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叶利钦执政末期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普京主义”开启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改革过程，并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转变构成一种多要素的互动关系。自“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国家治理，承载着“普京主义”应对危机的战略调整，具体探索了决策权威、行政能力、经济绩效、核心价值与国家-社会互动的国家发展道路。为有效化解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的内在张力，需要突破易被固化的自由-民主理论视角，实现新世纪俄罗斯在国家治理六大要素下的转型发展。

关键字：可控民主 主权民主 普京主义 国家治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走向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但这种激进改革导致叶利钦执政末期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普京上台后开启改革进程，以政治领域的强力政权体系为突破口[1]10，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转变构成一种多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转型危机前后承接性来讲，这种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可谓威权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宪政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十余年转瞬，俄罗斯于2011年12月4日举行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ii]238个席位由“统一俄罗斯党”所占据，49.32%的得票率使其保持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之位。2012年3月8日，中央选举委员宣布“总理普京当选为俄新一届总统”。[iii]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模式，再度成为社会大众与国内外学界的焦点[2]60。

千禧年伊始，“可控民主”的政治理念即被提及，四年后沉淀为“主权民主”的治国模式，再有一届总理之政亦未动摇普京作为国家决策核心的地位（见表1）。在西方政界看来，俄罗斯转型时期孕育的“普京主义”乏善可陈，目前发展为强大意识形态武器的根源[3]。但是，要厘清该术语的理论内核，免于深陷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争论，我们应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普京的政治言论、治理举措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析评论进行综合解读。[iv]政治家对改革烈度或时段的决定性，显现于政治代价与经济利益权衡基础上的策略选择[4]，俄罗斯的民主被加以“可控”甚至“主权”来界定其涵义，凸显该国怎样的政治路径与文化风格？所谓“普京主义”，如何映射出俄罗斯此般特殊的治理模式调整问题？针对“普京主义”转型期改革在具体要素方面的国家治理问题，构成本文有关新世纪俄罗斯转型问题的解析与讨论重点。

一、“普京主义”与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

分析一个对象国家治理的重要理论视角，包括那些具有不同结构与功能的制度、以一定的模式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制度结构。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涉及政治规则、经济规则与合约的正式制度仅仅只是制度系统的一部分，还应借助惯例、传统、意识形态及文化等非正式规则加以补充。由宪法、法律构成的制度环境，和由具体组织机构构成的制度安排，可谓是制度结构的完整内容[5]267。在国家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制度特征与功能是重要的考察对象。

世界各国文化、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演化情境参差错落，故而，其国家治理层面的调整也有分别。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容易出现“制度真空”和“制度匮乏”等治理危机。新旧社会制度和规范在更替与交换中此消彼长，而且，新社会制度发挥功能的过程又滞后于旧社会制度丧失功用的过程。回顾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启动一场多个层面、多方领域的制度转型过程，走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6]，被渐至调整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构成，其相互间的耦合关系也发生了剧烈重构。但这种转型危机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结构协调失灵，于世纪之交演变为系统性危机，即一种涵盖了政府基本制度供给职能弱化、经济秩序长期混乱、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公民社会整合失灵的国家治理危机[7]。俄罗斯尚未建立起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守卫环境，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此起彼伏。

在经济发展方面，生产力遭到破坏，“非工业化”与“原材料化”现象凸显。航空航天等现代化企业，十几年来没有改造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被迫转而生产日常用品。生物工程、核工业等产业已然停滞或衰退。商界精英的崛起离不开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生产或出口，而非依靠信息与技术。同时，流通领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状况。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00年，俄罗斯累积产出下降的幅度达到40%。

在社会发展方面，人口数量逐年递减，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转向全面短缺。人口降幅不断增大，未成年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反向上升。社会经济发展方案与居民经济行为活跃性及其生活质量水平密切相关，故而对其做出审慎选择变得极为关键。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伴随经济衰退而生，为“有组织的犯罪、欺诈、黑手党帮派之间的火并、所有权普遍的不安全的弊端洞开大门”[8]9。同时，就社会价值观而言，社会思潮千姿百态，无法形成凝聚俄罗斯全民族的思想能量。车臣问题由于分离势力恐怖活动的扩大化而在1999年显得更加突出。[vii]

上述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掺入国家结构形式、政权基础及意识形态的无序发展，向普京启动国家治理过程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9]78这种颇具勇气的政治宣言，引发我们对“普京主义”的基础和内容进行思考[3]，拨开政治现象的纷繁云雾，从国家治理视角思考“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问题。

有学者认为，“普京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10]11，体现出多种意识形态及价值标准的兼容并蓄，用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等全人类价值观与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社会团结等民族主义思想共同搭建其理论框架，通过国家集权的形式实现强国富民的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谨慎对待“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viii]等组织公布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估，学术研究的引据论证恐有失偏颇。俄罗斯民众对本民族宗教、国家历史充满体认，对普京在调整国家治理模式方面给予诸多优秀政绩的肯定。这便言及文化问题，2005年3月下旬针对俄罗斯社会民众的调查数据显示，29%被调查者认为普京时期的社会生活最民主，9%认为叶利钦时代最民主，88.4%认为彼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非“民主”[11]。在宪政制度框架之下，国民对总统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对国家未来的可预见的期盼”[12]104-105。因而本文认为，只有从更为广阔的国家治理和危机应对的具体要素出发（见表2），才能构建好俄罗斯自“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

俄罗斯本国学者认为，基本能够以“8+4”方式来表示“普京主义”的内容，即普京总统两届任期内所作的八篇国情咨文以及四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四篇文献包括1999年12月30日《千年之交的俄罗斯》，2004年9月13日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于政府扩大会议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普京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以及2007年5月22日格雷斯洛夫《关于“统一俄罗斯”党实行“普京主义”》的政治报告。经过对国情咨文与政治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我们大致总结出“普京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兼顾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现实，借助“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1]6探索中间道路的适宜改革道路和发展模式，兼顾政治稳定与俄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普京对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所施加的调整，一方面是对叶利钦时代遗留弊端所进行的改革，另一方面更为注重探索从俄罗斯现实国情出发的转型道路。这一阶段的改革反应出“普京主义”彼时力图建构一种“可控式”的制度安排[13]，立足于俄罗斯“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约束之下，借助国家意志和强制性力量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践行其国家主义的政治宣誓[14]。某种程度而言，“普京主义”也是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历史宿命，致力于促使国家从秩序分裂走向秩序整合与稳定。作为一种俄罗斯强人意识与西方民主观念的混合矛盾体，“普京主义”逐渐发展为致力维系国家秩序的有效治理模式，及实现普京本人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这种适度的国家集权及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即便不是理想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最可行的策略选择。就其实质而论，尽管具有威权主义模式的倾向[15]，但我们要看到它试图以该模式推动多元民主；普京调整国家治理模式时所立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普遍性[16]221。不过，用民主和非民主的思维切割俄罗斯问题仍旧是西方话语的顺延，在明确界定俄罗斯的复杂转型性质和具体发展状态方面力不从心，我们借助国家治理视角来分析转型期改革在不同任期的具体化体现是极有必要的。

二、“可控民主”及其国家治理要素：“普京主义”改革的第一任期治理模式

“普京主义”下的俄罗斯转型，力图医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剧烈绞痛，以跳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摇摆和反复，朝着转型目标审慎前行。中国的治理适应型的渐进政治改革模式，基本解决了“如何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17]，而俄罗斯亦由东方专制主义与村社文化传统中找寻转型路径。早在2000年1月，“可控民主”一词被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特列季亚科夫率先用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之后成为俄罗斯国内分析普京政治举措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被操纵的民主”，因为除总统机构外，所有的政治机构政治变成“空洞的形式”，例如国家电视被国家控制，法律系统“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xi]。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仅仅是形式意义的判断，普京首先关注国家能否继续存在、政治制度是否独立，然后才能进一步谈及制度发挥作用的类型或方式。

普京本人在第一任期之初，尚未对民主问题有系统阐释，但特列季亚科夫等学者和民众已经认可“可控民主”在应对经济-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功能。从本质来看，这种治理方式确实具备选择性、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政治形式。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键点即人民的意志如何于国家治理模式中得到体现。除却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它强调了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传统性与特殊性，即经过校正的民主政治。从这一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可控民主”是一种既含有民主因素、亦具备集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其核心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18]。作为“普京主义”在第一任期的理念具体化，“可控民主”体现为一个不断加固中央权威、强化总统权力的政治过程，换言之，即不断加强总统和中央政府对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因此，“可控民主”处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交叉地带，重拾俄历史上威权主义的传统，适时回应了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的矛盾。

以下借助国家治理具体要素对“可控民主”的治理举措进行重新解释，有助于我们厘清“普京主义”改革对新世纪俄罗斯走上有序发展和政府合法性道路的重要功能。

第一，“可控民主”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打击车臣分离势力的举措，隶属于国家治理的决策权威要素。叶利钦时代“反市场”、“协商性”的联邦制[19]71，充分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型国家治理制度逢遇俄罗斯传统与现实后的严重形变。而“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将全国划分七个联邦区，原有联邦主体被震慑，有效地制止了地方分离倾向；地方直选被取消，联邦主体领导人经总统提名、由地方议会选举且报总统批准；联邦委员会成员改由各联邦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代表组成，增强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例如在议会改组中，团结党和“祖国运动”两个中派组织向“普京主义”妥协，合并为“团结和祖国”党，击溃俄罗斯共产党而跃居议会第一位；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在2003年末的议会选举中处于压倒性优势。不论西方非议与否，俄罗斯国内官员和民众大多支持普京改革联邦体制，强化重要国家政权垂直领导的各项治理措施[20]。而且，这些危机治理举措利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恐怖势力。普京第一任期几乎实现了联邦军队对车臣全境的控制，在消灭车臣非法武装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21]103，使车臣共和国归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的主体，随后车臣举行“议会和总统的民主选举，通过了车臣共和国的宪法”[22]673。

第二，“可控民主”改革行政体制、打击官僚腐败以提高政府效能的行动，实践了国家治理的行政能力要素。依照韦伯的标准来衡量，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官僚及行政管理体制显然与理性而有效的现代政府相去甚远，行政系统机构冗杂，各级政府间职权划分混乱且结构设置不合理[23]235-236。针对诸种行政管理问题，“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通过设立行政委员会，“分析国家现在履行的职能，只保留那些必要的职能”[24]606，处理各部委局4000多种职能的20%多余、10%重复设置及12%待削减问题，致力于整个执行权力机关系统的现代化。同时，成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开展全俄反腐肃贪运动，批准了大幅提高全体政府机关公务员工资的方案，建设一种有效的拟定、通过和执行决定的机制[25]60。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数据显示，俄罗斯2004年在全球腐败国家中处于第87位。

第三，解决寡头干政问题，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对应着国家治理的经济绩效要素。在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中，俄罗斯寡头阶层非法攫取大量国有资产，甚至干预国家领导人选举与重要政治经济决策。针对这种“契约式”转向“俘获式”[23]164的政治现象，“普京主义”改革重掌对媒体的控制，充分发挥国家安全与因特网的关联作用[26]195，改变寡头裹胁社会舆论与政府对抗的局面。国家用直接或间接控股方式“控制了俄罗斯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19]80；2001年实施《大众传媒法》，明确了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防止外国公司掌握控股权。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被追究经济犯罪责任，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27]，关键性的战略经济部门被接管，[xii]寡头们丧失了独立活动于政治领域的能力，难以染指国家政治。为保证俄罗斯市场经济转型的稳定和连续，并非要彻底变更叶利钦时代的激进私有化结果，它不提及“重新分配俄罗斯资产的问题”[xiii]，但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实现多种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的互补。同时，“普京主义”改革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配置结合起来[28]60，符合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民众利益，着力构建“可控的市场经济体制”[29]。2002年3月新私有化法生效，涉及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的十种私有化方式。

第四，“可控民主”探索俄罗斯新思想，促进社会价值观整合，回应了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要素功能。前苏联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崩溃后，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制度大大降低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度，此时需要一种思想观念或价值形态，既能基于俄罗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又能与诸多内化为国民普遍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互兼容。作为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现代性的承载体，俄罗斯新思想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支柱，以强国意识为核心内容，以国家权威为秩序源头。“普京主义”转型期的改革，将俄罗斯新思想视为社会价值观的整合手段，减小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形成社会共识。同时，它使“可控民主”开启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投资，缓解因激进变革导致的意识分化，为“主权民主”的最终诞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主权民主”与其国家治理要素：“普京主义”改革的第二任期治理模式

普京第一任期开创一系列“可控民主”的政治经济改革举措，整顿了日渐涣散的国家政权体系，突出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提升综合的国家治理能力。经过对叶利钦时代激进且低效改革伴生转型危机进行适应性的治理调整，俄罗斯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性问题有所缓解，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社会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加以改善。针对“可控民主”理念的治理模式，学界一派认为其缘于政治动荡背景的无奈选择和被动尝试，另一派认为是主动回归了原有专制传统和文化习惯。若假设建立在前种观点之上，则国家治理模式调整仅仅构成一种短暂的过渡；若基于后一种假设，“可控民主”那般持久生命力便在“主权民主”的形成过程（见表3）中显现无疑。本文支持传统回归的学术主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0]585。从该层面而言，作为“普京主义”在第二任期的理念具体化，“主权民主”可谓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历史宿命。

2005年4月28日，同样是特列季亚科夫在《俄罗斯报》发文首次提出“主权民主”一词。随后，为反击西方对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指责，消除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政治压力并抵御“颜色革命”以稳定政局，普京政权将“主权民主”塑造为“可控民主”观念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但是，“主权民主”所体现的重要意义，使它本身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范畴。制度的演化一般是按照由内在制度到外在制度、由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历史与逻辑顺序进行的，而外在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演化过程也就是政府出现并发挥职能的过程。“主权民主”代表了俄罗斯联邦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状态，它的提出是俄罗斯国家治理进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1]90。

就内涵而言，“主权民主”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来界定政治体制，内部主权的意义是基础和核心，并制约外部主权的意义，但外部主权的意义又加深了内部主权意义的认识。从内部主权的意义出发，“主权民主”思想性主要诠释了主权、民主及二者间关系三个核心问题。首先，主权完全独立是新世纪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联邦政府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为重点，打击经济分裂主义。其次，民主是一个动态过程——发展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俄罗斯发展成自由民主国家是我们主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32]180-181。第三，此二者概念的混合，彰显其异于叶利钦时代违背国家利益的虚伪民主。同时，这种国家治理体制使民众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主体角色，进而采取相应行动。

转型期的体制改革是一种动态化的博弈过程，普京及其团队在该过程中对共有信念进行自我维持是为了浓缩政治实践的信息，并进一步固化为一种新的机制[33]105。新机制形成后，虽然俄罗斯国内外对其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基本制度及其运行会对每个参与人决策发生影响。“主权民主”思想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正是起到这一关键的政治作用。针对新世纪俄罗斯的转型发展问题，我们尝试突破自由-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以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梳理“主权民主”的治理举措。

首先，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体系要素方面，“主权民主”组建了现政权的青年组织，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任何走向稳定的国家大多倾向守卫民族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开放型决定其不应被强加或灌输。于“普京主义”第二任期的治理过程中，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我们”组织和“青年近卫军”[34]260。二者主要参加群体为18-22岁的青年，以大学生居主导地位，受到普京政权的积极支持。其中，“我们”青年组织宣称以维护俄罗斯主权为己任，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对俄罗斯青年的侵蚀。联邦财政在专项计划开支（总金额高达两百亿卢布）的80%，投入该组织的创建经费。而“青年近卫军”由“青年统一”社会运动更名而来，广泛吸引年轻人。他们成功应对反政府青年群体，在防止“颜色革命”方面发挥战斗作用。“普京主义”满载历史主义观念[xvi]，借鉴历史的客观规律指导未来的国家行为。这种情境下的政治体制使国民挖掘到政治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上世纪90年代的虚伪“民主”不同，“主权民主”使俄罗斯对内避免了照搬西方民主而生的混乱，对外亦提高国家竞争力以保证政治统一。

其次，在国家治理的国家-社会互动要素方面，“主权民主”谨慎减缓社会改革进程，缓和政权与民众间的矛盾。“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畅通而有效的沟通以行政管理体系配套为基础，但更要关注个人或组织积极性。“普京主义”改革在居民福利方面未再出台新的方案；2004年国情咨文中提及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改革，以及2005年福利货币化改革，皆被延期或部分推迟[34]270。在私人资本方面，政府做出让步，将私有化交易的追诉时效期从目前的十年缩短为三年。这对叶利钦时代将住宅私有化的公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利于企业组织勾画发展蓝图，大胆地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35]60。

复次，在国家治理的决策权威要素方面，“主权民主”出台四大优先发展项目，设立社会院（见表4）。国家治理的决策依靠权威来执行，权威有效性的改进需要建基于公民有序参与的扩大。“普京主义”改革在放慢社会经济领域宏观改革的同时，于2005年9月出台了有关教育、住房、医疗、农村四大领域的国家优先项目以争取民意。这些举措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总统支持率重新升逾70%。2006年启动新的俄罗斯社会院，其主要任务在于提出公民倡议，监督国家权力机构，对宪法修正案和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法案进行鉴定[36]。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的社会机制由此而生，完善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公民对权力机关的监督。

再次，在经济发展政策绩效要素方面，“主权民主”加强经济立法，深化产权改革，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发展增多了国家可支配资源，国家治理能力与之正相关。在“普京主义”转型改革过程中，继第一任期《税收法典》、《国家土地法典》（农用土地可自由买卖）、《中央银行法》等修订工作之后，2006年通过《商业组织直接投资秩序法》、《公路付费法》、《组织市场和交易所贸易法》、《自然垄断法》等多部维护经济秩序的法律[37]70。《2005-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对减少国有独资企业、股份制转型等作出规划，提出资源型、投资-出口导向、创新导向的发展方案[38]190。同时，吸引外国投资和“入世”工作也循序开展，俄政府外国投资咨询委和经贸部连续三年对155家跨国公司高层领导进行调查，94%欲继续扩大对俄业务，91%在之后三年内增加对俄投资。

最后，在国家治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要素方面，“主权民主”关注社会与经济问题，打击腐败，强调民生[39]70。市场经济需要国家作为主体控制社会再分配问题，给予弱势群体基本保障。如果将“普京主义”改革2004年国情咨文视作经济纲领，2005年咨文为政治宣言，那么，2006年咨文则承担社会民生功能。对俄罗斯国际分工及其于新国际关系体系的位置问题进行阐述之后，咨文指明了国家在国计民生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重点即人口与军事问题。既然俄罗斯已针对性地消除国家建设与社会领域的显性偏差，则于规划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时重点考虑社会的阶段性现状是极为必要的。

四、结论

“普京主义”下战略性渐进改革的国家复兴战略，拥有稳定且广泛的民意基础。作为这种改革理念在不同任期的具体化体现，“可控民主”及其发展延续“主权民主”，阶段性地适应并推动着转型期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进程。西方学者以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对新世纪俄罗斯的转型发展评头品足，未能顾忌“普京主义”改革举措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精英的分析评论，此举是否有失学术公允？继叶利钦时代激进的自由民主失败之后，俄罗斯妥善平衡了个人价值保护与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发展潜力[40]17，作为一个初具民主制度的大国，选举民主的立国之基已经难以被撼动[41]396。透过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一步步调整，“普京主义”转型期改革使俄罗斯有机会探索到切合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

因此，我们应当突破易被固化的自由-民主理论视角，搭建更高层次的中西方对话交流平台，以期跳出反复无常的学界争论。将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应用于“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的治理举措，很好地解释了俄罗斯转型问题。来自民主原则表现形式和民主机构运行方式的差异，并不能够否定其于现代文明社会演化出来的民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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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dwin Bacon and Matthew Wyman. Contemporary Russia: Second Edition[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9] Richard Sakwa. The Crsis of Russian Democracy: The Dual State, Factionalism and the Medvedev Succes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40] 郑羽.新普京时代（2000~2012）[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1]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M].唐贤兴,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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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作者简介：刘凌旗，女，山西运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中国政府与政治。

[ii] 刘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人民网2011年12月4日。

[iii] 陈志新：《俄中选委正式宣布普京当选新一届总统》，人民网2012年3月9日。

[iv] “Bush and Putin on Democracy, Political Debate and Iraq,”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2005.

[v] 在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是与共产主义复辟思想和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普京主义”出于当前对俄罗斯政治发展全局的考虑，已经将保守主义政策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化了。详见刘淑春.当代俄罗斯政党[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13.

[vi] 在国家复兴战略的框架内，“统一俄罗斯”党将承担十项义务，涉及民生、医保、教育、生产、法制、社会监督等。详见李兴耕.以”主权民主”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07(2).

[vii] 1999年8月，以巴萨耶夫和哈塔卜为首的车臣武装分离分子先后两次入侵临近的大吉斯坦，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8月31日、9月9日和9月13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在莫斯科先后制造了三次针对平民的爆炸事件，及其俄民众的极大愤慨。

[viii] “自由之家”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由温特尔威尔基和埃莉诺罗斯福建立于1941年，当时旨在反对欧洲的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现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的研究和支持。但该组织80%的预算来源于美国政府。

[ix] 有关徐湘林教授提出国家治理六大要素，详见徐湘林.转型中国的结构性稳定与体制变革——以国家治理为视角[A].北京论坛（2011）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协商民主与社会和谐”政治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C].2011.

[x] 旨在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战略，是俄罗斯改变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手段，具体包括国家管理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力资本竞争力等。参见庞大鹏.观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64。而“普京主义”的经济重点主要为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卢布自由兑换以及能源安全问题。

[xi] Robert Cottrell, ”Putin Maintains His Overall Domination,” Financial Times, April 15,2002.

[xii] 2001年，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梅德韦杰夫担任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2002年6月，总统顾问伊万诺夫担任军工集团阿尔马斯-安泰防空武器康采恩董事会主席；2003年4月，外事顾问普里霍基科担任战术导弹武器集团董事长；2004年6月，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担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9月，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担任石油产品运输公司董事长，总统顾问伊万诺夫担任俄国家民航公司董事会主席。详见马兴.普京痛下决心推新政,弃西方模式学中国经验[Z].国际在线,2004.10.08.

[xiii] 不实施“重新国有化”，来自于普京1999年11月22日在全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xiv] 该文鲜明地提出，主权民主指公民有权自己决定本国的政策，可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方式来维护此项权利免受外来压力；主权民主是俄罗斯国内制度的精髓。

[xv] 苏尔科夫在报告中说：“俄罗斯将成为主权民主的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将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它将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高度文明的国家。它将拥有对世界政治施加影响的杠杆。它作为自由国家，将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

[xvi]吕宁思：《普京雄心不小欲再现历史辉煌》，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2012eluosidaxuan/content-2/detail_2012_05/10/14435444_0.shtml，2012年5月10日。