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黩武主义而缺失内省精神”的武士道，把日本引向无限扩张的绝境。“赌国运”的冒险精神给日本高层一个解决国内矛盾的简洁方法，只要发动战争就能过得去。“为落花流泪却杀人不眨眼”的物哀性格，使日本民族极其容易被右翼误导。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有意蛊惑日本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就更使日本的战争反省几近夭折。

东方人习惯以12年为人的一年轮，寓意命运的轮回；而以60年为一甲子，寓意一个民族命运的轮回。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第一个甲子期日本再次侵华导致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而明年将迎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个甲子年，中日摩擦的紧张度已不亚于甲午战争之前。人们不禁要问，中日为什么难以走出近代以来战争相克的历史宿命？

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总是以掠食者的模式实现    

日本是亚洲的掠食者，站在亚洲弱肉强食国家生态食物链的顶端。有意思的是，它居然历次工业革命浪潮都依靠掠食模式成功蜕变，从而靠武力来掠夺邻国财富是日本自身进步的必然选择。

日本工业化道路皈依西方列强战争崛起的基本路线。日本成为掠食者的思想衣钵源于英法德工业化的共同轨迹：对外战争崛起，掠夺外部财富以积累资本，并转嫁国内经济危机。明治维新时期率先吞并琉球，实为掠夺财宝为明治维新之用；而后侵犯台湾再从满清政府获取巨额战争赔款；直至吞并朝鲜及发动甲午战争，进一步从腐败的大清王朝拿走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以这些资本为基础实现日本第一次工业化——日本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第二次工业化日本又是以发动“九一八事变”为序幕，以侵占整个中国、东南亚为日本帝国“自存自卫”的基盘。

历史证明日本经济衰退之时就是其扩军备战之际。日本恰恰是由经济危机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的直接原因正是东京大地震后日本经济腾飞戛然而止，很快陷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国内爆发“米骚动”，农民失去大片土地，小作坊主、个体经营者大批被垄断财团吞并，失业人口以前所未有的数字增长，自杀成风、学潮蜂涌，“米骚动”预示着日本国内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即将到来，这时日本军人干政，立刻将革命风暴转向侵华。

事实说明日本的战争崛起都是在其衰退时发生的。日本的近代化蜕变、现代化蜕变都是以侵犯邻国利益为前提，一旦其自身实力撑不起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在其经济走下坡路时，它就油然而生日本灭亡的危机感。为急于改变衰败的命运，走向战争冒险主义，迫不及待地发动对邻国的侵略战争。而关于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总是疏忽大意，包括梁启超、李大钊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未能看清这一规律。“九一八事变”前夕，梁启超、李大钊都表示日本大地震伤了元气，很快就不行了，而中国的产能和繁荣已经超过日本，亚洲必定还是中国来领导。但事实胜于雄辩，近代以来每当中国经济繁荣，就引来日本的贪婪，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大清王朝到国民政府，都是在自鸣得意、向世界炫富之时，被日本打个措手不及，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

对中国的教训而言，日本经济衰退，势必军事走强。日本在衰退中的崛起是依靠战争，侵略邻国，居然每每得手，确实靠抢掠来的财富快速挽救自身发展的没落，这种靠邻国的营养补充自己的掠食者文化已经形成日本崛起文化。

日本右翼企图绑架整个民族，重蹈崛起—扩张—战败的军国主义覆辙    

日本右翼在政治上属于极端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旨在重建昔日给亚太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的“大东亚共荣圈”，是颠覆日本和平发展、亚洲和平发展，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一股强劲的极端势力。

“黩武主义而缺失内省精神”的武士道，把日本引向无限扩张的绝境。在人类发展史上，黩武主义的民族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掀起地区性乃至世界性战争，但基本上因为不能适应和平发展而昙花一现，要么消亡或没落成普通民族，要么回归正途，涅磐重生。唯有日本还没有完成蜕变，既不是消亡没落，也不是改邪归正，仍旧在战后崛起，重新掀起今日亚洲的惊涛骇浪。究其原因，武士道孕育了四五百年的军国主义文化，就是在崛起初期尝到一点成功喜悦之后，就盲目自大地快速转向军事扩张，扩张到底就是战败。所以，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不同的是，在日本扩张历史中从来没有什么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传统。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缺少内省精神导致缺乏战争扩张的自制力，结果从日本眼里的“琉球处分”到“征台”，经“日韩合并”“日清战争”“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一场战争之后接着又是一场更大的战争，战争扩张主义无限膨胀，直到太平洋战争被打败为止。

“赌国运”的冒险精神给日本高层一个解决国内矛盾的简洁方法，只要发动战争就能过得去。武士道孕育出来的军国主义，充斥着“不把一切困难和灾难放在眼里”的野性精神，结果就是不断地“赌国运”。其实，军国本身并非贬义，也非日本专利，乃是汉唐初期的表征，民国时期蒋百里就积极主张恢复中华军国。军国历来指尚武之风盛行和崇尚武力的国家，像今天的美国全民可自由持有枪支，也属于军国传承。不过如今美国只能算是民主制下的黩武主义，搞军事霸权，但远远谈不上军国主义。二战中德国是军国主义，但希特勒不过是把理性的德国卷入短期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世界，今天的德国根本就与军国主义背道而驰。军国主义实是日本几百年使用的专利，国内一有短时过不去的坎，就被国内右翼大呼“日本不行了，必须军人专制”，结果文人统治终结，军人上台，马上就蒙骗人民“只有走战争道路才是日本唯一出路”，日本几百年来都在军事上赌，虽然总是先赌赢，结果赢得越大，输得越惨。

“为落花流泪却杀人不眨眼”的物哀性格，使日本民族极其容易被右翼误导。日本具有冷酷嗜杀、缺仁义的民族性格，这为政阀财阀们“赌国运”提供了全民响应的文化基础。至今日本人还沉静在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的武士道文化衣钵之下。正像90年前林语堂所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托着坚定的下巴，一副要么摧毁世界、要么被世界摧毁的神情。翻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又在金融危机和大地震的历史轮回中再次做出这样的神情，其结果又可能是：全民投身信息革命，遇到点困难，右翼煽动“中国威胁论”，结果就是“日本危机论”，很快民主政府下台，右翼集团篡权，广大日本良民稀里糊涂地被冠以“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的认知。

蒋百里先生一百年前对国人警惕日本的告诫，今天看来仍是有效的。明治七八年兵不满万而言征韩，吞并朝鲜后兵不满五万而言侵华，甲午之后兵不满十万而言驱俄，而今日本海上自卫队兵不满六万更言“制海一千里”。正如百里先生所说，“以明治七八年之情况而言征韩，以二十七年之情况而言拒俄，不几其梦呓乎，而梦呓则居然成事实矣”。

日本战争反省被美国打断，动摇日本与邻国共享和平果实的基础    

今天日本右翼仍在做“大东亚共荣圈”的“复兴梦”，其实质就是以日本为工业本部、台湾为农业基地、朝鲜为雇佣兵基地、中国大陆为资源基地。放在十年前，这一企图不会引起亚洲各国的警惕，但今天形势不一样了，美国把日本放虎归山，未来亚洲的和平宁静恐难持续。

历史上日本有和平发展，但日本的和平发展从来不是主动的。自古以来日本与邻国和平共处都是被大国强制执行的。甚至说日本是不是和平发展，它自己从来就没想过。因为它的世界观不是自主创新，而是追随世界上的最强者。鸦片战争前它认为中国最强大，而中国搞和平发展，它就跟着搞和平发展；鸦片战争后英国最强大，它跟着英国搞殖民战争；一战后德国最强大就跟着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二战以后美国最强大，跟着美国搞日美同盟下的军事霸权。

日本和平精神至今不健全，基本上是战败一次推进一步。日本是战争早熟于和平的典型国家，说到底，它的和平观是在战败中成长起来的，因而缓慢。当日本从愚昧的倭国睁眼看世界时，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兵朝鲜，圣德太子饱尝白村江一战丢盔卸甲之痛，才有全面学习唐朝的大化改新运动，与盛唐形影不离，直到丰臣秀吉夜郎自大梦想迁都中国再战为止，日本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共享900年和平。明朝与日本在朝鲜再战后，日本虽有局部战绩但总体失败，又与东亚各国共享300年和平，直到鸦片战争后崛起于中国之前。二次大战日本军力强大到顶点，军国主义膨胀到极点，终于率先在太平洋战场惨败下来，落得个至今主权都不完整的“非正常国家”。

日本战争反省从被美国打断到几近夭折，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复辟埋下祸根。说句公道话，日本战后不是没有反省之意，甚至可以说还是认真反省了一阵子，却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以一己之利打断，让战犯们荣归政府，重新攫取国家权力，重新用武士道给刚刚有反省意识的日本人民洗脑。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遏制中国，有意蛊惑日本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就更使日本的战争反省几近夭折。所以，今天钓鱼岛争端并非中日任何一方的本愿，甚至不能说民主党野田政权是肇事者，实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挑唆所致。但美国也是在走钢丝，玩不好既赔夫人又折兵。美国也不是最终得利者，最终得利的是日本右翼，他们靠美国挑起中日争端实现军国主义的借尸还魂。中日矛盾陡然爆发，先是民主党执政时的外相前原诚思，这个制造钓鱼岛扣人事件始作俑者，跑到美国主子那里讨方子；美国自鸣得意，纵容日本民主党激进派破坏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分化了中日韩三国；但美国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想到被老谋深算的东京都知事（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石原慎太郎算计，石原本是反美斗士，但看到钓鱼岛危机预示右翼翻牌的机会来了，在右翼大本营的驱使下，主动跑到华盛顿那里拖美国下水，制造“购岛”事件，一下把中日矛盾人为地推上浪尖。不仅野田加彦丢了民主党政权，而且奥巴马也把持不住，日本政治生态迅速右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