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总结上半年展望下半年，是经济工作的惯例。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后，各界展开广泛讨论，很多人在猜测，中央把握的经济增长底线到底是七点几。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意义不大，据此作出下半年应该出台什么政策的猜测，更与算命无异。不仅不会猜对，而且有可能误导市场，误导地方政府，影响改革推进和经济发展。

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复杂系统运行的结果，不是仅GDP一个指标就能反映全面的，更不是精密仪器，不是靠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数据可以判断的。首先，中央确定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一个区间。这是根据以往发展经验、衔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确定的努力方向。超过目标自然好，但即使差一点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定会怎样。况且，经济运行还包括就业、物价、房价、财政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等重要指标，这些指标的不同组合也会产能不同的结果，判断经济走势岂能仅看GDP一个指标？

其次，不同国家情况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中国经济增长7.6%就有人说低了，而同处类似阶段的金砖国家却远低于此，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经济增速都不到2%，印度也只有5.5%左右，更不用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了。其他经济指标也有类似的特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负担率是警戒线，以及一些常被引用的说法，如银行坏账率应控制在1%-2%，房价收入比应在3-6倍之间等说法，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意义相差却很大。可见，我们有些人是对GDP增速给予的关注有些过度了。

再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尚无定论。国际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就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到底从多少降到了多少，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之间应控制在多大范围内等问题，远没有也不大可能形成权威结论，比较流行的说法7%-8%也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围，其准确性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错去验证的。由此，繁复讨论政策出台的底线到底是七点几实在没什么意义。

当然，这也并不是不可知论。经济运行的确有其内在规律性，没有一定的增速就没有就业，就业低迷可能影响收入和消费，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的办法解决。但是这些规律并不体现在一个具体数据上，而是体现在变化趋势上，体现在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匹配上。就改革成本的底线而言，当前可以肯定的是，在到达临界点之前，经济增速越低越接近底线，物价涨幅和失业率越高越接近底线。

与其做算命先生，不如分析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是改革追求的收益。进入改革攻坚期，延续多年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推进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部分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结构性失业增加，经济增速回落等都是改革的成本。理论上，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就是值得的，就应该坚定不移。

当前之所以很多人认为下半年应该出台传统的刺激政策，就是因为改革的收益不好定量衡量、短期内不明显，而GDP、企业利润率等指标却能短期内定量化表现出来。但要知道，这其中有些成本是必须承担的：如果无论生产什么、质量如何都能顺畅进入市场，产能过剩的企业怎么会进行技术创新？不捅破房地产泡沫，大量房地产领域的资金又怎么能进入实体经济？治理财政跑冒滴漏，一定时间内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等消费，但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扩大消费的方向。有人总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成本上盘算，却忽略了以小成本换大收益、短期成本换长期收益、现实成本换潜在收益的策略。企业没有经营压力哪有转型动力，不转型升级哪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明天？前段时间银行间拆借利率提高，流动性短缺看似影响了金融市场发展，增加了成本，但如果任凭以不规范的理财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发展，将来对经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7.6%的增速、产能利用率却只有78.6%，另一种是7.5%的增速、产能利用率超过85%，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后者优于前者，都不会为了0.1个百分点的增速而要求出台刺激政策。

因为经济指标的一点变化就急着出台刺激政策，其负面影响可能会成倍地放大。姑且不说统计误差等技术因素，仅就体制而言，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以GDP论英雄的问题。只要政策稍有调整，哪怕是态度的微妙变化，在政府换届效应和各地方的攀比心理作用下，刺激政策都会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曲解。比如出台刺激投资的政策，将会继续强化政府主导投资的理念，沿袭过去粗放式的投资至上的增长思路。地方政府正攒足劲上项目呢，中央政策稍一转向刚好提供了由头，过剩产能项目、高污染高消耗项目就很可能一拥而上，而且往往都带着冠冕堂皇的头衔，真假难辨。原本经营困难的企业再度迎来好日子的同时，却送走了创新升级的机会，甚至改革大计都将被再次推延。

当然，不出台政策，不意味着政府不作为。关键是加快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用改革创造收益，弥补成本，代替刺激，赢得支持。一是已经实施的改革要加快见效。转变政府职能、下放审批权限等措施，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应明确各级政府配套改革的时间表，使其效果立竿见影地体现在企业发展成本降低和活力增强上，日有所进地体现在民生改善上，用改革的收益弥补改革的成本。只要如此，改革效果就能替代刺激政策收益，改革就能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

二是各项改革要接力推出。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看准的要全速推进，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要加快试点。使改革动作一项连着一项，一环扣着一环，一波接着一波，用改革效果改变经济增速下滑催生的刺激政策预期。比如，从企业角度看，简政放权激发了创业企业活力、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还应进一步加快改革金融体制，方便企业融资，增强创业和经营的能力；维护市场秩序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创新升级动力；改革税费体制，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只有这一系列改革都推出都减小了，企业才更具活力。

三是改革要直面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矛盾。矛盾越是突出越应该集中力量抓紧解决，越解决突出矛盾越能赢得改革收益和支持。比如房价过高、分配差距过大等就是当前涉及面宽、解决难度大的关键矛盾。针对这些矛盾，应尽快研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规范政府涉及房地产的税费制度，推出不动产登记制度等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期制度框架。规范国有企业薪酬标准，尽可能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格局，加快建设个人诚信数据库基础上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选择性征收的消费税，加快推出房地产税等财产税改革，从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角度调节居民财富差距。此外，应该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办教育、办医疗，使进城农民工在户籍、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改革这些涉及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领域难度固然很大，一旦成功了收益也同样很大。

综上，只要社会和谐稳定，全国上下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凝神聚力推改革，经济增速再低点相信也不会出问题，而且，改革升级的任务一定能加速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稳定才是改革推进的成本底线，而不是什么六点几、七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