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5日14点50分，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发生恐怖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60余人受伤。面对“9 11”后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其做法值得思考和借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突发事件的形成，都会表现出某些特有的先兆。事前防范和遏制事态的发生发展，是应急管理的重要部分。波士顿爆炸案的发生并非偶然，美国政府也曾捕捉到危机先兆，但疏漏之间终酿成惨案。

波士顿爆炸案，使得美国情报系统广受批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格雷厄姆将这次袭击与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袭归为同一类别，认为这两次恐怖袭击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在倒退的例子”。外界质疑事件发生前政府的疏忽。2011年，美国有关部门曾将波士顿爆炸案嫌犯塔梅尔兰厈萨纳耶夫列入两份不同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在那之前，俄罗斯当局曾两次主动接触美国安全部门，但美方在调查后认为其“安全”而放松了警惕。2012年8月，塔梅尔兰创建了YouTube账户，发布了几个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的录像。其中一个以“恐怖分子”为标题，另一个讲述了伊斯兰圣战组织战士庆祝击败异教徒的故事。现在来看，很容易从中发现危险的信号。

处置：各方协力合一体

由于突发事件和危机事态起势迅猛、发展迅速、影响面广，要求具有一整套协同社会各界合力应对的机制。一旦危机发生，马上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组织各方开展行动，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态，转危为安。波士顿爆炸案的处置就提供了各方协力进行应急管理的范例。

一是政府领导救助。爆炸案发生后，现场被硝烟所笼罩，欢呼转变为尖叫。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波士顿政府响应迅速、精心组织的应急行动。10分钟后，波士顿警方就向公众发出报告；20分钟后，在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通力协作下，转移了现场全部伤者；1小时后，波士顿警方在其官方Twitter上发布了伤亡数字；2小时后，马萨诸塞州州长和波士顿警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3小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发表讲话；6小时后，联邦调查局宣布全面接管调查工作。而这些，离不开完善的危机处置预案和充分的预先准备。两年前，波士顿举行了一次全市范围内的紧急救援演习，要求警察部门、消防人员、医院和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像真的发生炸弹爆炸那样做出反应。在4月15日这天，这些例行的训练挽救了生命。

二是媒体积极协助。新媒体的发展催生了应急管理的新型模式。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海量的目击图片与视频便陆续出现在了Twitter等社交网络上，这不仅使公众能够迅速便捷地了解事件现场情况，而且也为警方追查凶手提供了多角度的线索。如一位大学生现场拍摄的一张有人在附近屋顶走动的照片，就被认为无意中摄入了犯罪嫌疑人。Google特别推出寻人搜索，允许用户搜索一个人或提供某人的位置信息。美国红十字会网站提供了专门的网站入口，在灾区的人们可以通过登记当前状态，使其亲人通过访问网站查询家人的情况。而传统媒体借助数字技术传播平台推送新闻，发挥其专业新闻生产的优势和专业能力为此带来的公信力，为人们在千头万绪的海量信息中捕捉爆炸案的关键细节、还原事件过程等。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及其网站曾撤下本应播出的动画片，因为其中的暴力内容使人容易联想到爆炸案。

三是公众开展互助。美国公众的自助活动有效降低了波士顿爆炸案产生的余波效应，弥补了政府部门工作的缺位。部分参加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到达终点后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奔向医院，为连环爆炸受伤人员献血。赛场志愿者和一些观众也加入急救队伍，帮助抢救伤员。硝烟散尽之后，有不少波士顿居民专程赶往事发地点为惊恐的参赛者提供帮助。在事发第一时间，《波士顿邮报》即发起了“Ihaveaplacetooffer”（我可以为你提供住所）的签署活动，有近万当地人留下自己的电话、地址和邮箱，为滞留在波士顿的马拉松选手们提供食物、住宿。

启示：未雨绸缪占先机

波士顿爆炸案不久，我国就发生了厦门公交爆炸、新疆恐怖爆炸和北京 T3航站楼爆炸事件。危机并不遥远，急需防患于末然，抢占应急管理的先机。

一是设立应急决策机构。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国家应急决策机构，实质上体现的是国家的战略决策效能和危机应变能力。美国应急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对国内外危机进行处理并向总统提出对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均处于整个美国行政部门复杂决策体系的塔尖。4月20日，奥巴马召开了长达 90分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听取有关波士顿爆炸案及其调查进展的情况汇报，并要求彻查此次恐怖袭击。此次会议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助理、国土安全部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等多名高级官员的参加，有力地协助了总统进行科学决策和资源调配，为危机的控制与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我国目前的应急管理，多是临时性机构处置，领导批示性决策，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时尤显能力不足。可借鉴国外做法，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应急管理决策机构，更好地统一筹划和指导国家应急管理的决策及应对行动。

二是健全媒体调控机制。传媒是一种软力量。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旧媒体的共生交融，媒体越来越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危机发生后，如何引导和调控媒体，使其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成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基本能够发挥其“稳压器”和“协调器”的作用，在政府及其民众之间建立起了必要的信任关系，同时也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但新兴的社交媒体催生了许多虚假消息，出现了“谣言满天飞”的现象，使得美国当局不得不在繁重的救援和调查工作之余，充当“救火队”进行辟谣，降低公众的恐慌情绪。如在爆炸案发生不久，网络上就流传着波士顿警方关闭了移动网络以防止袭击者用手机引爆另一个爆炸物。后经证实，波士顿的无线网络只是由于袭击事件发生后巨大的通话量和其他通讯，而导致服务很慢，时有时无，但从未关闭过。今年我国雅安地震发生后，网络上也同样出现了大量谣言，通过微博等媒体迅速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我国应建立健全媒体调控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对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不法言论、网络谣言等进行严格规制，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应急合作关系。

三是提高公众参与活力。国家应急管理既是战略性的管理，也是社会性的管理，仅靠政府部门单方面的独管模式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和公众的积极因素，形成一种协力共管模式。波士顿爆炸事件中，美国公民的表现值得关注。在新闻中，看不到他们情绪的激动，更没有责难与愤怒，也没有拥挤和踩踏。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国民素养。目前在我国的应急管理中，公众参与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存在着差距。要广泛开展全民安全宣传和培训，加强公众安全文化教育，使其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中赋予的参与危机应对的权利和责任，以增强公众的危机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