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走两条路子:“汗水式增长”或“创新式增长”。“汗水式增长”意味着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其本质是,劳动力的积聚、有形资本(包括基础设施、工厂等)的大量投入。基础教育当然也属于“汗水式增长”的一部分,因为操纵现代机器的劳动力也需掌握最低水平的技能。“创新式增长”是一个经济体创建新产品、新流程的能力,它不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甚至只需某个人,某个疯狂的想法,某个用于实施想法的车间。当今世界,创新通常只需要一台能够上网的个人电脑。
国家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变革
在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汗水式增长”和“创新式增长”的重要性也随之变化。在一个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有形资本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如对加工业而言,投入一定的基础设施、基本素质的劳动力,就能得到较高的产出。然而,有形资本、基础教育等基本要素都具备之后,其他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它们可以决定如何将大批的资本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在一个国家的中级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和新型机器的投入,也会促使其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然而,当一个经济体已经达到科技水平制高点的时候,它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主创新了,在这个阶段,“创新式增长”便会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器。
“创新式增长”对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困难来说,意义重大。目前,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的科技领先大国。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产值,这也意味着最高的生产力。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毋庸置疑,并且在几年内仍将持续。欧洲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早在1995年,已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然而,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欧洲的核心地区已走在技术前沿,然而其周边地带仍较为落后,甚至有一些地区十分落后。
中国当前的增长方式,依旧停留在“汗水式增长”的阶段,更确切地说,是大量有形资本投入的阶段。目前,中国的投资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45%,这一比重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从目前来看,全球国家有形资本的平均投入率仅为28%。然而,这个平均数字的背后,却是不同地区间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份额占总产值的比例不断加大,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却保持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份额已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3%,然而在欧盟和美国,这一数字均低于20%,并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降低到15%。因此,这两种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差别正在逐渐加大,美国等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创新式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注重“汗水式增长”。
中国更加需要“创新式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将更加需要“创新式增长”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这其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加大科研投资(而非基础设施、机械装置等投资);二是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全民教育。
就第一点而言,中国的科研投资事实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下图所示)。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欧洲的这一数字为2.2%。若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科研经费占GDP的比值将会在2030年之前赶上欧盟(如下图中实线所示)。如果预测更乐观些,中国及欧盟在未来的数年内,若都能突破3%的科研经费率,那么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的这一数字将会是欧盟的两倍(如下图中虚线所示)。
然而,科研投资并不是促进“创新式增长”的唯一因素。要使科研投资真正成为“创新式增长”而非“汗水式增长”的驱动力,关键是一些无形因素,如科研经费成果质量、教育体系质量等,即优质的教育不仅应当培养出掌握现有技术的人才,并且要培养有潜力研发新型技术的人才,而后者至关重要。
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已在一国的政治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长期教育计划,旨在提高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比如欧盟。其目标是2020年之前,能够将毕业生的数量翻番;高等教育以上的人群能够占到劳动年龄总人口的20%,与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这一比例持平。
然而,相对而言,教育质量比较难以衡量,具体可采用两个评估指数。一是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采用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OEC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这个计划可评估未来全球大学毕业生能力及全球大学排名。2009年,PISA的评估结果表明,来自中国上海与香港的学生受教育水平较高。他们在阅读范围及数学方面的能力比芬兰的学生更为突出;而芬兰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在欧盟排名第二。然而,值得警醒的是,这个结果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学生的平均知识水平,只能代表这个国家“最顶尖学生”的知识水平。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还是需要大幅提升的。欧盟也是如此。比如芬兰及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二者的教育质量都十分突出。然而,仅以它们来衡量欧美教育水准的话,得到的当然是夸大其词的结果。
另一个衡量教育质量及创新潜力的指数,是一些权威教育机构的全球大学排名。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报2012—2013年的全球大学排名结果,中国只有4所大学进入了全球大学排名前100(其中香港就占了2所),而欧盟有29所,美国有47所。中国的上海大学发布的全球大学排名也与此相似:排名前几位的大学均来自美国,而欧洲的许多大学仅次于前50。就这点而言,中国的大学离“顶尖”还差很远,而欧洲的大学起码有实力冲刺“顶尖”,尽管最近几年欧洲在大学教育质量方面并没有多少起色。
工业革命不是刻意策划出来的。它发生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然而技术水平并不是促成工业革命的唯一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技术水平很高,但却创新不足。究其原因,是由于相对落后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扼杀了创新观念、竞争意识。固守旧知识、排斥新挑战是永远难以开启创新之门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要从“汗水式增长”转向“创新式增长”,很容易走上这样的发展之路: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建立更多的新学校,使更多年轻一代的毕业生获得更高的学位,这是高等教育中最容易实现的地方。然而,真正困难的方面,是如何鼓励这些年轻毕业生进行创新性思维。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一点不可避免: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新旧交替的冲突,而处理这种冲突结果的好坏,便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若强行抑制新旧冲突,经济发展就会止步不前。而若巧妙化解新旧冲突,经济发展便会繁荣昌盛。
未来的中国,仍将经历多年的“汗水式增长”。但是到2030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将进入“创新式增长”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将拥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更高效的创新制度。
(作者系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