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质疑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私有产权）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学的三个新假定：人们获利机会非对等假定；经济内外变量非互补假定；公私实际产权非契约假定。经济活动中，资本和劳动获利机会的“天然”不对等、市场与政府不同目标造成的经常性冲突、产权特别是公有产权的易受侵害，是经济领域与经济活动的“本原”，挖掘本原，对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重新进行定位，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分配关系，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正确作用，合理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思想。
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对分配理论和政策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假定有不同的版本，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如下三个假定：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私有产权假定（王东京等，2002）。经济学的三个假定所涉及的是生产要素问题：经济人——指资本所有者，他们是自利的，一切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和出发点（或解释为，他们是理性的，所做一切都是有目的的）；资源稀缺——指世界上的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即经济人用资本购买的物质资源是稀缺的；保护私有产权——经济人进行投资获取的私有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三个假定阐明了这样的道理：私有制的建立符合人性特点和自然界特点，经济学要研究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私有产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以满足经济人的最大化利益。
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收入分配理论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体系框架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和课题。而对经济学假定的重新思考与探索，又使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宏观和微观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根源所在，促使我们探索经济学假定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适应性问题。
在我国，经济学的这三个假定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经过近300年考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王东京等，2002），也有一些学者对三个假定（主要是对经济人假定）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看法和质疑（杨春学，1997；胡钧等，2006），还有学者从西方经济学界对确立假定的认识和方法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袁群莉等，2002）。本文试图采用学术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真理是相对的、经济学是有立场的、社会是发展的三个角度对经济学的假定进行认识与分析，重新思考与探索，寻找新的经济学假定，目的是挖掘更为合理与有效的经济理论本质依据，更好地为深化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实践服务。
一、从立场看经济学的三个假定
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主要是在资本要素和资本所有者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其逻辑顺序是：有资本才有经济活动，资本搞活了，经济就搞活了，财富被创造出来，社会才能向前发展；资本（生产资料）一定要私有，因为人是自利的，自利是经济人的天性，生产资料的私有能够满足人的这种天性，这种天性驱使经济人一定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的私利实现了，才有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才向前发展；仅消费资料私有不能满足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目标，道理很简单，生产资料（资本）能够用来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资料，甚至还再生产出生产资料，或者被称之为“钱生钱”，但消费资料只能用来消费，不可再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合理的，符合人性的特点。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分出阶层，会存在穷人和富人呢？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这是自然界的“天性”，占据资源和没有占据资源必定会导致贫富差距。谁能占据资源呢？既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购买资源并承担投资风险，那么资本所有者占据资源也就成为必然，私有产权更是顺理成章地受到法律的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法律都围绕资本活动进行扶持式管理和保护性立法。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待和分析问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劳动要素和劳动者为出发点和立脚点的，其主要观点是：资本是肮脏的，资本家凭借资本的天然特权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行为是剥削行为，只有消灭资本和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合理的。
在这里，立场显得尤为重要，立场决定着不同社会阶层对世界一切事物的不同看法。站在前一个立场看，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三个假定也自然具有合理性；站在后一个立场看，社会主义是合理的，三个假定自然就不存在合理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判断要立足于对立场确定后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进行客观的分析。
二、对经济学三个假定的分析和认识
首先，经济学三个假定中的第一个经济人假定，是遭到抨击最多的假定。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先提出“经济人”范畴（吕绍昱，2007），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驳的观点主要是，经济人不可能都是完全自利的和完全理性的，特别是，赫伯特?西蒙（Simon）另僻蹊径，提出了有限理性管理人假定（1947），拓宽了经济人假定的讨论思路与范围。
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时，人的私欲横流，经济人假定是很贴切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原始资本积累到垄断资本的跨越后，经济人的自利性就被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企业组织结构特点所弱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人们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企业组织结构变革使信息传递更加畅通，经济思考与决策也更加缜密，人性悄悄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这时经济人所体现出来的单向自利性更多地被双向或多向利益权衡性所代替。慈善事业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工业富豪们在创业和发展阶段，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等手段，使资本收益最大化，劳动收益最小化，赚取了巨额利润；到了后发展阶段，他们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把大量的财产和财富毫不吝啬地捐献出去。借用进化论的分析思想，也可以说明社会中的人类和人类组成的社会进步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下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更多思考管理科学化和效率化问题；社会主义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在不断汲取着西方国家企业的先进经验。人们一方面谴责自利性，另一方面又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管理思想。用管理学诠释这个理性经济人时，其形象与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和追逐利润最大化完全脱钩了，加强劳动定额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里程碑式的管理方式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地、当作经典管理手段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
经济的历史在创造经济人概念的同时，却忽略了劳动者。经济人是解释投资者动机和经济行为的，并没有涉及劳动者动机和经济行为，而没有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经济人假定应当是“单方（残缺）经济人”假定。前面分析，这是西方经济学注重维护资本和资本家立场所决定的，如果把劳动者纳入经济人范畴，分析和结论就会大不相同。
其次，资源是稀缺和有限的假定，这是对自然界特点的描述。物质资源的稀缺，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这种麻烦在历史上大多演变为了“战争”，说明物质资源稀缺确实是“根”。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经济学假定，资源稀缺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我们用反推法进行论证：设想如果资源不稀缺，并且取之不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大家都偏好生产并且每个家庭都随心所欲地拥有卡迪拉克，问题就出现了，在消费者对某件商品的欲望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生产卡迪拉克的企业就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卡迪拉克也无一例外地会严重过剩。如果每个家庭按照最高配置意愿需求，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这样的车，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棘手，这些车放在哪里？地球和空间是有限的，于是，资源配置问题又会被重新提起，但这时的资源配置是过剩时的配置问题，这样的结果和资源稀缺时的情况完全相同，都需要解决配置问题。既然如此，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假定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资源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重要，但不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日本就是最好例证：日本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而且还是战败国），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率先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西方经济学把资源稀缺作为基本经济学假定，是要告诉人们，生活在同一社会中，为什么有的人富有而有的人贫穷？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如果不稀缺，穷人也就富裕了；穷人得不到或分享不到财富，不能怪富人，只能怪自然界；在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下，为什么会存在失业、会有贫穷，不是制度造成的，是资源稀缺造成的。
进一步分析，经济学假定中的资源主要指物质资源，但这无法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其他资源及其稀缺或过剩问题。现实生活中，资源不仅包括创造物质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物质资源，还应当包括资本、土地、劳动、信息、空间等，这些也属于资源（或相对于思想和意识资源，它们也属于物质资源）。当资源扩展到这些方面时，资源稀缺的复杂多变性便呈现出来：历史上稀缺的，不一定现代也稀缺；这个资源稀缺，不一定那个资源也稀缺；在这里这个资源稀缺，在那里这个资源就不稀缺；这个资源从某一角度讲是稀缺的，从另一角度讲则不稀缺，等等。比如，空间在适合人类居住、人口稠密的地方是稀缺的，在贫瘠荒凉、人烟稀少的地方则取之不尽；从劳动力结构看，现在不缺少简单劳动力，而缺少有技能的劳动力，我们就说劳动力资源结构是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结构；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是过剩的，但有用的信息是稀缺的，这可能是信息技术造成的，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用广义的资源（包括所有生产要素）分析问题，会很难用稀缺的概念涵盖全部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说明炼钢的原材料等资源是过剩的（尽管有进口铁矿石），或者从需求角度讲，我国目前不需要生产出这么多钢材（需要深加工钢材），虽然这是相对过剩，但过剩就是不稀缺。目前，欧美国家的失业率已逼近甚至超过两位数，说明在现有资本规模下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剩的，同样，这个过剩也就意味着不稀缺。分析原因，我们看到的是稀缺的本质：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对意味着有参照系。在举例中，需求、资本规模为参照系，于是，过剩或供过于求就成为常见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供求关系矛盾，就有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因为资源从长久看稀缺才需要配置。各类资源存在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复杂现象，给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增加了难度。更深分析还发现，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是有其必要性的，国企亏损不能裁员，虽然劳动效率下降了，政治效率却提高了，而在我国，确保政治效率有时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但资源配置仍然不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最后，保护私有产权假定。在资源稀缺状态下保护经济人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长久维护和发展私有制，是西方经济学把保护私有产权作为一个假定的主要理由。而且，西方国家在私有经济初期阶段，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数量很少，而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混合所有制的社会制度，经济学假定仅涉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便显得有些狭窄，特别是在我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样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公有产权和劳动力产权问题只有张五常更多地提到并研究过。
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不具有同质分析的基础。三个假定中，第一个假定体现了社会属性或社会的自然属性（多少还有自然人特点的痕迹）；第二个假定体现了自然界的自然属性；第三个假定体现了社会意志——社会的非自然属性，这显示出国家意志或组织意志融于经济学假定中的不恰当和非本原。如果按照前两个假定进行逻辑推理，第三个假定应该为“产权是私有的”更为匹配。这种不同质假定在共同表达思想认识或对问题进行合理判断时，有可能会遮掩经济学本身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而产生逻辑错误。因此，三个假定要具有同质性，应当把它们归属到同一层面，即全部放在社会自然属性的层面上。如果放在自然界的自然属性上，就无法保证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区别性解释与分析；如果放在社会的意志上，就无法保证对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意志所控制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全覆盖。唯一的方法只能将经济学假定放在社会属性或社会的自然属性上，这样才能保证它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
三、对确立经济学新假定的思考与探索
如何确定经济学假定，它的基点应当定位在哪里？建立新的经济学假定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假定从方法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弗里德曼的现实主义假设与非现实主义假设，梅利茨的辅助性假设与增殖性假设，拉卡托斯的硬核假设与保护带假设，马斯格雷夫的可忽略性假设、领域假设与启发式假设（袁群莉等，2002）。这些假设方法离不开对本质、非现实和检验等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假定应该是对经济活动中趋于恒定的、反映经济活动基点的、能够为经济活动路线提供逻辑依据的经济本原现象的描述，进而使人们了解经济活动与生俱来的隐含特点。经济学假定不是对经济现象做出结论和阐明观点，而是要最终达到挖掘本质、奠定核心的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和建立新的经济学假定。
本文在提出经济学新的假定之前，确定了四个假设方法：一般性假设——包括资本和劳动、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以形成广泛的适用范围；同质性假设——不涉及自然界与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强制性的现象，而是反映社会自然属性或在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失衡性假设——经济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均衡的经济总是“稍纵即逝”；指正性假设——以主流经济学框架为基础，主要从整体上分析我国的经济活动，不排除局部或形式上的反证。
本文探索提出经济学的新的三个假定如下：一是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二是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三是公私实际产权的非契约。简称为：获利机会非对等、内外变量非互补、公私产权非契约。
第一个经济学假定是以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假定取代理性经济人假定。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假定是指“全面经济人”获取利益的机会是不对等的假定。“全面经济人”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而且包括劳动者。把人们获利机会的非对等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假定，是因为只要把劳动要素纳入其中，获利机会就是不对等的。这里讲的机会不对等是指，资本有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并享有收益分配权，劳动没有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并无法得到收益分配权。
在这里，先假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不懈地追求个人利益或者多向权衡追求个人利益，这应当是“全面经济人”的动机。经济人包括了劳动者，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想到利益最大化问题，因为这距离他们“遥不可及”。劳动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能够挣多少取决于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本，就有了分配的机会并利用机会侵占他们的利益；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获取利益机会是不平等与不公正的；当看到利益分配的机会和结果都被资本所有者占据时，他们不是产生了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而是产生了追求获取利益的平等机会和公平结果的思想动机。与劳动者世界观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却这么认为，他们依据私人资本占有分配机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承担了投资风险才获得分配机会，他们没有侵占劳动的利益，赚取的利润是投资和经营有方所致，与劳动没关系，也就自然不可能与劳动分利。
我们看到，私人资本是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发展起来的，承担创业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精神是资本所有者的必备品质，资本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要冒资本有可能会“血本无归”的风险的过程，因此，私人投资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资本的天然特权所决定的分配机会则是不公平的，利益分配的天平始终向资本倾斜，资本剥削劳动成为必然。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劳动者的出路就只能是把剥削控制到最低限度，而如果消灭了资本决定劳动分配的“天然特权”，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制度的更替。公有制否定了私有制，消灭了私人资本，资本决定劳动分配的机会和剥削行为也就“丧失殆尽”，分配权全部由政府掌握，劳动者虽然没有分配权，但也没有任何私人能够决定对他们分多分少，从这一角度讲，公有制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而随着政府计划作用和集权决策取代市场作用和分权决策，市场法则失效、经济规律被打破，也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市场工资率，没有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市场工资率，政府所掌控的资本与劳动的配置就没有客观标准；政府的集权性决定了政府对企业和劳动者包办代替，政府的宏观性又使其无法直接监督到微观领域。我国改革开放，在不触动公有制主体基础上，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和允许民营企业发展，把资本与劳动的配置权下放到微观领域，意在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但人们获利机会非对等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这不仅体现在私有企业中，而且体现在公有制企业中，这时，我们不能判定私人资本有获取利益的机会不对，但也不能判定劳动没有获取利益的机会就对，关键是要寻找获取利益机会的平衡点。
经济人自利或利益最大化不再具有一般意义，获取利益的机会非对等“浮出水面”，呈现出一般性意义。不容忽视的是，劳动者也投入了风险——劳动风险，这和资本风险是一样的，但劳动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获利机会，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说，资本和劳动获取利益机会的非对等是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经济本能，我们很难消除这种非对等，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营造相对平等的分配机会。
第二个经济学假定是以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假定取代资源稀缺假定。如前所述，将反映自然界自然属性的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假定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要用另外一个能够反映社会自然属性的假定取而代之。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假定是指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之间是相互对立或相互冲突的假定，认识和掌握它们的存在和隐含性质以及它们在对立与冲突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规律决定的变量均是内生变量，它主要是靠市场的内在机理自发形成的；经济规律以外决定的变量均是外生变量，它主要是靠市场之外的组织人为形成的。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内生变量，政府干预、社会组织指导、劳资协商谈判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外生变量。外生变量是与内生变量共生共存的，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们都有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欲望，他们为解决主观世界感受到的问题而改变着客观世界，但当他们认识世界和掌握经济规律的能力无法使主客观世界达到相符程度时（这已成为常态），他们干预经济的行动就会失败，在这一状态下，内外生变量的非互补也就成为必然和与生俱来。由此，我们把影响经济趋势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假设为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没有把它们假设为相互统一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经济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非互补是经济社会的一个恒定经济现象，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制的国家都会受到这种非互补的影响与干扰，使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中的问题、矛盾和危机时经常“一筹莫展”。外生变量也是社会意志或组织意志的体现，这里仍然将其纳入经济学假定，是因为它和内生变量具有不可分割性。
外生变量系统中有三类变量在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一是弱变量——企业和员工（内生变量的延续，但作用发挥是外在的，如企业劳资谈判确定的工资增长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延续，但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就演变为外生变量）；二是弱强变量——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指导性作用）；三是强变量——政府组织。政府改变内生变量的作用是最强的，这源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功能。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运用强制性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活动，当它能够准确找到它与市场的边界以及企业的边界时，它就不会错误地干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中的弱变量，反之，它就会频频失误、屡犯错误，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我国的宏观经济领域，外生变量常常起主导作用，这在强化了其自身功能的同时，弱化了内生变量作用的发挥，再加上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本身各有缺陷，经济运行不断出现各种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经济是由内外变量共同制约的，而内外变量之间又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成本研究市场、企业、政府的功能，对市场机制作用、政府职能目标以及企业经营行为进行了界定。科斯早在1937年开创性地发表《企业的性质》的论文，首次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以此分析了企业的存在不是分工所致，而是它能够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张五常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阐明了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诺斯令人折服地提出减少制度成本，经济才能增长的观点（1977），他由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分析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就是市场、企业和政府必要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分水岭”。
人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市场做不了的，交由政府做，政府只能管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什么是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由谁来判断哪些事是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政府就能做的了和做的好吗？在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完善，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与制度规定也很完备，但为什么社会与经济运行还经常被危机所困扰？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市场也会有“失灵”；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政府也会“无所适从”。不管政府能否管好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政府都要管，这是它管理国家的职能所在，这恰恰说明市场和政府所集中代表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是无法互补的。基于这个假定，决定什么是市场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以及政府在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时什么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也就只能以如何降低替代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及管理成本为标准和依据。
第三个经济学假定是以公私实质产权的非契约假定取代保护私有产权假定。为什么要保护产权，因为它易受损害；为什么产权易受损害，因为没有实质性地签订契约（形式上签订了契约）。西方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契约经济学理论，该理论是在现代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相结合基础上开展研究的。但产权-契约理论研究的范畴主要是私有资本产权问题，对国有资本产权以及劳动产权并未主要提及。本文提出的产权，包括公有产权、组织私有产权、个人私有产权，或资本产权和劳动产权。经济契约或经济合同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如此，本文为什么又提出“非契约”——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问题呢？因为产权契约的签订只是确立了产权的社会关系，证明产权签约人之间可以交易或发生关系了，但这是产权的形式关系，它不能表明产权实质契约关系的形成，如委托-代理关系、劳动合同，它们的形式容易受到关注，但执行却往往容易被疏忽而受到侵害。当事人之间经常违约而无法使契约得以正常履行，包括：故意违约、异议违约、监督缺失违约甚至是无故违约，也就无法保证产权不被产权当事人所侵占和损害或共同侵占和共同损害，甚至被非产权当事人所侵占和损害或共同侵占和共同损害。无论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在经济活动中不会受到契约概念的完全和有效的约束，也就是公私产权的非契约化，这在我国更为特有。
现代契约理论在新古典的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而我不认为我提出的产权非契约是现代契约理论涉及的契约不完全的表现。我所理解现代契约理论中的不完全是可以纠正或补充并使之变成完全的契约，这还是属于形式上的契约范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产权非契约不是形式上的契约范畴，而是非形式的、隐含的、虚位的，故也就自然不能予以纠正、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说，这种隐含的非契约是无法完善并变为完全契约的。产权契约表面上确定了产权所有、使用、处置、收益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但签约各方在执行契约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契约意识（产生非契约意识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使契约如同虚设，而看似没有签约。在一些人看来，一切非契约的行为都能够超越契约，甚至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不是将不完全契约变为完全契约所能够解决得了的，这与前两个假定同样是与生俱来的经济本能现象。产权契约是所有契约中的第一契约，试想，如果大家都能够按照产权契约以及产权契约派生出来的各种契约建立良性运行的社会经济秩序，那么，社会经济活动还会产生纠纷吗？也就是说，追根溯源，大多数经济纠纷不是来自各个契约的缺陷与漏洞（或称不完全），而是实质产权的非契约所为。
面对公私实质产权的非契约假定，我们不得不思考产权关系应当如何受到监督？有一天我乘坐公交车时想到，乘车人不需要和公交公司签订契约，就能使产权关系十分清晰，这是通过乘车人自觉刷卡和司售人员监督乘车人刷卡完成的。为了万无一失地保证所有乘车人都能自觉刷卡，就在刷卡装置使用了这样的技术：乘车人下车不刷卡付费（上下车都需刷卡），下次再乘车刷卡时就要自动刷掉他上次未刷卡付费的罚款（全程车费），这使得乘车人绝不会忘记下车要刷卡，否则损失会更大；而上车刷卡（特别是上车就刷卡付费）问题无法通过技术装置来解决，只有靠人来监督了，于是，上车刷卡装置设在司机旁边，由司机监督乘车人的刷卡过程，谁要是上车后不刷卡，司机会毫无障碍地发现并督促他刷卡。这个例子说明，形式上的契约签订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实质性的产权契约（可能没有形式签约）在运作时受到严格监督，这个监督用于保证执行成本最小和执行效果最好。国外对乘车不刷卡行为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更产生震慑作用的是要登入信用记录中，这种信用记录是联网的，如果有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对当事人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工作的丧失或无法得到聘用。产权实质契约的良好执行来自有效的监督。
在我国，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受到侵害的例子数不胜数。私有产权被侵害的典型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现阶段，私有企业为了保证正常经营而不得不支付非正常费用（其中包括贿赂），表明私有资本产权的被侵害。在私有产权中，不可忽视的是私有的劳动力产权。劳动合同是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我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大幅度提高，但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力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使劳动力产权契约（劳动合同）无法起到保护劳动者进行正常的产权交易。公有产权受到侵害的例子更是触目惊心，大到携款出逃、贪污受贿、垄断寻租、企业改制或重组并购中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小到公款消费、多分多占等。公私产权受到侵占和损害，只能说明产权契约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或者说只是建立了相互交易或彼此联系的关系，仅此而已，它不能保证签约人或签约组织在行动上与这种形式化的契约相互契合与一致，也不能保证因实质产权的非契约化所带来的产权不被侵占和不被损害。产权清晰才谈得上保护，特别是，公有产权的边界与生俱来就很难清晰划分，于是对公有产权运作各个环节的监督被重视起来，而公有产权的运作又很难被监督，结果使公共财产和公共收益被非法占有的事例屡见不鲜。制度的不规范和不合理，也使私有产权不得不用更高的隐性成本换取显性收益，这种收益是不确定的，可能高、可能低，可能盆满钵满、也可能“颗粒无收”，而使私有产权始终置于会受到侵占和损害的境地。公私产权易受侵害，契约空化，这具有一般意义。公私产权非契约假定成立，就要对公私产权实施管理、监督与保护。公有产权边界比较模糊，私有产权边界相对比较清晰，混合产权边界介于公、私两种产权之间。但无论三种产权的性质如何，在实质产权非契约的驱使下，它们均易受到损害，只是受到侵害的程度不同而已（受到侵害的程度与产权边界清晰度成反比）。所以要通过这一假定的确立，使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产权的脆弱，进而重视和加强特别是对公有产权的管理、监督与保护。
在本文提出的经济学三个新的假定框架内，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在获取利益的机会不对等前提条件下，促进相关利益者都能在对方利益保证的同时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获取实际利益，而不是仅仅研究利润最大化即资本获取最大化利益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在非均衡经济活动中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相互对立与冲突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微观生产的正常运转，而不是仅仅研究资源稀缺下的配置问题或市场与政府边界清晰下的均衡经济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给脆弱的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保护机制，以促进产权运作安全化和公民经济生活安全化而最终发挥产权效率和产权作用，而不是仅保护私有产权以及空谈产权保护问题。
作者简介：马小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劳动工资理论法规政策研究和人力资源领域的管理咨询20余年。曾被破格评聘为副研究员，先后任劳动工资研究所微观室负责人、宏观室副主任、基础理论室主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参考文献：
1．袁艺、茅宁．从经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研究理性假设的演变．北京：经济学家，2007年第2期
2．吕绍昱．关于“经济人假说”的文献综述．北京：财经政法资讯，2007年第1期
3．邓汉慧、张子刚．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综述．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4．“张五常热”解析——吴易风教授访谈．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4期
5．王东京、赵建军著．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6．袁群莉、袁继红著．经济学假设问题的新视角．北京：高校社科信息，2002年第2期
7．[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著，李风圣主译．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西方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9．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上海3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