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期“探秘消失古国”系列独家报道走进广西，记者辗转于隆安县、武鸣县、宁明县、龙州县等多地考察骆越文化遗存，直击考古试掘的第一现场，走访十余位学者，力图拨开骆越文化的重重迷雾。
骆越是百越族群中活跃在岭南的一支古老部族，主要活动于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古代的百越族群分布广泛、支系繁多，随着历史更迭，其中的西瓯和骆越发展成为今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
“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曾如是言讲。壮族先民骆越人在先秦时代是否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轨迹？在绵延千年的时光中，骆越人留下的稻作文化、铜鼓文化、花山岩画的印记尚可供后人追寻。
本期“探秘消失古国”系列独家报道走进广西，记者辗转于隆安县、武鸣县、宁明县、龙州县等多地考察骆越文化遗存，直击考古试掘的第一现场，走访十余位学者，力图拨开骆越文化的重重迷雾。
由于史籍中有关记载十分有限，加之年代太过久远，造成骆越研究难度极大。学界众说纷纭，对骆越研究达成的共识很少。武鸣县马头镇的元龙坡、安等秧古墓群系骆越遗址，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项共识。因此，这次独家报道路线，记者选择将武鸣马头古墓群遗址作为探寻原点，层层梳理古骆越若隐若现的脉络。
缘起：千年古墓群再现人间
武鸣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是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辖县。1985年3月的一天，武鸣县马头镇一位农民在元龙坡山顶挖到一个铜盘。农民虽不知铜盘来历，但隐约觉得是个“宝物”。他把铜盘带给当地的一名中学老师鉴别，教师认为可能是文物，便上报给有关文物部门。后来曾任南宁市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有20多岁的黄云忠陪同两位老专家赶到元龙坡实地调查。只见元龙坡光秃秃的红土一片，看不出任何有古墓封土堆的迹象。再加上在南宁周边从来没有发现过大规模古墓群，两位老专家认为，铜盘可能是出于窖藏而非古墓。于是，一行人无功而返。
但黄云忠心里不踏实，觉得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于是他二访马头镇，找当地的农民再次核实情况。当地农民告诉他，在元龙坡还挖到过青铜矛、剑等，而且每经雨水冲刷后，在一些“高出来”的坚硬土块里经常能挖到东西。黄云忠根据农民介绍的“寻宝经验”，试着清理了一块看起来被夯实过的土块，果然挖出了一些陶片、青铜器。黄云忠赶紧回去汇报了情况，又一批专家到元龙坡进行调查，确证了这里确有古墓群。经过近半年的发掘工作，尘封于红土之中的数百座先秦古墓再现人间。1988年发表的“发掘简报”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为春秋时期。后来，年代上限又修正为商代晚期。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元龙坡西南约300米的安等秧山也发现了战国古墓群！
从商晚期至战国时期，居住在马头一带的是什么人呢？已故壮学学者覃圣敏在文章《西瓯骆越新考》中做出了解释：按照前人的说法和清代《武缘县图经》，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覃圣敏认为，包括马头一带的环大明山地区为古骆越分布区。
现场：雨中重走考古路
在黄云忠的带领下，记者从南宁市区出发途经大明山前往武鸣马头。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到达了距离马头镇半公里的元龙坡，踩着泥泞的红土小路上山。绿树成荫、杂草丛生，今日元龙坡的生态环境与黄云忠记忆里的印象已无法重叠。由于对当年挖掘的墓坑进行了回填，已经看不出墓葬群的模样。要不是山腰竖了一块“武鸣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人们也许很难把这座看起来毫无特色的小山丘与骆越文化遗存联系起来。
黄云忠介绍，当时共清理了350座古墓，现在还存有一些当时未能辨认的墓。他指着记者脚下一块土质紧实程度明显高于周边的土块说，下面可能就有一座古墓。不过，未曾清理的古墓应该也不多。“因为当时元龙坡水土流失很严重，对这里的墓群是抢救性发掘，基本上把能辨认的古墓都清理了一遍。”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山顶。元龙坡以顶部为中心，向西、南、东延伸，形成T字丘岗。黄云忠边走边向记者比画，墓葬在山顶最为集中，3个侧翼也属密集区。墓与墓之间间隔只有1米多，排列极有规律。墓葬多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个别为舟形和方形；长多为2米至2.4米，宽0.6米至0.8米，深1米左右。“可以说，元龙坡墓葬群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发现遗物最丰富的商周时期墓葬群。”黄云忠介绍，出土器物有1000多件，其中绝大多数是青铜兵器，还有一批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后来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看到了其中一件石范。石范由红砂岩制成，正面扁平，刻凿出圆形器或镞的模型，留有椭圆形浇铸口。
“这里就是出土了铜卣的大墓。”黄云忠指着一处如今已满是杂草的地方说，“这座墓穴长4米、宽0.6米、深1.64米，比一般的墓穴要大得多。此外，东西端有生土二层台，随葬器物有5件，有铜卣、铜矛、铜钺、陶罐、陶钵。”
元龙坡考察结束后，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安等秧山。元龙坡与安等秧两个土坡之间有个矮山口，形如马鞍。安等秧是壮语的音译，可释为竖立宝剑的马鞍形山口。因山头遍种速生桉树，安等秧曾为战国古墓群的证据也只能从山口的石碑中寻得一二。据石碑的“安等秧古墓群遗址简介”记载：共发掘清理了86座墓，其中21座无随葬品。出土文物205件，采集11件，青铜器有剑、刮刀、斧、镞等，陶器均为夹砂陶，有罐、钵、盒、碗等，玉器有管、环、镯等，石器有凿、玦等。“遗憾的是，因为广西红土酸性大、腐蚀性强，墓群已没有人骨遗存。”黄云忠说。
追索：马头一带是否是骆越中心？
史籍中关于“骆越”的记载显得似是而非。“骆”这个名称在先秦古籍中似乎没有见到，只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路人大竹”。有人认为，“路人”就是骆人。《吕氏春秋·孝行·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汉朝高诱注曰：“越骆，国名。”学界普遍认为，越骆只是骆越词序的颠倒。《史记》对骆越记载稍详，例如，《史记·南越列传》中赵佗上呈汉文帝的“谢罪书”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如此寥寥数笔，远不能勾画出骆越的清晰轮廓。在缺乏文献记载的骆越研究迷境中，元龙坡、安等秧遗址提供了一些破解谜团的线索。骆越古墓群出现在马头一带，是否说明这曾是古骆越的中心？墓群遗址反映了骆越怎样的社会形态？
当年参与元龙坡遗址发掘工作的学者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郑超雄长期从事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他认为，元龙坡墓地应是一个骆越人居住点的公共墓葬区，现代的壮族村寨附近，都有一个公共的墓葬区，称“鬼圩”。从元龙坡周边环境看，现代马头镇政府所在地马头圩应是当时的居住区。“从墓葬群的规模可以推断，这一地区长期人口密集。”郑超雄分析，估计在商周至春秋时期，元龙坡的墓地已布满，所以在战国时期到安等秧开辟新墓地。根据墓葬数量，郑超雄给记者算了一笔“人口账”。元龙坡、安等秧已发掘的墓葬共有436座，但加上尚未清理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损毁的墓葬，可保守估计为500座。现代壮族农村多为三世同堂，按年龄计算，一对夫妻生到第三个小孩时，其父母已进入晚年，即是说祖父母去世时，儿孙辈已成有5口人的家庭。参照1∶5的比例，大致可推算马头一带已有2500人左右，除去时间差距数据，其常驻人口应在1500人以上。同时，考虑到战死或被俘的战士死后无法进入墓地，推算此地常驻人口在1500人以上应当是稳妥的。“这只是中心地带的常驻人口数量，而其势力范围内的人口还要远远大于1500人。”郑超雄说，马头一带除有元龙坡、安等秧遗址外，在马头镇西北约3公里的全苏勉岭还发现铜卣、铜戈，在马头镇南部约4公里的那堤村敢猪岩也有商代铜戈出土等等，分析统计周边考古发现情况，推测这一地区的人口在商周至战国时期在1万人左右。
郑超雄从元龙坡出土青铜兵器的组成结构分析，认为当时骆越人已经建立了武装实体，出土的青铜兵器共有85件，占出土青铜器总数的93.5%。“这些青铜兵器在现代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在岭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郑超雄介绍，出土的青铜矛尽管埋藏在地下二三千年时间，仍然非常锋利。青铜钺共有两钟形式，一种是双斜弧刃，一种是单斜弧刃。双斜弧刃钺，两面自肩部至锋尖各有一道弯弧形棱脊。此类钺目前国内未见有出土实物，应是本地所产。单斜弧刃钺在出土的石范中有模印，也系当地生产。匕首仅出土3件，茎部饰有精美纹饰，估计是首领佩带的武器，特别是其中一件长34厘米的匕首，在众多器物中绝无仅有，没有相当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佩戴的。
“从出土器物还可以看出骆越与商王朝已经有文化交往。”郑超雄说，例如，全苏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以及那堤村敢猪岩出土的铜戈皆系北方器物，这些器物应当是骆越与商周王朝高层次交往所获的赠送品。“骆越方国将本地土产进贡给商王朝，并获得商王朝的回赠。岭南至商国都路程有千里之遥，骆越的使节去而复返，说明他们有坚定的故国家园观念。”郑超雄认为。
覃圣敏的《西瓯骆越新考》一文认为，从元龙坡墓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
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档次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
对元龙坡、安等秧墓葬群的种种解读使一些学者认为，马头一带就是古骆越的中心所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骆越中心所在地还需进一步考证。
悬案：骆越西瓯是否为同支越人？
除骆越中心所在地问题之外，骆越、西瓯关系问题也是骆越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话题。骆越和西瓯到底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还是同一支越人？因为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有时单称瓯或西瓯，有时单称骆或骆越，有时又连称瓯骆，致使后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西瓯和骆越是同族异称；有人则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个问题自古代开始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认为骆越和西瓯为同一支越人的“同支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顾野王的《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但这种说法在唐代以后，似乎无人再提，直到现代，有些学者才重申这种观点，如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
认为骆越和西瓯为两支不同越人的“异支说”大约始于晋。晋人郭璞在扬雄《方言》卷一“西瓯”句下注曰：“西瓯，骆越之别种也。音呕。”唐人李吉甫、五代时后晋人刘昫等人，也将西瓯、骆越视为不同的两支越人。后代一些学者，如罗香林，沿袭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但不同学者在划定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范围时，又大相径庭。
这两种观点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共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从不同时期来看，两种看法其实并不矛盾。瓯与骆在先秦是两支不同的越人，但后来为了抵抗秦军南下，两支越人结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一直到汉武帝平南越后才不复存在，又分解为瓯、骆两支越人。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指先秦和汉武帝以后的瓯、骆越人，是分开单提的；而指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时期的瓯骆，则是作为同一支越人看待。“这是一种新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突破。当然，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就此结束，研究还会继续，争论也还会继续。”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认为。
此外，骆越名称的由来也众说不一。有说法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中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还有人认为“骆”与鸟图腾或鸟崇拜有关，因为“骆”在壮语中就是“鸟”的意思。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