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历史进程。它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国际体系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加入一系列国际机制。本文将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历史互动出发，探讨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特点和内外部动力。
一、国际机制是国家力量互动的产物
所谓国际机制，西方学术界的定义是“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1]它的初始概念可以追溯大基欧汉定义的国际制度。其内涵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间组织；二是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的规则；三是国际惯例(convention)。[2]基欧汉定义的国际制度实际上就是所谓“明示的”国际机制，而国际惯例则是所谓“默示的”国际机制。基欧汉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区分开来。国际组织依托于一定的国际机制而存在并服务于该机制，是国际机制运作的产物，或者说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安排的结果，是国际机制的载体和表达，就像婚姻制度要通过家庭组织来反映、主权制度要通过主权国家来表达的道理一样。因此，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的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国际机制与国际体系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国际体系则决定着国际机制的性质和功能。国际体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国际体系放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互动能力、进程和结构三个解释源，结合国家的演变，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前国际体系、古代和古典世界的多重国际体系、全球性国际体系以及后现代国际体系等阶段。布赞揭示的基本观点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强，推动世界历史的结构和进程不断演进，亦即国际体系的不断演进。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概念实际上也涵盖了英国学派所定义的国际社会概念的内涵。[3]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4]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5]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国际体系的更高级阶段。
从以上两个对体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是国家互动的结果，国家之间由于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只要规律性或经常性的行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存在可以解释它的某种原则、规范或规则。”[6]这是所谓的广义上的国际机制的定义，我们虽然不认为所有这些原则、规范或规则都是国际机制，但是国际机制无疑包含于其中。换言之，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机制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体系是整体，机制是许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些。”[7]基欧汉将国际机制视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内的政治、经济谈判之间的中间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他并且认为，国际体系与国际机制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对国际机制的性质(与该体系相关的、或多或少不那么严格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规则和程序)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国际机制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体系内发生的政治谈判和日常决策。”[8]这一见解与克拉斯纳的观点颇为相似。克拉斯纳将国际机制视为干预变量，认为最根本因素仍然是存在于国际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9]也就是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
概言之，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的内涵基本相似，而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又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历史互动
根据上述概念演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相当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互动过程。而真实历史过程远比理论推演复杂艰难得多。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似乎有着深重的原罪。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伴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条约给中国人留下的是屈辱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善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但是国际联盟的调查报告却偏袒日本，裁定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随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为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但是，由于在台湾地区居于一隅的“中华民国”政权长期占据这个席位，在中国大陆代表国家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获得其应有的合法资格。中国与联合国体系长期隔离，使国际机制与中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⑩和旧中国外交一刀两断，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对以前签订的对外条约进行审查处理，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一边倒”意味着中国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和各种国际机制。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陷入到对抗的关系中，从此中国被隔离于西方主导的各种国际制度之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几乎被排斥于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对既有的国际制度，中国基本上奉行了不参与的政策。中国不仅不参与西方的各种国际制度，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多边制度，中国基本也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中国是华沙条约组织的观察员，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中国并没有过度涉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奉行了既反苏、又反美的反帝反修战略，这样中国就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国际政府组织划清了界限。[11]
在80年代之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国际组织同样奉行了不参与政策。虽然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努力与第三世界保持团结，将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从组织行为上来看，中国既没有参加77国集团，也没有参加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内部，中国也拒绝参加24国集团，这个集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1971年成立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在这两个组织内协调关于金融事务立场的机制。中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鲜有介入。中国还是唯一的不接受双边或多边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珍视历经磨难而最终获得的独立和主权，既不依赖于美苏两个集团，也不受第三世界各种国际组织的拘束。
中国早期的国际机制行为呈现理想主义色彩，实际行动上却对参与国际机制持冷淡态度。[12]中国往往支持各种符合人类利益的国际规范，但是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参与这些国际机制。台湾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加入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在所谓“中国民国”拥有席位的国际组织中，中国都拒绝加入。
综上所述，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外的国家，我们探讨当今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就会发现中国国际机制行为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如何逐步地融入到多边国际机制中以及中国是否遵守已经加入的国际机制的规则。下面我们将就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作一分析，[13]并解释这种国际机制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动力。
三、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家身份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14]随着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中国签订大量国际条约和加入众多国际组织。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规则的创制。
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或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其一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数量来衡量，包括中国融入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数量，融入机制数量占该问题领域国际机制总数量的百分比是多少等等。其二从中国融入的质量来衡量，就是中国融入国际机制后如何遵守机制的规则和规范。这体现出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实质性进程。
从数量上来衡量，从1966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了50个，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58个迅速增加到1275个。[15]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水平已经达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0％。[16]在军控领域，中国在1970年只参加了不到该领域20％的、适合中国参加的军控机制，这一比例到1996年已经达到85％到90％。
衡量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条约规范的明确程度、得到一致承认的程度等。[17]中国往往喜欢参加那些条约规范比较明确清晰的国际机制，这些国际机制对权利、义务和程序都有清楚的描述，中国可以很好地把握这些机制带来的影响。中国还积极参加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多边国际机制，加入这种机制对改善中国形象具有正面作用。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目前对国际制度的参与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他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就意味着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密切，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就大。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率较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率开始超过其发展水平的要求。[18]
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进程来看，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加入国际机制的一个转折点。1971年之前，中国只是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到了1977年中国已经加入了21个国际组织，中国加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58个增加到了71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又迎来了加入国际机制的第二个高速时期。从1977到1989年，中国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21个增加到了37个。在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参加了联合国框架下所有的、低政治领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目，也从71个猛增到677个，增长了将近10倍。中国积极寻求加入各种学术的、技术的和专业的非政府组织。这种探索性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技术。这刺激了中国加入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的行为。[19]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加入国际机制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突出表现在中国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于2001年12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根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截止到2004年12月，中国一共签署了267个多边国际条约，其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签署、接受或批准的就有124个，这些多边国际条约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人权、安全、科教文体卫、海关、航空等等，基本涵盖了各个问题领域。[20]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从局外者、观察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创建多边国际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逐步利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来实现国家利益。
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溢出效应”。[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寻求参加各种经济、贸易的国际制度，也在一定压力下参与军控、防扩散、环境、人权等国际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国际制度认识发生深刻的转变。
参加国际制度并不意味这个国家必然成为“现状维持国”，更重要的是它要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规范和国际制度的目标。中国非常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西方社会滥用国际机制干涉各国内政。加入多边国际机制则意味着国家主权受到某些限制。中国在遵守国际机制的规范和维护国家主权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成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个特点可以从自由贸易机制、不扩散和军控机制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等三个领域得到证明。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逐步地接近和支持世界贸易机制的规范，直至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尽管接受国际贸易规则还遇到国内阻力，但是中国始终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行事。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从1992年的40％多降低到2005年的9.9％，提前兑现中国入世时承诺的10％以下水平。中国在2001年到200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4年里修改了2000多项法律法规，并废除了800多项法规。[22]中国切实履行自己入世时的承诺，认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3]到2006年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时，中国全部或者超额完成了当时入世时的各种承诺。中国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保护自己，但是这种行为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并无本质不同，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正当权利。
从中国对不扩散和军控机制的遵守来看。中国政府对自己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机制认真履约，连美国政府都承认中国的行为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4]以中国签署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为例，中国1996年9月签署了这个条约之后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核试验行为，建立了CTBT国家履约筹备机构，负责全国的履约筹备工作，包括台站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国承担了12个国际监测系统台站的建设，包括6个地震台站、3个放射性核素台站、2个次声台站和1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以及国家数据中心。中国已经将条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联合国条约组织筹委会的工作，推动这个条约早日在国际上生效。[25]
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地参加了许多不扩散机制，还切实在国内建立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中国政府已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及相应的管制清单，建立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各类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出口控制体制。[26]这一体制采用了出口经营登记制度、许可证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制度和清单控制方法，采取了严格的审批原则和全面控制原则，对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在防扩散出口管制的机构建设方面，相关政府部门间已建立了明确的分工和协调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发布相关条例和清单，对相关企业进行宣传教育，提过自律意识，同时还建立起面向全社会的申请、审批、发证和海关监管验证放行体系。中国有关部门制定了“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为相关出口管制清单涉及的商品制定了海关HS编码，以提高政府出口监管能力。此外，中国政府对防扩散违法案件进行认真调查，对违法行为给予严厉处罚。[27]
从中国对人权机制的遵守来看。目前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人权标准存在着很大分歧。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机制《世界人权宣言》，将个人的政治权利和选举权与集体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两个方面，美国常常以政治权利和选举权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中国则以集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来反击。在国际人权委员会中的较量中，中国往往击败美国。[28]中国对人权机制的履约也是积极的，对于要求定期提交报告的人权条约中国都能认真提交有关报告，并接受审议。中国参加的人权条约中有5项规定缔约国须定期提交履约报告，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迄今，中国已经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了首次报告；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至少提交了5次报告并均已接受审议；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至少提交了4次报告，已接受3次审议；就《禁止酷刑公约》至少提交了3次报告，均已接受审议；就《儿童权利公约》至少提交了2次报告，已接受1次审议。[29]中国还不断地修改国内的法律，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内容。中国还在司法和立法领域进行改革，以缩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差距，为全国人大批准这个公约创造条件。
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质量来看，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国际机制的规则和规范，接受和饯行国际规范，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建设力量。在联合国成员国会费问题上，中国承担的会费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逐年递增，在2006年12月的联合国的大会上，中国同意自己承担联合国会费的份额从2.05％上升至2.67％。[30]而在1979年，中国却寻求降低它的会费，要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0.79％)。[31]以上各种事实表明，中国正在从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抱着敌对态度的国家向“现状性的国家”转变。[32]
中国具有多重国家身份：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这些复杂身份使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产生某种不确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也塑造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行为。[33]从融入国际机制的数量和质量来看，中国国际机制行为的大方向是融入国际体系，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入，中国国际机制行为将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中国将更好地把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四、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内外动力
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进程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驱动。其内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确立和巩固国家主权的动力，另一个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努力争取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台湾保留着“中华民国”称号的国民党政府仍拥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当时由于美国的顽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的主要动力就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和约束台湾的国际活动。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其后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中国在主权国家体系中的身份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34]
在主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之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国内动力就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融入国际机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动力：学习的动力、获利的动力、开放的动力。所谓学习动力，就是引进国际规范的动力。由于国际机制包含着规范和实践程序，为中国提供学习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的实践机会，加快中国融入国际机制或者国际制度的进程。中国加入某一国际机制后，往往要调整国内的规章制度来和国际规则保持一致，这就是通过与国际接轨来推动国内改革的“倒逼机制”。
融入国际机制为中国带来现实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改善国家形象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既为中国引进投资和技术，又为中国的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促进中国改革的持续进行。“通过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获得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35]中国融入国际经济机制也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最初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贸易领域，逐渐地扩大到人权、环境、军控、反扩散等各个领域。中国融入国际机制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融入国际机制来实现向世界的开放。中国改革的深入就是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两者相得益彰。在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入各种国际机制，以此作为国内改革的推动力之一。这一点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得到证明。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36]中国从谨慎加入国际经济机制到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到更为主动地创建多边国际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中国越来越重视和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国际机制。
维护主权和改革开放的两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从一个被排斥于国际体系外的“革命性国家”逐渐地转变为国际体系内的“现状性国家”。这两大动力充分体现中国对国家目标的追求：一是促进国家利益；二是促进全球改革。[37]具体地说，中国的国家利益目标大致包括：保护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台湾问题解决、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和保障发展利益。其中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主观因素。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则是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重要环境因素。[38]促进全球变革是指中国促使国际机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还受到中国战略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在融入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尽力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尽量减少国际机制对中国的羁绊。
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外部动力主要有两点：首先，全球化是最大的外部动因。全球化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包括各种全球性问题。全球化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和负面后果是任何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必须通过基于国际机制的全球治理加以解决。“各种规则、规范和机构构成的国际机制，管理着世界政治舞台上数目令人吃惊的问题”。[39]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与各国找到共同的解决路径。全球化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外部动力。当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之后，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的动力。其次，国际体系对中国形成的外部压力。国际体系压力主要指国际体系内国家之间的互动对国家融入国际机制的影响。当今国际体系之内，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外交的互动也是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一个外部动力。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加速融入各种国际机制，这种互动受到中美双方战略意图的影响，是中美博弈的共赢产物。
除了内外两个动力是促使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长期因素，中国加入某一个国际机制还会受到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40]国际规范的一致程度、国际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等，都是中国加入国际机制时考虑的技术性因素。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融入到全球化和国际体系中去，促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中国的融入也改变着世界。在这种变化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41]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过程，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关系改变的历史轨迹。迄今为止，中国加入到了大多数的国际机制中去，逐步进入到国际体系的核心部位，在某些方面也触及到了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观的不同，比如中国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问题上体现出的人权价值观的不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中国与美国等体系主导国在价值理念和世界观的不同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处理上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当然，在这一相互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接受着国际规范，不断改变自己，同时，中国也不断改变着世界。尤其是在当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经济改革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协调进行的全面改革阶段。以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量，中国自身的改革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辐射和影响。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融入世界的中国已经把自己对国际体系的观点作出了概述：“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42]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推动着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深刻变化。
注释：
[1]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 186.
[2]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3]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0页。
[6]Stephan Haggar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 493.
[7]Ernst B. Haas, “Words Can Hurt You; 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211.
[8][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9]See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Regime and the limits of Realism: Regimes as Autonomous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10]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1]Samuel S.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405～407.
[12]同(11)pp. 407～411.
[13]本节的分析集中在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对于中国在多边国际机制内的行为，比如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谈判行为等，则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
[14]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15]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Jul.-Sep. 2002, Vol. 8, Issue 3, pp. 343～364.
[16][17]Samuel S. Kim,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in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London: New York, NY: Rouledge, 2004. p. 42.
[18]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13.
[19]Samuel S.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405～407.
[20]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截至2004年12月)，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tfsckzlk/zgcjddbty/t70814.htm.
[21]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48～53页。
[22]“入世4年中国交卷：完成大部分承诺进入后过渡期”，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5-12/11/content_3905785.htm.
[23]“美媒：中国履行WTO义务的表现得了较高分数”，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5/content_3878055.htm.
[24]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18.
[25]“中国代表团团长张义山大使在第四次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上的发言”，2005年9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sfyywj/t213603.htm.
[26]“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法规(1980年——2004年)”，2004年5月26日，http：//www.fmprc.gov. cn/chn/wjb/zzjg/jks/fksfl/t119288.htm.
[27]“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及相关出口控制机制”，2004年5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 zzjg/jks/jkslc/fkswt/fkskzjz/t118826.htm.
[28]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23.
[29]“中国履约情况”，2004年6月11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wjzdtyflgz/zgygjrqf/t129646.htm.
[30]“中国承付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增加”，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4/content_5525945. htm.
[31]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25-26.
[32]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33]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Jul.-Sep. 2002, Vol. 8, Issue 3, pp. 343～364.
[34]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35]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16.
[36]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37]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Jul.-Sep. 2002, Vol. 8, Issue 3, pp. 343～364.
[38]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20～29.
[39][美]约瑟夫·奈等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0]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257页。
[4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4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