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22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时说，科技资金管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很大，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牢固树立，制度不够健全，重立项、轻绩效的问题仍然存在。

楼继伟还表示，未来将完善制度设计，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监管。运用“公务卡”等手段，加强对科技经费使用的过程监管。强化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财务管理，建立内部成本费用核算机制。将建立健全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使用的信用记录和评级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

科研经费漏洞何以难堵？据记者采访了解，有高校教师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主要依赖“发票控制”，太过关注过程中的合规性，却忽视了绩效，造成科研人员疲于找发票。而高校教师待遇低也令科研经费成为“谋财之道”。

体制带来资金使用深层次问题

楼继伟在报告中指出，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2006年的1688.5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约5600.1亿元，年均增长22.73%，7年累计2.42万亿元，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4.37%。

楼继伟也指出，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影响资金使用效益的深层次问题，首先是科技宏观管理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未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且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

此外，还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方面越位和缺位并存；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跟不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费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科技评价导向不尽合理等问题。

须看重绩效管理

楼继伟指出，重立项、轻绩效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近年的审计或专项检查中仍发现不少虚假报销、挤占挪用、违规转拨等违规违纪行为。

针对科研项目经费，财政部门有相对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但何以难堵漏洞？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指出，科研经费使用有两个关注的焦点，一是经费使用如何确保合规性，也就是按规章花钱；二是科研经费的绩效。

“合规性现在是通过发票来控制，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发票就可以报销，不符合规定的报销就是违规。我们现在管理的重点还没转移到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上。应当树立一种观点，科研经费花得值，是能产生良好的绩效，科研成果符合出资人的要求。”

“科研经费花出的钱是买成果，还是买发票，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现在逻辑上的荒唐是，花钱买的是合规的发票。如果限定得很死，只能报销这项，不能报销那项，怎么能保证课题的高质量呢？只有课题负责人才知道这笔钱花在哪里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效果。”王雍君表示。

楼继伟还在报告中指出，要强化经费使用监管。运用“公务卡”等手段，加强对科技经费使用的过程监管。建立健全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使用的信用记录和评级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落实对违规使用经费的惩处措施，加大惩处力度。

王雍君表示，目前的科研项目存在“两头松、中间紧”并且关系盛行的问题，即多头管理致使寻租空间大，握有项目的部门官员和寻求项目的人之间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最重要的“两头”项目申报审批和最终的项目检验机制，因“人情关系”变得宽松，唯独项目过程中难生利益的环节用发票管理。

“舆论的焦点都放在了中间环节，其实严格的申报制度和严格的绩效评价制度才是关键。”王雍君说，现在的管理几乎忽视了绩效。

学者呼吁提高科研报酬

如果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严格，是否就会带来好的项目成果？有高校教师认为，以目前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经费管理更严格后，可能连做项目的积极性都会受挫。

“过去做个教授可以养活一家人，现在一个大学教授月入几千块钱，科研经费就成了牟利手段。”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向记者表示。

“做点科研，预算经费里往往包括资料费、材料费、差旅费等支出成本，作为课题负责人能挣的钱在哪里？所以谁都知道，就是拿一堆发票把这些钱报销出来，第一位是找足发票，通过报销把钱拿到，其次才是做课题研究。”上述人士透露。

王雍君指出，科研经费与其他经费不同的是，这些成果高度依赖于智力劳动，智力劳动是无形的，不像工人做工的成果可以体现在有形的物品上。“如果考虑到成果，应该把钱花在智力劳动的报酬上，而现在恰恰是这个方面被管得非常死，这就是矛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张静）

数据链接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于10月22日上午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楼继伟说，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将科技作为重点支持领域，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颁布以来，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建立，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2006年的1688.5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约5600.1亿元，年均增长22.73%，7年累计2.42万亿元，占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4.37%。

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累计1.21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1.99%，年均增长18.26%。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科技支出增幅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幅。在财政投入的带动下，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支出超过1万亿元，约为2006年的3.4倍，占GDP的比重约为1.98%。（人民日报，记者 张洋 毛磊）

吃喝拉撒睡 都能靠经费？

7年2.42万亿元，研发投入占GDP达到1.98%……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时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

现状

基础研究存在短板

2013年度诺贝尔奖近日陆续公布，中国科学家再次榜上无名。而我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励中代表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3年来已有9次空缺。这背后凸显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

5%，是全国人大一份调研报告中标出的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占科研总经费的比重。与此对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姚建年指出，美国该数据高达18.97%。“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创能力，实现可持续创新驱动的根本。”姚建年说，我们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迟万春表示，如果将相当的精力投放到来钱快的项目上，沉下心来搞基础研究的人数比例就会逐年下降。

症结一

科研经费变相发补助

“吃喝拉撒睡，都能靠经费。”记者从有关的审计报告中看到，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现象在一些单位司空见惯。

全国人大代表陈爱林说，我国科研人员工资水平不高，“科技项目承担单位为了提高人员待遇，就利用科研经费变相发补助。”

“在科学研究上，我们不能怕养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说，“在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上，国家财政要舍得花钱、舍得养人，让潜心科研者的生活可以达到合理水平。”

症结二

科研立项模式弊端明显

“一个玉米项目，涉及科技机构就多达300多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日图直言当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多部门都有科技管理职能，纵横交错，重复交叉。

“学者为‘要经费’争抢课题，项目组为‘花经费’巧立名目，管理者则靠‘批经费’以权谋私……”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元说，目前这种以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弊端明显，亟待进行改革。

“现在的主要矛盾或许不再是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如何让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挪用科研经费调查：申请立项靠关系、经费管理太僵化

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直指当前科研和教育领域经费问题上的屡屡违规问题，触发科技教育界的大讨论。

去年，中科院候补院士段振豪贪污百万科研经费的消息还未消散，今年3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被控贪污千万科研经费的案子又已开庭审理。

追溯科研经费屡屡被挪用的原因，申请立项需“跑关系”、经费使用的管理过于僵化、科研人员薪水低等等是主要因素。种种乱象，让科研体制的改革，比以往更加迫切。

董洁林对中美科研基金管理问题很有研究，最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越洋电话。

对方长期在美国生活，丈夫是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

电话中，该女士痛苦陈述，丈夫归国几年后，一步一步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变成一个满嘴谎言、贪污科研经费的“坏人”。他学会了把家中所有和科研出差无关的、比如亲朋好友的机票，都算到科研项目里面报销，并为此感到得意。

目前，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备受关注。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涉嫌贪污上千万元专项科研经费一案，已于今年3月开庭审理。如果这一指控被认定，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

今年7月，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

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公开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审查两起有关科研经费的违法违纪案件，一起涉案人是知名环境领域专家，另一起是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

“最近一年，反腐力度越来越严，反腐力度大总是好事，但在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制度理顺，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去治，而不是盲目去堵。”董洁林说。

想挪用有各种方法

一名曾经在山东某大学做动物研究的人士，听闻过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情况。

在最初项目申报时，就需要“过硬”的活动能力，比如，项目申请者对项目审批者“有没有师生情谊、是否同门，上面有没有走动，有没有走关系，有没有套近乎”，都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很多科研项目在申请时，设有经费区间，如社科类项目，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40-60万元之间，普通项目的经费一般在10-20万元。

“一件事情，10万块能干成，20万也能干成，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请。”上述研究人士说。

经费指标一般由相关单位研究制定，项目申请时，申请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经费，也没有审查团队对申请者的项目进行严格评估。

只要申请下来，就有各种方法挪用经费。

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比如要采购一个原来标价60万的设备，给厂家支付回扣后，45万能拿到。

武汉一重点大学教授张辉（化名）说，不久前学校发布通知，要求各学院老师自查科研账务，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检查。他去学校财务处报账时，看见了有“所谓的”公司，向学校退回科研经费。

他解释“科研项目的部分工作可以委托给公司，该公司能获得相关的项目经费。公司经费该用多少，用到哪里，学校是无法审核的。有的教授会将其委托给自己或家属所开设的公司，合同随意性较大。”张辉说，最近查得严，有人把钱主动退了回来。

根据中国科协2004年公开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此前有媒体解读，这意味着60%的科研经费流失，但中国科协对此予以否认，但其并未明确说明剩余60%的资金去向。

定好了，差的也得买

山东某研究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事实上，目前财务制度过死，乃至于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环节中，比如找发票。“不少人跟我抱怨，很多科研考察的地点都搞不到发票。特别是去野外考察，需要当地人做向导、住宿、甚至打黑车，这些都没发票。但弄不到发票，就得自己出钱，最后只能想办法到处找。”

“很多问题都得从体制上找原因。”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说。

在经费问题上，管得过严、过细，一些大的科研项目上，比如水专项上，“科技主管都快成会计了，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项目做得太繁琐了。”

不仅过严过细，而且十分僵化，他表示，“五年前订的设备，现在降价了，或者不是最好的设备了，但根据规定，还是必须得原价买。”

同样情况在社科领域也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副教授认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很严格，另一方面又很僵化。有些钱比如劳务费导师不能拿，“但是导师可以聘请助理、咨询专家。但咨询费又是可以造假的，比如只给了800，你可以说是8000，财务只管程序，有转账单和签字就行。”

对于社科类科研来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介绍，搞社科研究的学者，很多时候要和人进行交流和调查，难免请人吃饭、喝茶，但是相关制度规定可以报销餐费，但不能报销喝茶费，“这不是很荒唐吗？本来喝茶更便宜。”

他认为，目前科研经费制度对怎么花钱管得太多，“打酱油的钱不让你买醋”。

高薪能否养廉？

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就读物理专业的博士赵牧（化名），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经常要参与科研项目，但补助每月仅千元，这在北京捉襟见肘。

导师为了补贴他们，在科研项目申请下来后，会想尽各种办法从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出来，“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下来，赵牧“一个月总收入将近两千元”。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在美生活近30年，在国内也熟悉了本地科研生态。她发现，在中国，科研人员工资非常有限，很多东西不能报，也可能使他们产生违规的冲动。

一名中科院系统人士近期和香港的教师聊天，发现在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教师薪水一年可达100万左右，为美国教授的1.5倍，是英国教授的2倍，是“典型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们教师的心都很静，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在美国，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

反之，在内地，即使是中科院、北大、清华这样的单位，在目前的财政拨款体系下，事业编制的教师年薪也只有三四万。如果申请到科研项目，大部分经费都花在设备购买等方面，用于人员福利的相当少，最多只有15%的劳务费可给在校研究生等，老师不能享有。

“不是越严越好”

在某方面，中国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

李涛（化名）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他帮导师买一台科研用的电脑，要去学院盖章，去财务处核算，再去设备科盖章。然后拿着商家开具的发票、合同去学校财务处，财务处才会将相关经费打给商家。

董洁林并不认可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她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政策，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并不和人性匹配。

一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美国的科研财务管理较为宽松，项目通过评估后，认定了多少钱就会给多少钱的预算。至于怎么花这笔钱，并没有过多限制。美国的科研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制度上。

但美国的科学家一旦在财务上出了问题，哪怕是小问题，就上了黑名单，终身不得翻身。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董洁林想起那位给她打越洋电话痛诉丈夫劣迹的女士：“她现在打算和丈夫离婚了。”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