他还强调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邓小平同志还十分重视列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示：“知识分子问题，统战部应注意。知识分子的安排、待遇，包括政治的、生活的，别的单位不能从总的方面去考虑。现在发现知识分子外流，程度很严重。……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讲按劳分配，他们没有按劳所得，待遇不合理。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学位职称评定等。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综合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全貌。解决问题是整个国家的事，党中央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3）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就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他还尖锐地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4）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民族问题很重要。中国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同时，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所以，“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早在1950年《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邓小平同志就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深刻的、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会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但是，经过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正是从民族隔阂很深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必须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不能盲动，不能由外部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渭阶级斗争，不能由外部的力量去搞什么改革；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准一个出乱子。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所有这些论述，其精神至今仍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更提出了一整套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是：

①各兄弟民族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②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③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1980年同班禅谈话）

④眼于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华建设中起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同志还在祝贺广两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⑤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地区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特别是沿海先发展起来了，就要求他们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⑥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伟背，最近一些年，世界伊斯兰教中搞宗教狂热很厉害。（同班禅的谈话）

⑦阳平统一，“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在香港顺利实施。这将为1999年澳门回归铺平道路，并对台湾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台湾同胞逐步看清“一国两制”是统一祖国的必由之路。对于“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指出：“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他还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要坚持两个不变，不是一个不变。”“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是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减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⑧团结几千万在海外的爱国同胞，是中国的独特机遇。

邓小平同志1993年1月在上海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1993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载199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他还曾经指出：“旅居在国外的侨胞也有爱国的问题。他们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尽管还穷，但他们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人家看待他们也不同了。过去确实是受歧视，低人一等。这是他们的切身感受，觉得这个祖国可爱。”在振兴中华民族的问题上，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点，因而也就成为同他们团结的基础。

四、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和实质

王兆国同志在第三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议的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核心和实质有三个基本方面，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大团结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很列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统战理论和实践的精髓。邓小平同志一生处理各种统一战线问题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不顾“左”倾路线的反对，坚持团结李明瑞，并培养和吸收他入党。他对统一战线中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际结合起来，给以说明和解决。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毅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根据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范围和方针、政策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和规定，实现了统一战线从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到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转变，由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到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联盟的根本转变。这需要多么实事求是的战略眼光和革命胆识啊！

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争取和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是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实质。他指出，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统一战线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提出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使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空前广泛、空前扩大的大联合大团结，包括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大陆范围内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大联合大团结；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同港澳台同胞的大联合大团结；以振兴整个中华民族为基础的同海外爱国同胞的大联合大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他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实行互相临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重视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问题，并指出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形式，需要对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同时，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自我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其要开展建设性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

总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要重在团结，重在建设，重在民主。三者不可缺一。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