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在印度支那，当地人民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开展。为此，美、法帝国主义焦头烂额。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与朝鲜和印度支那关系密切的大国，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准备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唱戏”
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自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多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3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4月20日清晨，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分乘3架苏联伊尔—14飞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行。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红色外交家”走上外交前沿
4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这时，停机坪顿时热闹起来，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其中数美国记者最多。他们几乎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是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于是，西方记者忙不迭地问：“谁是周恩来？”
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大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
周恩来的身后是一支整齐的阵容，紧随其后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
周恩来带着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和迎面走来的瑞士官员握手。
周恩来的出现使记者方阵骚动了，首先是美国的摄影记者纷纷叫道：“周先生，走近点，朝我这里看！”周恩来有礼貌地抬起头，迎面走向记者。摄影镁光灯顿时闪成一片。这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新闻事务发言人龚澎向在场记者散发周恩来的机场书面声明。周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另一份独特的有关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写道：“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意在通过宣传周恩来而宣传新中国，并首次使用了“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
第二天，在关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语句：“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奇特而复杂的心态关注着周恩来，他们想看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忙碌之星”使外交成为艺术
4月26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即有“小联合国大厦”之称的万国宫）理事会会议厅拉开了序幕。
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5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大会第一天的轮值主席旺亲王用流利的英语作了简短发言，他说：“我的祖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这次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亚洲问题，这次会议对亚洲来说极为重要。事实上，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日内瓦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将讨论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统一、独立的朝鲜问题，这将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恢复亚洲其他地区和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旺亲王宣布了已获与会国认可的会议程序。首次会议是程序性的，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与会代表站起来，纷纷退出会场。就在这时，艾登走到了莫洛托夫的面前，请莫洛托夫把自己介绍给周恩来。莫洛托夫为此感到高兴，上前引导。周恩来很有礼貌地与艾登握手……
4月27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担任会议主席。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3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美国和韩国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韩国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周恩来在会场上一言不发地听着，偶尔也侧身与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说些什么。
会议开到下午6时多结束，各国代表默默地离开会场。头一天的会场气氛凝重而紧张，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一目了然，在这种对抗气氛中，怎样争取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果呢？
4月28日下午，会议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发言，艾登担任会议轮值主席。
美国代表、国务卿杜勒斯作了长篇发言。他没有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在回顾朝鲜问题的由来时对东方阵营进行了攻击。杜勒斯要求，将朝鲜问题放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由联合国监督朝鲜大选，他以韩国已经举行过这样的选举为由，要求联合国接纳韩国为成员国。
杜勒斯发言后，周恩来开始发言，这是新中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首次面对面交锋。会议之前，周恩来已在这份发言稿上推敲许久，字斟句酌。现在，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全世界人民期待着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会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五大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发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同意”。
周恩来说：“现在，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在进行。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
周恩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撤军是关键。“从朝鲜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理由再留在朝鲜”。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在发言结束时，周恩来呼吁：“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
当天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之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龚澎向到会记者介绍了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当晚，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忙碌之星”非周恩来莫属。除了开会，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看材料、听汇报、了解研究世界的最新动态，考虑和处理会上出现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这次会议，共有700多个文字记者和600多个摄影记者及广播、电视记者前来采访。他们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提出了5项原则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代表团新闻办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说，台湾中央新闻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提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请求已被拒绝，并向周恩来建议，与日内瓦会议所设的“记者之家”进行交涉，追缴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熊向晖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搞“两个中国”。周恩来不以为然，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周恩来特意关照，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人向他做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触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有了周恩来的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内瓦的活动自然轻松了许多，也大着胆子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接触。
新闻办的成员特别关注西方记者的报道和言谈。当周恩来得知有一位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的“悲哀和愁苦”时，立即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
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提出：“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凭借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
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论辩逻辑，使对方无可回辩。他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l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入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以退为进让会议峰回路转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即保大政府）、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
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
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周恩来前往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1个小时。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艾登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嘛。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有困难，可以商量嘛！但是连限制性会议都不愿意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的努力。我们希望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我想艾登先生是具有和解精神的，我们希望情况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周恩来告诉艾登，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这就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让步。对周恩来的让步，艾登一听就明白了，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正式会谈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6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7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由于时差原因，日内瓦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7月22日了，毛泽东当即向胡志明发出贺电说：“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世界各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欢迎日内瓦协定。
7月2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当周恩来结束历时3个月的国际会议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