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青年毛泽东有过四个“救国梦”，分别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救国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救国梦”、空想社会主义的“救国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梦”。这四个“救国梦”是青年毛泽东对旧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逐步深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代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救国梦具有启迪意义。
关 键 词：青年毛泽东 思想理想 “救国梦”
作者简介：周学琴（1988—），女，江西抚州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梦想是一切所谓奇迹的精神起点。新中国这片全新的蓝天就是由毛泽东等无数共产党人编织的“救国梦”支撑起来的。青年毛泽东的“救国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初步构想、重新构想、再次构想、最终形成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四个不同的“救国梦”。
20世纪初，在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造成民不聊生的客观实际使毛泽东萌发了救国的梦想。当时毛泽东看过的一些爱国尚义的书籍，如，《水浒传》、《精忠传》、《隋唐嘉话》、《日知录》、《盛世危言》等，对毛泽东的救国救民远大志向的树立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少年毛泽东在他与同学谈论痛恨当时官员劣绅镇压长沙饥民一事时，有个同学说“支持暴民犯上作乱，就是造反！”毛泽东笑了笑，说，“你说得对！我毛泽东就是要站在反叛者一边”。[1]这时少年毛泽东虽然萌发了反叛救国的情绪，但还不知“救国”蓝图从何着笔，更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救国梦，但他笃信“学习—实践—反思”会给他满意的答案。只是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救国梦”才逐渐清晰起来。
一、资产主义改良主义的“救国梦”
1910秋毛泽东进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后，该学堂的“新法教育”使他眼界大开。列强觊觎并侵略地大物博的中国而清王朝却腐朽没落，列强和封建地主军阀的双重压迫让中国百姓没有活路的事实更让毛泽东救国救民心切。何以救国？首先闯入毛泽东视野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这年毛泽东阅读到1907年已经停刊的改良杂志《新民丛报》①，对其中的新内容新文体，颇感新鲜，心驰神往于“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的思想，“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2]113他在《新民丛报》第4号《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处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3]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他 “救国梦”的第一次构想，就是通过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达到大同世界。然而，这个“救国梦”并不具备实践效能，且它在毛泽东心中驻足的时间也不长。
此时虽然毛泽东服膺康梁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他头上还拖着象征封建君主专制的辫子。
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救国梦”
1911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开始进入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之中。这年4月，毛泽东读到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②，从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失败的状况和同盟会纲领的具体内容，满怀激情地写文张贴在东山高等小学校墙上以明志，文中首次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成立新政府。立即从日本召回孙中山，让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虽然此时毛泽东分不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主张不同。[1]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的决心，也不妨碍他从君主立宪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在毛泽东构想的第二个“救国梦”里，第一次添加了反对封建帝制的因素，开始设想“救国梦”的实现道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1911年5月针对清政府“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湖南各界人士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长沙各学堂先后罢课，毛泽东等激进学生积极主张革命，剪辫子以表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武昌起义后，在听了一位湖北革命军代表的演讲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然而，好景不长，辛亥革命很快失败，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于是退出湖南新军继续求学。他回忆说“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4]470虽然当时头脑中没有明确阶级概念的毛泽东，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也无从作答，可是在湖南新军兵营里这半年里，绰号“报癖”的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几个字眼，还从各处收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并读了江亢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书籍。江亢虎宣传的以温和的、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来实现平等富裕民主的社会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当时中国传统思想还很浓重的毛泽东的青睐。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救国梦”
毛泽东“救国梦”的第三次构想尝试被“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激发了起来。此时的毛泽东像所有激进民主主义者③一样并没有跳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藩篱。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作为西方的道理之一此时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在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未广泛传播，故当时中国大多数先进分子探寻的是当时盛极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回忆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5]469毛泽东曾说实现社会主义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而他赞同后者“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的方式。“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6]这种思想表现在毛泽东于1919年7月至8月发表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之中，该文呼吁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以革命手段推翻阶级统治的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建立新民学会、创办工读新村、实行“湖南自治”等这些掺杂着自由主义色彩和改良主义倾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之中。1918年4月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建立的新民学会规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虽然学会的目的是实现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但错把“改良主义”当做其实现途径了。会章中洋溢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别（立宪派）的“新民”思想。主张通过改善人的道德品行，提高思想觉悟，打造“好人政府”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再造。
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了《城市的新生活》一文，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下很快组建了“北京工读互助团”④。毛泽东在赞赏之余详细地拟出一个建立工读新村的计划⑤，似乎想把1918年6月因事搁浅的在岳麓山一带建立工读新村的计划重新拾起，并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1920年3月毛泽东与陈独秀、张国焘、王光祈等共同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月还致信周士钊说想在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无奈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践过。工读互助团仅在大半年内就全部被取缔或夭折了。
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清晰的。但他对革命的方式的认识还不到位，对中国的国情的分析还不正确，对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还在探索。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还短暂幻想过通过发动和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并在9月6日和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踌躇满志提出“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希望以“民主改革的方式” 建立湖南的“理想”的政府，进而“改造整个中国”。事后遭到赵恒惕追查。工读互助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这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失败打碎了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救国梦”。
四、“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救国梦”
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来京，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时毛泽东“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7]21-22 但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有过短暂反复的，1920年8月初回长沙，创办文化书社⑥，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同时领导和发动“湖南自治运动”。直到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之后，毛泽东被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性、自觉的实践性、彻底的科学性深深折服了。毛泽东才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从此矢志不渝地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运动而奋斗终身。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8]毛泽东号召新民学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1920年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2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1日至2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⑦上的发言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列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表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决心，“共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9]1921年6月29日下午奔向上海参加一大。
此时毛泽东的言行准确无误地表明了他正构想着他的第四个“救国梦”，即新民主主义的“救国梦”。毛泽东经过探索与比较，终于找到让“救国梦”梦想成真的正确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接受的总是能在实践中检验为真理的“主义”，能在实践检验为真理的“主义”才能被革命者所真正接受。于是这就不难解释毛泽东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前享受了一顿思想杂烩的“盛宴”的原因和毛泽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还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因。毛泽东的四次“救国梦”正是他理论认识的由浅入深和实践检验的由伪及真的过程中形成的，遵循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注释：
①《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②《民立报》善于“用事实说话”，让受众自身形成强烈的感受、对事件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民立报》对促成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辛亥后，主要负责人的投入政治，思想上的一度对袁妥协以及袁世凯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展和过于强大，都是导致《民立报》最终走向停刊的重要因素。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
③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指新文化运动初期，虽然对辛亥革命的成就很不满意，但在反动势力的攻击面前，仍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以坚定的态度为辛亥革命作勇敢辩护的知识分子。
④ 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该团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⑤半工半读的新村计划。新村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它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进行“共产村”试验，实现“理想的社会——新村”。
始于法国和日本。法国无政府党人亨利·孚岱于1903年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日本武者小路笃实于1910年在《白桦》杂志上开始宣传新村主义。新村主义对中国影响较大。它所幻想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吸引了五四时代的爱国青年。毛泽东、张昆弟等1918年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计议建设新村。其实，这一思潮只不过是一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⑥是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
⑦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举行，热烈讨论了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 井冈山 遵义 延安 香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2] （美）斯诺.《西行漫记》[M].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第113页
[3] 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
[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
[6]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7]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21—22页
[8]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M]第2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5页
[9]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