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中国经济扎实回升再次印证，随着决策层推动改革的决心愈加坚定，必将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成为推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保。
“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所出现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风险的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坚持了他的一贯判断。
刚刚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为这种乐观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无论是超出市场预期、高达7.1%的进出口同比增幅，还是以51.0%创下年内新高的PMI统计，抑或是处于良性发展轨道的CPI和PPI，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在7月份出现了积极的转变信号之后，中国经济回暖趋稳的态势在8月份进一步得到巩固。
受此影响，看多中国经济的观点逐步成为市场主流。中金公司将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测从7.4%上调至7.5%，预计三季度同比增速反弹至7.6%，此前为7.4%;高盛也将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从7.4%上调至7.6%;德意志银行预计三季度GDP增长7.7%，而此前的预计为7.5%。
除了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经济形势的好转还得益于一系列政策措施初见成效。过去数月内，政府出台了一些“迷你(Mini)刺激举措”，包括为小企业削减税收、支持出口商、提振铁路和基础设施投资等。
“必须强调，这些政策的推出不是‘稳增长’的一时之计，而是立足于建立经济社会发展长效机制的举措。”采访中，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向本刊记者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主要经济指标还处于合理区间，因此宏观政策并未出台大的刺激方案，而是坚持以稳为主，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改革上，希望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已经开始更加注意稳定市场需求，投资增长随即由落转稳。”在张立群看来，从宏观经济政策适时地转向稳增长的那一刻起，中国经济“硬着陆”就已然成为小概率事件。
调整转型“拐点”浮现
真正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积极因素。本刊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最明显的是，从区域、产业、行业、企业运行情况看，那些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加快培育发展新增长的，都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率先企稳，中西部地区发展转型的矛盾逐步显现。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大、开放程度高，受外部冲击影响最直接，但由于转型升级起步早、步伐快，经济增速稳中略升，为全国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中西部地区由于能源原材料行业所占比重较大，受需求放缓的滞后影响，经济增速高位继续回落，但也有许多地方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对经济企稳形成了一定支撑。
从产业看，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十连丰”基本在手;第二产业中，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继续快于整体工业;第三产业延续了去年以来增速稳步提高的势头，成为结构调整新亮点。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迅猛，网络购物、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长。
从行业看，虽然与投资相关的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钢铁和有色等行业较为困难，但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因基本需求刚性较强、消费结构升级，整体保持平稳增长，医药、食品、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增势稳定。
从企业看，市场倒逼机制在促进转型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批企业抢抓机遇，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和效益状况良好。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较强，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23.4%，占整体投资比重上升到63.7%，规模以上私人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2%。
“虽然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温和放缓，但工业化、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增长等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今年作为‘十二五’关键之年，企业发展经济的能动性较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为本刊记者解读说，7、8月份经济数据的陆续回调，恰恰是在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渐增强的体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了个位数，但就业状况保持了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他谈到，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就业目标的约80%。
而对于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回落的现象，张立群分析认为，虽然与经济增速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走低等因素有关，但更应看到，为减轻企业负担，财政加大了结构性减税和清费力度，“特别是去年以来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单看当期会影响一部分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会增强企业活力和发展后劲。”
巩固当前经济回暖势头
在当前经济出现回暖势头的情况下，孙学工强调要加强巩固当前趋好势头，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的协调性。
其一，短期政策要更为积极，中期政策要更为稳妥。一方面，在短期总量政策上要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要明确年初预算支出目标不变，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前提下保持财政政策的总体力度不减弱，要首先考虑通过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开征财产税等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方式满足支出需要，必要时也可适当增加一些国债;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中期财政政策和目标，勾勒出我国未来财政平衡的清晰路径，降低政府债务增长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减少国内外对我国财政不可持续性的担忧。
其二，尽快制订工作方案，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对中央已出台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棚户区改造、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城市管网、新能源环保和信息消费等重点建设领域尽快制订工作方案，做好投资规模测算和年度分解，制订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使政策能够落在实处，要尽量集中资金完成在建续建项目，早建成早见效，避免遍地开花铺大摊子而留下烂尾的隐患。在融资方面，要以改革的新思维用好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存量。
一方面要加快制订公共私人部门伙伴关系(PPP)等政策，带动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提高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效率;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特别是产能过剩领域，一些有商业化运营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可转售给民营企业，释放出的国有资本用于重点领域建设。
其三，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大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要以结构性减税为中心，支持小微企业和结构升级。一是在加快推进“营改增”扩围的同时，以税收优惠、加速折旧和贴息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研发、设备投资和小微企业发展，并给予中小企业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障费减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加快推行财产税、环保税和资源税等税种，加快资源性产品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保障程度;三是加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支持力度，减少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和竞争力下降;四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防止因财政收入减少征过头税。
其四，适时适度微调，增强货币金融政策的针对性。一是根据资本流出增大、外汇占款减少的新情况，适时微调存准率，对冲其对市场流动性的不利影响;二是针对利率高企，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选择适当时机降息，以减轻实体经济的利息负担;三是按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要求，加快推进呆坏账核销、资产证券化等工作，以腾出信贷空间支持重点领域的发展，同时加强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把增量资金多配置到国家支持的行业中去;四是在创新金融工具的同时，要加强对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协调，防止监管套利和脱离监管，还要控制金融产品的复杂化，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空转。
其五，实施消费分层调控，挖掘消费增长潜力。针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情况，可实施消费分层调控政策。一方面，合理引导高档消费，在严格数量管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地价高税收高公用事业收费等政策，使之成为再分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基本生活品实行低税率政策，以支持和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
其六，实施长效机制，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一是加强对已出台的各项调控政策措施的监督落实，在限购、限贷不松动的条件下，应增加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供应，满足普通居民自住型购房的刚性需求，同时要加快制定商品住宅市场“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和限购政策，支持和保障居民的改善型住房需求;二是继续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在资金筹措、规划建设、分配运营等方面的管理，增加市场有效供给;三是完善住房用地供应体系和房地产税收制度，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近期应尽快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挤出投机投资和非自住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在城市中心区对房屋进行空置管制，提高存量房的利用效率;四是加强租房市场管理，提高对承租者的保护程度，防止房租过快上涨影响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