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反腐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推进状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与习近平的上述形容形成对照的是，“十八大”后，自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以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已有9名副部级官员“落马”。

“‘十八大’后领导层对这一问题很认真，各项工作都从自身做起，从政治局和纪委系统做起，贯彻‘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这个是显著的变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说。

为透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格局，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任建明、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任建明：治标与治本

第一财经日报：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已有力地践行，我们统计显示，“十八大”后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已有9人，你如何来看未来的这个态势?会成为常态吗?

任建明：我认为，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肯定是常态，而且力度还会加大。因为根据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没法控制住腐败蔓延的态势。腐败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腐败有存量，存量也是越来越大。

要想反腐败成功的话，首先第一步是把存量的腐败先降下来。这一步就是“治标”，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掉。这仅仅靠短期内查几个大案子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查办具体腐败案件的长久耐性。

香港当年搞“特赦”，把历史的一页翻过去。香港使用“特赦”这一办法也是被动的。一开始要全面查处，而后引发了社会动荡，被迫采取了这一办法。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我认为香港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但是不管策略如何选择，结果是清楚的。就是要想取得反腐败的成功，首先第一步要把历史积累的腐败“存量”问题解决，把存量清零，或降至低水平。其次才是治本。

日报：治“标”的过程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去完成呢?

任建明：这个难说，如果策略或打法对头的话，三五年就可以做到，但是只是重复过去的老办法，那过去30年就是我们的教训。过去案子没少查，过去5年平均每年受党纪处分12万人次。

就地方看，仇和到了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当县委书记，几乎就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县里的案子查清了，该县受党纪政纪处分以上的干部有200多人。

日报：标本兼治的“标”与“本”如何划分?

任建明：“标”就是查案子、解决存量，纠风建设;“本”是改制度，铲除腐败的土壤。

日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讲话时特别提到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反腐败立法，在第二个反腐五年规划中会有立法方面的动作吗?

任建明：首先，我不认为立法是我们反腐工作的最主要或者最“瓶颈”的因素，尽管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现行法律也有不少的缺陷，甚至是广泛的缺陷。但是如果(把反腐工作)比喻成木桶，法律代表的木板是比较高的，短板是执法。反腐败的机构体制是瓶颈。

即将出台的2013年--2017年反腐工作规划中提到了党的纪检体制的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改革，这是主要。法并不是目前最迫切的，现在查处官员都是有法可依的。刘志军等人涉及到性贿赂在法律中没有，但是党纪政纪也有相关规定，可以做出相关的处分。

问题在于纪检监察部门“望虎兴叹”，不能雷霆出击，这需要研究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等机构在机制上的缺陷，为什么不能像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那样去运作。

日报：纪检监察体制和反腐败机构体制的缺陷在哪里?

任建明：这个问题这些年已经讨论很多，也基本形成了共识。主要的问题在于，机构独立性不够、相对松散，机构授权也不足。

日报：能否将改革党的纪律监察体制改革解读为治“本”的关键点?

任建明：改革党的纪检体制还没有到治“本”的层次。(纪检体制)功能在于执行法律，是治“标”的工具和条件。

“本”存在于政府、企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治“本”是要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治“本”是要发展民主政治，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教育体制等等。这才是严格意义的本。治“本”是要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

日报：你认为下一个五年反腐规划的重点领域在哪里?

任建明：就现有资料分析，重点依然是治“标”。能否达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的目标，还要取决于纪律监察体制的改革能否完成。就现有资料分析，具体内容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