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持续一年半的经济衰退之后，近日欧洲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欧盟统计局8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欧盟27国和欧元区17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均环比增长0.3%，好于市场普遍预期。

转好的经济统计数据是否足以表明欧洲经济开始向好?欧洲经济形势和债务危机未来将如何发展?《瞭望》新闻周刊邀请了多位国内外专家为读者“把脉”欧洲经济。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

戴维·马什：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

费迪南德·菲希特那：德意志经济研究所“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部门负责人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明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问题专家

米夏埃尔·施罗德：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资产管理教授

卡尔·封·魏茨泽克：德国宏观经济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公共财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著名华裔经济学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文史哲王亚宏吴心韬

实习生陈迪

呈积极趋势但还很不稳定

刘明礼：现在状态的确是在好转，原因主要是欧洲央行政策调整，债务危机得到缓解，使得消费者和投资者更有信心，但是这个力度还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它有一个持续的强劲的增长，还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危机的缓解和美欧启动TTIP谈判也对欧洲稳定信心、拉动出口有一定帮助。我认为未来几年，欧洲经济可能仍会处在很微弱的衰退或者是轻度的增长，但是大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出来的可能性不大。欧洲应对债务危机的经验比较丰富了，尤其是欧洲央行的政策调整能避免它陷入很严重的金融危机。

施罗德：欧元区的情况在好转，第二季度环比实现了增长。德国在短期内肯定还会是欧元区最有力的增长动力，法国也是。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也有望慢慢从深度衰退中走出，但可能还需要好几个季度的时间才能真的实现积极增长。希腊的情况更糟糕一些，虽然现在应该已经度过了最低谷，但也许还需要很长、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摆脱衰退，但希腊的经济总量对欧洲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意大利应该是下一个能够走出衰退的国家，这样的大国将给整体经济形势带来积极影响。总的来说，欧洲的经济现在呈积极趋势，但还很不稳定，并且和从前一样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

丁一凡：欧洲经济已经触底反弹了，这是经济周期的一个结果，在经济结构改革上的调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反弹的过程还不会那么顺利，将来也不会很快就实现大幅度增长。

姚树洁：欧洲和英国的正增长是全面复苏的前兆，但能否持续尚未可下结论。

只能说欧洲和英国开始走出危机的困扰，还需要2到3年才能彻底摆脱危机。就算看今天的情况，英国的制造业产出还只是2007年峰值90%的水平。德国的第二季度高增长也是因为一次性的房地产建设推动，今后有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现在无法下结论。

张茉楠：整体来讲，欧洲经济形势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欧洲经济的信心逐步恢复。但欧洲危机毕竟已经持续三四年了，欧洲债务形成的根源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欧洲经济还属于微弱复苏，今年只能说是不必过于悲观，要比前两年好一些，但从整体上来看它还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弱势或者说是短板。欧洲经济不像新兴经济体或者美国那样有比较大的弹性，有可能陷入到像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那种5～10年之内的增长型衰退。

　风险仍不是“过去时”

刘军红：欧洲“景气低迷”并未整体改观，7月IMF预测2013年欧元区经济下滑0.6%，2014年也仅为0.9%，低于日美。市场认为“景气低迷长期化与政策执行迟缓”，是导致欧元区经济恢复力较弱，甚至并未构建起经济复苏结构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作为支持个人消费的就业形势依旧严峻，6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为12.1%，为1999年实行单一货币以来最恶劣状态。当前出现的失业人数减少，反映的只是新增失业人数减少而已。

今后需要关注的还有政治风险。欧盟委员会7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对欧盟的信赖度为31%，而对各国政府的信赖度仅为25%。如果欧洲内部出现政治混乱，可能会通过长期利率上升，使刚刚见亮的经济走势逆转。因此欧洲风险仍不是“过去时”。

戴维·马什：展望中短期前景，受德国大选、希腊债务重组、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的经济和政治仍存在着三大较为突出的风险。首先，如果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持续性的复苏，那么美联储无疑将缩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或将导致欧元区的美元流动性回撤，给区域内的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其次，德国通胀率出现反弹迹象，这将给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增添不确定性因素，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更是加大了市场的这种担忧，若2014年德国通胀率进一步走高，那么欧洲央行面临的控通胀压力将有所增大，届时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也会面临影响;最后，希腊将在明年进行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届时不仅公共部门持有的希腊债权将进行减值，私营部门也难幸免，金融市场无疑会再次受到冲击。

欧洲央行捍卫欧元区完整的立场以及相关举措，虽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信心，但其副作用也日益彰显，那就是减弱成员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意愿或动力。这使得未来该行将陷入一种决策困境，既不能做得太多，因来自德国的通胀压力将限制其作用，且会滋生成员国的改革惰性，同时也不能做得太少，因金融市场需要稳定。

魏茨泽克：最近欧元区有关工业生产的经济指标出现好转，主要是受到出口的拉动，而这又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迹象。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欧元区经济无法凭借出口走向复苏。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危机国家甚至是法国等对房地产、基础设施的投资几已停滞。

即使在欧债危机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德国也存在诸多隐忧。首先是德国的就业率已经接近饱和，如何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是个难题;其次，德国国内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区经济兴旺，但中部山区和原东德地区人口数量持续萎缩，房产价格下跌，经济并不景气，这些都对德国目前的繁荣景象构成威胁。此外，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德国企业投资意愿不强。

张茉楠：在解决欧债危机方面欧洲还存在很多内部的纷争和博弈。因此我认为欧洲真正走出危机还是相对艰难。一是欧盟内部经济失衡的问题。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方面有非常大的差距。可能这是当前欧洲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在推动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一体化方面阻力还是比较大。三是失业率的问题和实体经济复苏艰难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增长，你就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四是政府削减赤字受到来自民众的阻力，过程仍会非常艰难。

刘明礼：债务还是欧洲的一个长期问题。第一季度欧元区的债务比例是92.2%，去年第四季度是90.6%，还是在上升。从欧洲来看，可能除了德国其他债务国都很难实现财政盈余。最近几年债务比例还是会不断上升，还难以迎来债务下滑的拐点。

施罗德：新兴经济体的危机可能影响我们，这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新兴国家资本流出有可能扩大成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及欧洲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兴经济体对此的敏感程度。从积极的方向看，出逃的资金可能进入欧洲，因而令欧洲的货币走强、金融市场也有积极的发展。从负面影响来看，欧洲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会受到冲击，从而对经济造成下行压力，另外如果金融行业在新兴市场投资较多的话，也会遭受损失，可能会引发银行业的危机，因此面对可以预见到的欧美国家的利息升高，银行业本来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总之，现在还很难给出结论，我们要观察新兴市场的反应。

还有银行的危机，尤其是如果欧洲央行开始加息，银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能否消化得了?德国的情况当然很好，银行业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不少，但欧洲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

　欧洲经济的“时代转换”

　　与中国应对

刘军红：欧洲市场是世界最主要的市场，人均GDP水准远高于新兴国，消费层次较高，一旦恢复，将对世界经济中的需求产生不可低估的正面影响。危机后世界需求萎缩，主要表现为欧洲需求萎缩，世界对欧洲的出口下降，导致世界性的出口不振。欧洲经济向好无疑会有利于世界需求的还原，进而带动出口新增。欧洲的技术、产业、服务业优势还在，甚至表现出创新的一面。如环保、医药、基础设施等技术和资本，大型机械、装备产业、新型农业、航空航天，乃至物流流通、金融服务和文化产业领域，特别是传统欧陆名牌产业，都是不可忽视的合作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后的欧洲经济复苏并不会很快，新的需求也不会是传统需求。即便是新能源领域的需求恢复，也已表现了更多的新趋势，呼唤的是新型的合作方式。不能忽视的是，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产量扩张，欧洲的传统能源、新型能源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发生改变，相关的产业也在变化。正如凯恩斯早年提到的概念，经历了危机后的欧洲经济事实上迎来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转变期。这种“经济时代”的转换，意味着产业、贸易和规则，乃至政策的变更。这种变的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交易方式。这需要新兴国创新合作方式，应对危机后的“时代转换”。

刘明礼：中国入世以后几乎完全融入了实体经济，但是目前如果美欧另搞一套的话中国可能面临“二次入世”，这样的话对中国是一个挑战。美欧TTIP除了关税减免还有很多规则的趋同，谈起来很难，但是一旦谈成形成一个共同的规则的话，中国调整起来成本非常大。比如汽车领域，欧洲按照欧洲标准，如果我们调整起来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要想维持快速增长只能靠结构转型，这个转起来很困难很吃力，但是大势所趋，只能谋求经济转型。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欧洲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开放，但将来如果它实力恢复了，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又会有调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就又出来了。

张茉楠:TTIP表明美欧非常迫切想联合起来抗击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势头。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认识到，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一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逃脱全球经济这种系统性风险。只不过是谁的风险更大，谁的风险更小一点。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一方面是来自美欧这种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结构性的压力，应下决心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

丁一凡：危机以来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增长很快。中国和欧洲应该相互配合，加强合作。欧洲如果再做一些结构改革，放松一点管制，可能会吸收更多的中国投资。欧洲差异性比较大，中国投资者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善于去挖掘各个国家独特的东西，比如华为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意大利米兰的强势在于微波通讯，华为就在那儿设立了一个微波通讯的研发中心，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微波通讯研发中心。中国企业需要有这样的嗅觉和敏感，要有针对性地去侦察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强项在哪，努力利用它的强项，在投资中获得更好的收益。

欧洲经济“药方”

目前，欧洲仍在努力寻找解决债务危机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药方”。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多位专家对此提出了建议。

形成新的竞争力和增长点。刘明礼认为，从债务危机爆发到现在，欧元区在形成竞争力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尤其像欧洲发达国家不能像我们这样搞劳动密集型，它必须得搞创新，出现经济增长点，靠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欧洲经济几乎是没做什么事情。竞争力不行，形不成增长的话就拉不动就业，失业问题不解决的话政治还是得波动，经济也不会有大的起色。

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和投资。丁一凡指出，欧洲管制太多，遏制了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创业的动力，也造成欧洲人才外流严重。很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在欧洲大陆创业成本太高就转到美国、英国去了，这些实际上是对欧洲大陆不利的。而且，欧洲在放松管制方面有一些改革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去投资。但改革不太容易，因为有意识形态障碍。

加大投资,摆脱单一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魏茨泽克认为，欧元区应当摆脱单一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当前欧元区的主要问题恰恰是陷入了只能靠大量出口盈余拉动经济的困境。”魏茨泽克说。他建议，德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大量的企业及私人结余，以政府名义发行债券后进行投资。德国政府融资后首先应投资国内的基础设施;其次，德国政府还可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德国还可直接去危机国家进行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发展其比较优势，重获增长动力。

审慎的央行货币政策。施罗德认为，西方央行在退出时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要突然加息，否则一定会引发严重问题，不仅仅对于新兴市场，对美国和欧洲自身也是这样，因为一旦长期利率忽然升高，那么银行、保险、养老基金等行业的投资者们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引发严重的问题。欧洲央行在加息之前应该对银行业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进行测试。另外则应该认真观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据，然后慢慢给出结束超低利率的暗示。

菲希特那也认为，目前来看，欧洲央行还不能加息，因为这将对危机国家恢复经济发展造成很大伤害。

解决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丁一凡认为，真正要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要靠制度改革。从单个国家层面上解决不了欧洲的问题。需要从政治上解决制度性的问题，解决联邦制的问题。

张茉楠指出，欧洲经济除了制度性的缺陷之外，同时很大一部分是内部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方面有非常大的差距。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非常重要。

菲希特那指出，现在关键在于，欧洲应继续推动不同部门的改革过程，比如银行业联盟、财政整固等等。另一方面是欧洲不能置危机国家的问题于不顾，让它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想办法一起解决问题，要为危机国家寻找合适的增长模式，改善就业状况等。

本着双赢理念加强与新兴市场合作。张茉楠认为，在同新兴经济体大国的合作上，欧洲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比如针对中国光伏产业。欧洲和中国分别处于光伏产业的上下游。严格对中国光伏产业实行反倾销、制裁，实际上是抬高了欧洲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欧洲还是应该本着双赢的理念，把中国当成一个市场的伙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文史哲实习生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