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6日至17日，在中苏关系史上颇具历史意义。在这十几天里，毛泽东和斯大林就如何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统治，频繁交换函电，沟通想法，商谈对策。从思想“切磋”到达成对待蒋介石“和谈”的一致方针，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2005年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保存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往来函电，即是这一段不寻常历史的真实反映。
中共对外政策的苏联取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执掌全国政权的前景日益明朗，中共开始把未来对内对外政策的取向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援助，由此，外交政策上的苏联取向有一定的历史基础。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战场上热战硝烟甫散，世界范围内又开始了一场别样性质的战争——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1947年底，在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总的趋势就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提法，明确了未来中国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奋斗，打败帝国主义的计划。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或者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上的取向。
也是在1947年，濒于灭亡的国民党继续得到美国支持。在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等，调停国共关系无果并相继离开中国后，1948年美国又派遣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率领舰队进驻其在青岛的海军基地，时刻准备驰援国民党军队。中共明显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
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对立，直接反映到中国。苏联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有重大利益，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得到苏联帮助，这一点毛泽东深有体会。无论是巩固和扩大中共东北地区的成果和根据地，还是即将面临的国家建设，苏联援助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在科瓦廖夫同志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东北的交通已基本恢复。现在科瓦廖夫同志与中国同志一道制定了1949年全年恢复华北即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铁路线的计划。如果今年冬天前，这个计划实现，那么我们就将有（包括东北在内）18000公里的铁路投入运营。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急需恢复华北铁路交通的一系列材料，还要机车，机器，工具、燃料等物资。”（本文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期《党的文献》刊载的重要文献《俄罗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组往来函电》。）一个急需的物资清单已经拟出，这说明毛泽东所规划的未来的国家建设，亟需苏联在人、财、物方面做出保障。这是务实的方面。
至于贸易，毛泽东通过联络员捷列宾告诉斯大林，中共掌权后“要同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贸易。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只卖给他们苏联不需要的东西”。
商谈如何在国共决战关键时刻 打败国民党
1948年，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的命运。这一年的12月25日，蒋介石、傅作义等43名国民党要员被中共权威人士宣布为头等战争罪犯。随后，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阴谋，宣称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如何对待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是当时中共与苏联关系中的一个问题。1949年1月1日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提出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五项条件。1月4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这个文告，指出这是战犯蒋介石在求和，目的是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态度：“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2、234页。）
但是，斯大林担心国民党方面借助美国捷足先登，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他向毛泽东建议，联合政府的成立不能晚于夏季。应一俟北平解放，就立即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对待国民党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回答国民政府1949年1月9日致英美法苏四国政府的照会。本来这是苏联政府的事，但是在这个照会里，国民党请这四个国家居间调停国共关系，直接涉及国共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也涉及到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因此，斯大林决定在与毛泽东充分沟通后再作回复。
在国共决战关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反对美国介入调停，都主张不允许已经被宣布为战争罪犯的人参与和谈。苏联不打算参与调停，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了对策：设法让国民党先亮出底牌，共产党后发制人，把“和平旗帜”抢过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想法是：“期望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和谈。其结果将是，中共同意和谈，因而不会受到继续内战的指责。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是破坏和谈的罪人，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手腕也因此被拆穿。”这样中共就可以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可见，毛泽东并非没有设想过让蒋介石和平交出政权，但这并不可能。
在讨论如何对待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时，斯大林显示出丰富的经验。斯大林首先向毛泽东指出，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是它和美国玩的“一整套和平花招”，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方面并非真正想与中共和谈，因为和谈将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全军覆灭”。斯大林说，国民党和美国知道，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不可能放弃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南京方面到底是何意图呢？斯大林认为，南京方面是想“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此作为喘息机会，整顿国民党军队，巩固江南地区，同时运来美国的武器，积蓄力量。然后再破坏停战，打击人民解放军，栽赃中共破坏停战”。
斯大林向毛泽东提供了两种答案。一种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这样做，就把和平旗帜拱手送给了国民党，也会被国内外敌人抓住把柄，污称中共主张内战、反对和平。所以，斯大林请毛泽东注意：“如果对手是诚实的人，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对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样的政治骗子，那么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就要冒风险了。”另一种回答是，国共两党在没有外国势力居间调停的前提下，进行和平谈判。这种回答，斯大林还设想了“出乎预料的情况”，即国民党愿意谈判。出现了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计策呢？斯大林认为：军事行动依然不能停止，要争取按照下述比例建立起联合的中央政府机构：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约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余的席位在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人中分配。总理，武装力量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均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样便能够保证中共在未来政府和军队中的绝对领导。
第三个问题是，建立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主人士。在这方面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不能让美国中意的人进入联合政府。到淮海和辽沈战役后，国共内战的局势已经明朗。中共为争取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做了大量工作，民主人士都不愿投向国民党。
毛泽东告诉斯大林，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派及其头面人物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和平叫嚣。多数民主人士都在共产党占领区，相当多的重要人物主动投奔中国共产党。情形与之前大不相同。过去中共邀请过许多人，他们都不来，而现在，“我军凯歌高奏，只需稍加暗示，他们立刻就会前来”。例如上海只有三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后两人也想来，但是中共暂时还没有邀请他们。其他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在寻求同共产党的联系。例如白崇禧就表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汤恩伯、刘文辉等人也在谋求与中共建立联系。
争取北平和平解放
在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年里，蒋介石做着最后努力，力求保住在华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北平和天津。为此，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曾到北平，向傅作义面授机宜；这年11月，傅作义又到南京，向蒋介石保证天津、塘沽成为定案。（参见杜建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14页。）美国也有意在不出兵的前提下，援助傅作义做最后抵抗共产党人的行动。考虑到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考虑到北京的历史文物和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共为争取傅作义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向捷列宾详细介绍了这一切，包括中共与傅作义保持着固定无线电联系的情况。
针对中共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一事，毛泽东解释说，傅作义得知自己被宣布为战犯后，“心情沉重，以为上了当，悔恨不已，骂自己是混蛋”。但是听到中共口头告诉他的六条内容之后，“他放心了”。中共认为，如果不把傅作义列入名单，蒋介石就会怀疑他暗通中共。如果傅作义照中共的指示办，中共就可以向人民说他有功，人民就会原谅他，那时候就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抹去。
毛泽东告诉捷列宾，中共的基本要求，就是傅作义创造条件让中共的军队越过他部队的驻区开进北平，不破坏城市。他剩下的四个师改编成一个军，撤出北平到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谈判尽管曲折反复，中共与傅作义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还运筹帷幄，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政权。为建设国家，中共急需外国援助。鉴于1947年中共就决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能够给予援助的就只有苏联。即将出现的新国家，从人、财、物三个方面，从内政外交方面都必须有可靠保障，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初曾打算率领由任弼时、高岗等21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并领受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
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问苏联。“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是由米高扬带来的。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此前几天里与斯大林的通信内容，基本反映在其中。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今天我们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本年1月1日蒋介石和平文告中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和平文告的公布，引起“国统区的极度混乱，百姓普遍要求国民党实现和平，指责它的和平条件太过苛刻”。
1月初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通信和直接间接的谈判后，中国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天津于1月15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短短的几天，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几个月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