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国际关系的实践还是理论中，“国际主义”都并非崭新的事物，然而，国际主义如何实现、为何需要等问题，往往颇费思量，远不如“国家利益”这样被理论家们掌握纯熟的概念。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一个反思乃至于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现实的抓手。

国际关系学科虽偏重应用，但就其学理而言，总避不开对某些根本问题的回答，不同的回答便构成了不同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方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根本问题之一。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曾指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一是“我-它”（I-It）之间的关系，此处的“它”是属物性，换言之，便是将他者物化。布伯以人与树作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哲学家彭国翔进一步将这种关系下的“它”归纳为两种：观察思考的对象与实践适用的对象，换言之，当人面对着树木时，他可以从使用者的角度，将后者当作有用的工具；也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将后者当作客观的体验对象。我们不妨借用此说并加以引申，将“他者”相对于“自我”的关系具体描述为两种，一曰工具化，一曰客体化。在这两种关系中，自我都是绝对的主体，有着活泼的生命力，而他者则是被动的、无意义的。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以“我-它”关系为预设前提。例如，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坚持“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国家如弹珠一般被抛撒在世界上，彼此之间只有权力的碰撞、利益的交织，处于机械的因果联系之中。对于“自我”而言，他者只是自己可以利用的工具，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作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资源，有利则合，无利则分。又如，在新保守主义视野之下，“自我”意识有赖于一个异质的甚至敌对性的“他者”，国家的认同建立在对他者身份的构建及随之而来的斗争之上。我们可以将此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自身存在的过程；也可以追溯至施密特的著名论断：政治的本质是区分敌友。于是，其他国家成为了反映和彰显自身主体性的客体，本国的价值与自我意识经由与他国的互动而实现。

他者的物化不仅存在于理论中，也反映在实践层面——他国或者是工具，或者是客体，常常则兼而有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主义就无法产生，相反，国际主义行为还屡见不鲜，只不过这看似以“利他”为动机的行为仍时常围绕着“我-它”关系而展开。一方面，国际主义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他国的援助以利益为准绳，通过成本-收益的分析，确定援助的对象和方式，凡能在经济、政治或者军事等方面有所回报的，便不吝施以援手，或是经济支持，或是军事干预，或是追求具体目标的短期行为，或是“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战略部署，甚至可以是精明的、似乎不求回报的“感情投资”；若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无法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则会选择不闻不顾。另一方面，国际主义是国家树立主体意识的途径，通过高高在上的援助而达致自我实现。这就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表述的那样，“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已能在物质上无比富足，却有着沦为庸庸碌碌之“末人”的危险，他们必须到未臻完善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去，在斗争中重拾激情，在支配中寻求承认；于是，在这种国际主义中，受援国在援助国眼中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情况和感受是不用考虑的，其所需所求自有援助国为他们设计、做主，因为提供援助无非是国家对自己主体性的构建；同时，这种国际主义也时常以暴力为手段，即进行支持“自由民主”的干涉战争。

在“我-它”关系之下的国际主义，恐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需要转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新型的理念为基础。若回到布伯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还设想了一种“我-你”（I-Thou）关系，他者相对于自我而言不再是物化的对象，而是可以交流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正如在面对着树木时，人不再将后者视作可以利用的工具和可以认识的客体，而是学会怀着善念和慈悲欣赏对方，发现自己与树木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物我两相忘”，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共在和命运的交互。那么，以“交互主体性”为特征的“我-你”关系能否成为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事实上，西方学者已经开展了某些探索。例如，国际关系思想家勒博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即试图从古希腊罗马经典之中，寻找不以敌对性的他者为前提的自我身份的建构方式。毋庸置疑，在中国的传统里，也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跳脱出“我-它”关系，思考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新型的国际主义提供思想基础。例如，与布伯人与树的比喻类似，王阳明也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的论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只不过，布伯强调的是“我”的“意志与慈悲”，王阳明则强调“我”的灵明的心。

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困局，更折射出现代文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危机。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能否在中国自身思想的脉络下“接着讲”，形成建立在别样世界观之上的理论？在这方面，美国华人学者凌焕铭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她在《国际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世界：道家辩证法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该文认为，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脱胎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思维传统，强调国家之间的斗争和权力中心之间的不相容，由此，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作一种威胁；但中国的道家思想恰恰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两个对立面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冲突，而是形成共生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反思。凌文在理论上触及了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中国传统的太极图颇为形象地表现了对世界的认知。太极中的阴阳虽然在形式上对立，却并不以截然划出的直线区隔，而是以柔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开放性的——曲线相分，太极鱼之“眼”更是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这种思维下，自我并未消亡，因为黑与白并未混同在一起变得一片灰蒙。相反，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中彼此构建、相互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世界整体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相生。

若我们有着这样的世界观，有着这样的自我-他者认识，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为国际主义赋予新的、来自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样的国际主义中，互利是重要的内容，却并不为功利性的动机所驱使；自我的意义在对他者的援助中展现，却并不以主客体的划分为前提。这样的国际主义，需要的是对他者之主体性的承认，是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对对象的移情、理解和“感同身受”。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