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八讲（总第五十二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作了题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的精彩演讲。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邵旭军，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赵建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系统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等出席。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主持人讲到，本期讲坛邀请温铁军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有三点理由：第一，前几期讲坛主要围绕政治问题、文化专题和历史专题，按照排序这次轮到经济专题。经济专题始终在读书讲坛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我们的主旋律，特别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各国学者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表示出极大兴趣，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对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有所把握和有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倾听著名经济学家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经验，非常有必要。第三，我们邀请温教授“二度出山”，正是因为温教授在读书讲坛二十四期讲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和三治问题”引人入胜，听众觉得非常过瘾，但是很不尽兴，今天终于有机会“且听下回分解”，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温教授开讲。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温铁军教授以经济学家理性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基于历史的视角，竖看中国六十年，从经济危机及应对策略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温教授指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形成了金字塔形双稳态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上我们是个金字塔，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财产。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庞大的物质财产没有被货币化，在1992年之前中国所有的物资供应靠国家计划分配，老百姓的消费靠票证来决定，从1992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票证，中国进入了货币化元年，于是货币大幅度增发，同期中国开始放开了三大最能吸纳货币的市场——房地产、期货和证券，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个过程实际上把过去没有货币化的实物资产变成了货币化的可交换的金融资产，于是在庞大的实物资产这个底座上成长出来了一块金融资产。我们的实物资产有多少呢？现在大约有200万亿；我们的金融资产有多少呢？大约有150万亿；再上边就是所谓债务资产20万亿，债务相对占的比重还是最少的，所以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正的金字塔结构，底座是庞大的物质资产。
随着政府大规模用国债带动金融投资投到基本建设领域，当把铁路、公路、机场、码头、车站等修到了各地基层，其实意味着原来的那块地产增值，所以这个200万亿的实物资产还会不断地向上抬升，这样金融资产也会扩张。只要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都扩张，债务的比重就会下降。
再看我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中国仍然是一个稳态社会呢？世界上的土地均分主要发生在东亚社会，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全部都是按家庭人口来平均占有土地财产，所以东方制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稳态，超稳态的前提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变成小土地所有者。
回顾中国整个20世纪前50年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结果是平均分配土地，实现的是农民几千年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从而导致社会的底座不是赤贫而是“小资”，甚至把联合国给定的人均收入每天达到1.25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在中国都不适用，尽管他可能每天没有一美元的收入，但他有地、有房子，不用去付房租，不用去付地租，就是稳定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小农家庭。所有东亚社会，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只要财产关系稳定，就不再会出现农民为了追求他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这个下层社会就是小有产者，或者叫“小资”，其高度的利益分散性使得他们几乎不能集中表达利益诉求，也形不成自觉阶级。
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在“小资”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则是“中资”，或者叫做中等收入人群，占人口接近或者超过30%。那中产阶级是否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呢？不代表；能否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呢？不能；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呢？当然不是。正常的所谓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之所以作为社会中坚，是因为中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主体。以美国为例，美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所谓直接税，也就是说以富人为主的利益群体所缴纳的收入税或者财产税里支撑着社会分配，因此他是利益相关者。而我国92%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是大众交的税；我们根据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去交税，占的比例是7%，而其中完全由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去交的税，只占不到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连起码的责任担当或者利益担当还没做到，因此这个表达不仅是高度分散，并且还因为不是利益担当者，引不起下层社会的认可，跟下层社会的基本诉求也不能一致。
我们还得看本质，这个本质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是上层，这个上层的大资本不到10%。大资本是高度政治化，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它所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得跟它分担责任，于是无限责任政府和必须执行国家意志的国企之间有直接的利益相关性。这个无限责任政府更多地依靠国有资本来体现它的政治性，比如向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
二、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
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一）第一个30年：完成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
1、在1950-60年代，中国“第一次外资”因苏联1957年援助投资中止而发生1959-61和1968-70两次危机。
建国初我们唯一有的一个外国投资就是苏联，因此我们的全部上层建筑、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乃至军事体系都是仿照苏联的，叫做“全盘苏化”。到了要偿还这个投资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两次因高负债带来的危机，两次危机都向农村转嫁。第一次危机：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1958年我们就搞了“上山下乡”。第二次危机：1966年还完苏联投资，接着就遭遇了因过度负债必须还债而造成的第二次危机，因此出现了从1967-1969三年的知青下乡，向农村转嫁这批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在1971-80年期间，中国“第二次外资”引进西方设备，造成1974-76年和1979-81年两次危机。
1970年开始，中国要调整产业结构，因为以前留下的产业结构偏军事、偏重工业，于是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改造工业结构，历史上叫做“四三方案”。70年代引进40多亿美元，迅速造成70年代的那场债务危机，爆发为1974年财政赤字，因为那时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就是国家，于是造成了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1977年制定的“八二”方案，更大规模引进外资，造成1978年财政赤字突破100亿，1979年连同对越战争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突破200亿。但这次危机无法转嫁给农村了，因为人民公社解体了。所以八十年代之后遭遇危机就不能再向农村转嫁了，于是乎就砸在城里，砸在城里就得推行大规模城市改革，于是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
（二）第二个30年：完成外向型产业结构扩张
1、在1980-90年，中国“第三次外资”（开放改革）造成1988-89和1993-94年的两次经济危机。
改革到1980年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那场危机，我们说是价格闯关。因为物价调控又导致了1989年出现的市场停滞，滞胀形态危机在1988、1989年爆发。
1990年代这场危机的爆发，我们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外汇赤字、财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在1993、1994年。中国怎么度过的这次危机？中国出台了三个重大政策：汇率改革一步变轨、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外汇、财税和国企的三大改革，导致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全球化的步伐。
2、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加快全球化是“第四次外资”，带来1998-99年输入型通缩和2008-09年输入型通胀危机。
随着经济外向度在1997年增加到70%以上，中国开始遭遇第一次输入型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显著下降，政府随即启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相对比较主动的危机应对行为。
由于全球过剩，于是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爆发之后当然会影响中国。这次中国还是得用“乡土中国”来实现软着陆。怎么实现？中央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国家投资解决农村公共设施以及小型道路小型电力小型排污等小项目，这里就有一个契机了，非常有效。
在互动问答环节，温铁军教授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作出了预测。他指出，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以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入过剩流动性，美国、欧洲、日本相继以政府直接干预的手段，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其结果都是这个世界的通货膨胀，一定会导致这个世界的基本品市场——粮食和能源市场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会越来越多地把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宗产品金融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是资本市场恶性竞争的阶段。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今天的讲坛有三点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关于历史发展真实性的问题。温教授讲到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不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西方的制度文明、教育文明和科技文明，它是有着千年黑暗之谜的问题；讲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强调气候变化、地理变迁、生存需求与维系发展在文明中形成的作用，这应该是合乎唯物史观的。先生不是在否定历史的多样性，而是在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温教授讲了“两个结构”的问题。就经济结构而言，他从两百万亿讲到一百五十万亿，再讲到二十万亿外债，揭示了我们发展战略从西部大开发到东北大振兴，到中部的崛起，到新农村建设，一直到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建设，它有一个经济动因，就是为不断产生的过剩生产力找到能够承接的通道和空间，这能否说是我们经济自信的一个重要支撑。就社会结构而言，温教授讲到“小资”、“中资”和“大资”的情况和特点，对于我们对经济结构情况是一种很好的反省。应该说，温教授的讲座弥补了我们对经济结构的了解不够、分析不够、研究不够，特别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媒体工作上的某种缺位和不足，这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三，温教授讲到中国前后两个30年真实经验的问题。他讲到，我们没有逃脱国际上危机成本转嫁的逻辑，有的国家没有大的空间，所以它的危机转嫁往往导致社会垮台甚至动乱，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空间和地理环境，所以我们的软着陆一般来说比较成功。改革和开放是相互引领、相互推动，温教授讲的改革不是说我们在喝完茶以后要改革，而是在我们经济遇到很大的危机，在我们遇到很严重的崩溃边缘的时候，我们举起了改革大旗。
温教授强调历史的真实性、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真实性、对所谈到的发达国家研究的真实性，由此来探讨中国前后30年真实的经验，表明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忠于真实、忠于历史、忠于客观的一种学术品格，在真实和历史的客观基础上来展现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这正是总书记讲到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研究历史问题、研究理论问题、研究中国经验问题，就应该踏踏实实。
（本文选编自中国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